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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四大书院”，是一个由南宋的书院建设者提出的概念，不仅其所指各不相同，其称呼也有“四书院”与“三书院”“五书院”的差异。但推究其实，它只是宋初书院影响之广、声势之大的代指，集中体现了宋初书院替代官学的作用，以及由此而被强化的教育教学功能。
“天下四大书院”之说，虽始于南宋，但各家所指却有不同，其表述也有四书院、书院四、天下四书院、天下四大书院，以及实列而不明言等种种差异。谨就见闻所及，将各家各说叙录如次，希望读者在还原历史场景的阅读中，和我们一起体悟先人们在努力建设书院时提出此说的良苦用心。
最先提出此说的是范成大。乾道九年（1173）二月，范游石鼓书院，因其地为山水名胜，又有其“家兄”所建武侯庙，于是，这位大诗人就将其见闻记入他那游记性质的《骖鸾录》中。或许是这段文字太优美了，后世学人将其摘出单行，以《石鼓山记》为名。其称：“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石鼓，山名也。”
徂徕为石介所建，在山东徂徕山。金山即茅山，在南京，侯遗所建。岳麓即岳麓书院，在长沙。很显然，诗人钟情者在山，称石鼓有“大约如春秋霸主”的地位。因此，其所列天下书院，皆与山有关。
第二个提到四书院的是吕祖谦，时在淳熙六年（1179）。吕为理学名家，建有丽泽书院并在此讲学，其名与朱熹、张栻相齐，并称“东南三贤”。当乾道初年朱熹访学岳麓，与张栻会讲之后，就有很强的书院情结，特别是任职南康军见到宋初曾得到皇帝赐书的白鹿洞书院被废弃时，毅然修复院舍，聚徒讲学。为记其事，商请吕祖谦为作《白鹿洞书院记》。其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透过学术缘由，考诸史实，而且吕氏之文，实本朱子之意，将白鹿洞书院列入四书院，大有为讲学张本、为朱子鼓呼之良苦用心在
，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扩大正在建设中的白鹿洞书院的影响。
范、吕同处南宋前期，时在理学家谋求发展、属意书院、倡导讲学之秋，或因见识所限，或因所学不同，二人虽同为名人，同谈宋初四书院，且相隔只有六七年时间，但达成共识者仅有岳麓一院，反映了人们在对四书院的认同上还处在探寻阶段。
第三个提到的是王应麟。他运用了大量史实材料，其结论为：“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老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白鹿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十分明显，王氏采用吕说，其文字亦多移录。但王氏毕竟以史学名世，精于考订，其说多引档案、奏疏、诏令为证，而且在白鹿洞名下系以雷湖，岳麓名下系以湘西、南岳、石鼓之事，又透露出史家的不同信息。这说明，吕说此时已成“公论”，虽史家有不同看法，也只能曲为表述。
第四个提到的是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他以宋遗民的身份从事《文献通考》的编纂，有时间和条件收集前人各家之言。或许正因材料太多，难于取舍，才导致其一书二说的矛盾。卷四十六《学校考》有“天下四大书院”之目，下列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之事。但是到了卷六十三《职官考》，其“宋初四书院”目下，所列名单就改作白鹿洞、嵩阳、岳麓、应天府了。
叙述至此，我们已经明了，“四书院”之说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最先是范成大游船停泊石鼓的诗性之说，四者皆以山名，明显有钟情于山水的诗化特点，《石鼓山记》也以优美的散文被载入史志之中。随后是理学家的定义，有着明确而理性的目的，在书院讲学成为一种事业的追求，“四书院”也就被赋予了更多的学术意义，甚至成为一种符号与象征。理学家经历磨难而最终得势，当初的刻意提议，自然就变成了垄断性的话语。
因此，吕祖谦的说法就有了很强的权威性，长时间被大家所信奉，成为一种强势之说。虽然，自此而降，流行的主要是理学家的说法，但后来的史学文献之家还是以存疑之举、“微言”之笔提出了异议。此其一。
其二，“四书院”之说各说各话，但在南宋主要还是三种组合：徂徕、金山（茅山）、岳麓、石鼓；嵩阳、岳麓、睢阳（应天府）、白鹿洞；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三组共12所书院，除去重复，实际列名“四书院”者只有岳麓、石鼓、白鹿洞、金山、徂徕、睢阳、嵩阳7所书院。
其三，“四书院”所指各不相同，其中唯有岳麓书院被各家所共同指认，得称天下四大书院之首，则当之无愧。
当“四书院”之说纷纭盛行之时，南宋的学术界还有“三书院”“五书院”说，与之对应并行，但“三书院”之说长期被“四书院”之说所掩盖，无闻于后世。明确提出“三书院”的是吴泳。淳祐六年（1246），吴泳作《御书宗濂精舍跋记》，其称：“臣尝考国朝建立书院隶于今职方者三，潭曰岳麓，衡曰石鼓，南康曰白鹿洞，皆繇上方表赐敕额，盖所以揭圣范崇道规也。”
“三书院”和“四书院”一样，是南宋的书院建设者树立的榜样，也是为了将自己的行动合法化甚至神化而提出的一个符号象征。
推考“三书院”之论的由来，则与倡导书院运动的理学大师朱熹有关。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为石鼓书院作记，其称：“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三书院”所指高度一致，界说清楚，从来就指岳麓、石鼓、白鹿洞，而且又张本自朱熹，依常理而论，应该彰显而流行。但后来的史学文献之家如王应麟、马端临等偏不钟情于“三”，而取众说纷纭的“四”。于是，“三书院”之说失传，尚待本书重揭于世，“四书院”之说则成为宋初著名书院的代名词而得以通行。
“五书院”之说见于南宋人吕大中《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其称：“国家肇造之初，为书院者有五，曰嵩阳书院，曰石鼓书院，曰岳麓书院，曰应天府书院，曰白鹿书院。今嵩阳、应天二书院不可考，而石鼓书院淳熙中得潘侯畤而复兴，岳麓书院又得张、朱二先生振之。”
考“五书院”之说，其义有二：一是并取石鼓、嵩阳二院，而不作二者取其一的选择，则“五书院”实为“四书院”之说的折中版；二是南宋时期，北方嵩阳、应天府二书院沦于金人治下而不可考，五书院去二，实际仅存岳麓、石鼓、白鹿洞三书院，故“五书院”说又可视作“三书院”之说的扩展版。
无论是“三书院”“四书院”，抑或“五书院”，越过门户之见，它所代表的仅是一种称谓而已，其所指称者，无非就是说，宋初有那么三家或者四家、五家书院可以称闻天下。今统计三、四、五家各说，除去重复，计有岳麓、石鼓、白鹿洞、嵩阳、应天府、徂徕、茅山七书院，它们是南宋的书院建设者所认定的宋初天下著名书院。以下我们将和读者一起，翻阅历史画卷，领略这些天下名院的风采。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唐末五代时僧人智璇在此建屋聚书，召集士子读书其中。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接管智璇设立的办学设施，扩充规模，增置图书，创立书院，设有讲堂5间，斋舍52间。咸平二年（999），李允则继任潭州太守，扩建书院，并奏请朝廷赐书，奠定了岳麓书院由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部分构成的基本格局，强化了教育教学功能的书院规制，促成了湖湘坚持兴学、发展文化事业的社会风气，建立与礼乐之邦洙泗、邹鲁比高的自豪感。这种风气和心理机制的形成，正是岳麓书院在三兴官学运动中得以保存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中祥符五年（1012），周式任山长。他是岳麓书院可考的第一位山长，也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早的山长之一。周式在岳麓书院聚集数百名生徒相授受，可以树为榜样，自然引起了最高当局的重视。于是，真宗皇帝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见周式于便殿，拜其为国子监主簿，给一个普通的书院山长以极高的礼遇。但周式心系岳麓，执意还山，真宗乃赐给对衣鞍马、内府秘籍及御书“岳麓书院”匾额使归教授。于是，岳麓之名称闻天下，鼓笥登堂者不绝，岳麓书院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得以完全确立。自此至北宋末年，岳麓书院一直兴学不断。所不同的是，它曾一度以“潭州三学”著称于世，确立了高等学府的地位。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白鹿洞，由五代时期的庐山国学发展而来。北宋初年，江州地方士人开始于白鹿洞建书院。太平兴国二年（977），因前来求学生徒日众，时任江州知州的周述向朝廷请赐国子监九经，以供生徒学习。咸平五年（1002），宋真宗命地方官员修缮白鹿洞，塑孔子及十弟子像。皇祐五年（1053），孙琛就白鹿洞故址建学馆10余间，以教四方学者。然而，据书院史著名专家李才栋先生考证，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院三起三落，连续办学时间前后相加仅有9个年头，生徒人数只有数十人，规模不大；师长声望不高，社会影响不彰，其名尚不得与东佳、华林、雷塘鼎峙江南东西路的三所著名书院相提并论。因此，除了起始较早，基础较好，曾受朝廷赐书之外，实不能称为大书院，宜乎范成大不将其列名宋初四书院之中。白鹿洞真正成为海内名书院，是南宋淳熙年间朱熹重建并讲学，订立学规，请朋友吕祖谦作记以后才有的事情。白鹿洞的声名鹊起，实乃南宋理学家推广之功。
石鼓书院，在衡州石鼓山。唐代元和年间，李宽建院读书其中。宋至道三年（997），郡人李士真向郡守申请创建书院于李宽结庐读书之地，以为衡阳士人肄业之所。景祐二年（1035），集贤校理刘沆知衡州，上疏请赐“石鼓书院”匾额。在官学运动中，它被改为衡州州学，故史志多有“石鼓书院实州学”的记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书院替代官学的实际情况。熙宁年间，知州王中和延聘秀才陈胄为山长，其学行文章皆为人称道，被谪居雁城的前宰相刘挚引为知己，诗文唱和，弦歌相守，并命两子从其问学。
应天府书院，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城西北。其前身是“睢阳学舍”，五代后晋（936 —947）时戚同文讲学之所。大中祥符二年（1009），郡人曹诚就学舍旧址建屋聚书，捐给政府，真宗赐额“应天府书院”。因戚同文人称睢阳先生，且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故历史上又称其为睢阳书院、南京书院。景祐二年（1035），改为应天府府学。庆历三年（1043），改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更高于地方一般官学，而与东西两京的国子监鼎足而立，交相辉映，成为官学运动中的一个亮点。
嵩阳书院，在洛阳登封太室山麓。原名太乙书院，五代周世宗时建。宋至道二年（996）七月，朝廷赐额太室书院及印本九经书疏。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增赐九经。景祐二年（1035），敕西京重建，改赐“嵩阳书院”额。宝元元年（1038），赐田十顷。庆历兴学以后，渐至废弃。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等先后讲学于此，一时名流聚会，养成书院与学术相结合的传统，其时院中学生常有“数十百人”，奠定了洛学的规模。
茅山书院，又作金山书院，在江宁府金坛县三茅山。宋初处士侯遗创建，教授生徒，并自营粮食，讲学十有余年。仁宗时期，王随知江宁府，奏请于茅山斋粮庄田内拨田三顷，以充书院赡用。侯遗卒后，室空徒散，书院渐废，其地遂为崇禧观所占，直至南宋端平年间始异地重建。
徂徕书院，在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徂徕山长春岭。石介建以讲学之所，因此，人称石介为徂徕先生。其实，石介致力最多的不是徂徕书院，而是为其老师孙复所建的泰山书院。在徂徕书院他们讲学读书近十年，集合一批学者，开创了书院与学术道统相结合的传统。
叙述至此，我们可以作一小结：在宋初80余年间，分布于南京、西京、潭州、衡州、江州、江宁、兖州的“天下四大书院”，抑或“三书院”“五书院”，依凭着中央与地方官府这样一个强大的权力资源，扮演着替代官学的角色，它们和位居京师开封府的国子学一起，实际构成从地方到中央的官学体系，承担着国家最主要的教育任务。这种状况，从太祖朝一直到仁宗景祐年间先后改书院为州府学时才开始改变，到庆历兴学时基本结束。此其一。其二，“四大书院”替代官学数十年之久，挟其影响全国的显赫声势，强化了书院的教育功能。从此，具备学校性质的书院成为主流，招收士子肄业其中成了书院最主要的功能，办学与否成为区分书院是否正宗的依据，影响所至，人们遂以教育教学为书院最主要的功能。其三，替代官学的宋初四大书院，可以视为中国书院教育制度基本成立的一个标志。作为一种走向成熟的教育制度，书院包含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基本规制。这一点以号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最为典型，它在咸平年间的李允则时代就已经确立，时在公元10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