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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官学的角色，不仅使书院在宋初获得声闻天下的显赫，而且也强化了书院教育教学功能，对书院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前所述，宋初士病无所于学，趋之书院，官病无所于养，取之书院，殊途而同归，经过官民双方的共同努力，书院得以蔚然而兴。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此时的书院必然会以教学为主，教育功能得以强化。
书院和科举结合，是其强化教育功能的最大表征。这种情势下的书院下系于民，而上通于官，既是民众的求学之所，也是官府的养士之场。民间进入书院以读书应试而扬名者不少，前述湘阴县民邓咸所建笙竹书院，就是典型一例。它以训育族中子弟为主，并接纳四方游学之士。当其时，湖北江夏冯京、安州郑獬二人负笈其中而双双高中状元，成为科场盛事和士人的“美谈”，笙竹书院因此成为科举圣地。于是，加强教育，重视教学，培养更多的“状元”，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笙竹书院的自觉追求。此则社会期许使然，强化教学成为书院的必然选择。
与湘阴邓氏以书院外显四方而族内似不盛不同，分宁（今江西修水）黄氏则是内外皆盛。史志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黄中理以江南大族掌门人的身份，广聚图书数万卷，建樱桃洞、芝台（亦作芝兰）二书院，由其长子茂宗（字昌裔）主持，令子弟读书其中，并广招四方之士，乐助其学。茂宗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其时正是宋真宗皇帝召见“以义行著”的岳麓书院山长周式，赐给其官、书、院额的时候，或许受其影响，他出任崇信军节度判官后，即辞官归家，专任家中二书院教学，以其“才高笃行”，深得院中黄氏子弟及其他生徒崇敬。由于训导有方，其平辈兄弟茂懿（滋）、茂询（湜）、茂伦（淳）、茂锡（涣）、茂先（灏）、茂逸（浃）、梦升（注）、子元（渭）、茂实（浚）皆登甲科，一时远近闻名，号称“黄氏十龙”，而且影响长远。差不多200年之后的南宋人袁燮，在为分宁黄氏后裔黄荦撰写行状时，仍然称颂有加：分宁黄氏，“以儒学奋一门，兄弟共学于修水上芝台书院，道义相摩，才华竞爽，时人谓之十龙”
。是书院与黄氏兄弟因科举盛名而称闻天下者近两个世纪。
官府视书院为养士之所，以应天府书院的事例最为典型。它的院舍虽由士人捐建，但其成立则是奉诏行事，教学管理皆由朝廷命官主持，学生享有解额特权。天圣三年（1025），应天府书院增加解额三名，到地方乡贡之年，书院学生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更多。应天府书院即为科举考试的准备场所，如何教学生应试就成了平时教学的一项主要任务。而且该院办学几十年，学生累捷于科场，发迹成名者不绝于时，颇有成就。曾主掌书院教学两年，后来又主持庆历新政大兴官学的范仲淹，在作《南京书院题名记》时，其所津津乐道者也就是科场题名，文称：
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观乎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宜观名列，以劝方来。登斯缀者，不负国家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不忘朋簪之善导，孜孜仁义，惟日不足，庶几乎刊金石而无愧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视此而兴，济济群髦咸底于道，则皇家三五之风步武可到，戚门之光亦无穷已。
诚然，除了对“魁甲英雄”的称赞之词和对“相继登科”的期许之外，范仲淹在这篇书院记文中还提出了涉及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等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教学内容包括经义和文学两大部分，“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各有各的用处，也各有各的境界。无论治经抑或治文，都得追求博涉九流百家之说，只有做到“聚学为海”，才能“九河我吞，百谷我尊”。至于书院办学目标，以科举为通向廊庙之路，无论进为卿大夫，还是退为乡先生，皆得心忧天下，道乐古人。唯有如此，才能不负国家，不孤师门，“使天下庠序视此而兴”。非常明显，在范仲淹的理想中，应天府书院就是“天下庠序”的样板工程，其所反映的教育概念大至有三：一是以经义、文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且讲求博涉；二是以培养廊庙之器为教学目标，进而心忧天下，退而道乐古人，是一个理想的人才标准；三是赞赏魁甲英雄，主张教育学生的方式与录取进士的科举相互结合。应该说，这就是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两年多教学实践中构想出的一种理想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既写实了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也为他日后主持庆历兴学提供了改革蓝本。
总之，宋初书院无论官私，大多以替代官学的身份，围绕着科举考试组织自己的教学，强化了自唐代以来即有的教育功能。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还体现在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基本规制的形成，书院内部结构日趋完备，藏书、祭祀、学田为教学服务。有别于唐五代书院同类功能的发展变化等其他各个方面，并且在以四大书院为代表的宋初书院中有极生动多彩的表现，有关情况在下一节中作详细介绍。
统计数字也能反映书院教学功能的强化。据白新良先生称，北宋71所新建书院中，具有教学职能的不下21所，而像初期书院那样以个人藏修读书为目的的书院却只有10余所。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书院教学功能已经明显成为建设者们追求的主要目标。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被强化的教学功能，决定了后世书院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招生授徒，可谓影响深远。然而，也正是这种强化了的教育功能，引发世人仅仅将书院视作教学机构的错觉，甚至有将非教学的书院强行打入另册的做法，这对研究书院文化是有害的。作为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书院所蕴含的内容是极为丰富多彩的，有众多的文化功效，我们不能将一种在特殊时期受到特别夸大的功能当作其全部功能看待。事实上，北宋后期书院的发展也出现了自别于教学一途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