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书院教育的出现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教育传统的国家，在书院教育出现以前，它由依靠政府支持的官学与扎根于民间的私学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教育体系来实现教育的。按照权威的解释，官学是古代官府举办、管辖的学校。由朝廷直接举办、管辖的称为中央官学，如西周的国学，汉代的太学、官邸学、鸿都门学，唐代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弘文馆、崇文馆，元明清的国子监等。由地方官府按行政区域在各地方设置的学校称为地方官学，如西周的乡学，汉代的郡国学，唐代的府州县学，宋代府州军监县学，元代路府州县学及社学，明清府州县学及卫学、社学等。 私学是与官学相对的由私人创办的学校。私学始于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国曲阜城北设学舍，以讲诗书礼乐。战国时，诸子蜂起，私人讲学之风大盛。汉代私学中属于启蒙教育者有书馆，传授经学者有精舍（一称精庐），又有“世传家学”。隋唐以后，名称益繁，有家塾、经馆、义学、私塾、村塾、冬学等。由此可见，依历史顺序而言，是先有官学，后有私学。而自孔子杏坛讲学，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开创私学传统之后，私学即与官学长期并存，由春秋而至隋唐皆然，千百年不变。直到唐宋，书院出现并形成为一种教育制度之后，官私两学并立的局面才被官学、私学、书院三者鼎足的形势所取代。

书院是雕版印刷技术出现，书籍可以成批量生产，读书人增加，社会识字率提高之后，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由读书人自己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文化教育组织。书和读书人是其最核心的两个要素。

书院产生于唐代，其起源有官民两途，即中央政府管理图书典籍的机构和读书人的书斋。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书院最先出现于民间 ，最初它只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分布在今陕西、山东、河北、湖南的蓝田瀛洲书院、临朐李公书院、满城张说书院、攸县光石山书院，是唐代最早的四所民间书院，其中尤以光石山书院的记载见于唐人碑记而最为可靠。民间书院出现不久，就将其服务范围从个人扩展到众人，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开始了传道授业的教学活动，其典型的例证是创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的福建漳州龙溪县松洲书院。松洲书院办学时间有十年以上，可以视作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作为我国第一所教学功能比较齐全的书院，松洲书院出现的意义在于它以士民和生徒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成功地将读书人的书斋引向服务公众的道路。从此，私人书斋和公众书院就有了比较清晰的分界线。后来无论唐诗还是地方志中所记录的书院，大多不为读书人个人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书人在书院开展活动成为一种日益明显的趋势。

到唐玄宗时代，当书院在民间出现、发展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央官府也开始注意到这种新生的文化组织，于开元六年（718）起在东都洛阳及京城长安先后创建丽正修书院，十三年（725）又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京师官府书院以刊辑古今经籍，辨明邦国大典，而备皇帝顾问应对为主要职责，“凡天下之图书遗逸与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唐玄宗与张说等一代君臣，在书院开展了修书、校书、讲学、问政、宴饮、奏乐、赋诗等各种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书院沿袭汉魏以来秘书省职掌著述、校理图书的政府功能，结合唐代政治、学术、文化发展的需要，这是唐代丽正、集贤书院出现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书院的另一个源头所在。在书院发展史上，官府书院有着将千百年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彰学术的经验传输给新生的书院组织的桥梁作用，它在承认、肯定书院这一新生于民间的文化组织的同时，又赋予了其新的文化功能，使它在获取民间传统之外，又继承了一个来自政府的传统。从此以后，书院就在民间和政府这两大力量体系或单独或交织的影响之下开始了其辉煌的发展历程。

唐代民间书院至少有 49 所，再加上东西二都丽正书院 3 处，集贤书院5 处，官民两者合计，唐代书院总数已有 57 所之多。合而观之，这一时期书院具有多种文化功能，虽然教育功能只是其中很不起眼的一部分，但官民两类书院中或讲学或教学，皆有养成人才之效，尤其是高安幸氏桂岩书院、德安陈氏东佳书堂（又作东佳书院、义门书院）或开馆授徒，或藏书教学，纯然是一个教学机构，它们和前述龙溪松洲书院，已经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学校性质。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混乱达半个多世纪。但乱世中的士人并没有沉沦泯没，他们或读书林下以潜修养性，或结庐山中以藏书聚徒，在民间先后创建书院 12 所，兴复唐代书院 1 所，而且多数政权的中枢机构依然设立了集贤书院，设有学士诸职，继续着唐代以来固有的职能。 民间 13 所书院中，明确记载有教学活动的有 8 所，占总数的 61.54%，比例已经相当大，说明学校性质的书院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在这些学校性质的书院中，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匡山书院因曾得到后唐皇帝的赐额褒奖而引人注意。敕书中有“朕惟三代盛时，教化每由于学校；六经散后，斯文尤托于士儒。故凡闾巷之书声，实振国家之治体。前端明殿学士罗韬……寻因养病，遂尔还乡。后学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益，俗成东鲁之区。朕既喜闻，可无嘉励？” 等语。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由皇帝发布的表彰书院的文告，意义非凡。首先，它标志着中央政府对民间书院的正式承认，书院从此具有了合法性。其次，政府对书院的认同，在于它有托斯文、裨风教，即能“振国家之治体”的学校功能，这表明自唐代龙溪松洲书院开始的教学活动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肯定。这是最高统治者对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首次认可与支持，可以视作书院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然而，五代的书院毕竟太少，后唐统治的时间太短，而且影响的范围也太小，中国书院教育制度的真正确立还要留待宋代的读书人来完成。

从宋朝建立（960）至庆历四年（1044）诏令天下兴学以前，八十四年间，书院替代官学运行，其教育教学功能得到强化，是中国书院教育制度得以确立的重要阶段。赵宋政权建立于战火之中，唐末、五代十国近百年的战乱，已经将盛唐时期建立的中央二馆六学和地方州县乡里之学等一整套学校教育制度破坏殆尽，斯文一脉仅存于逃祸山林的文人儒生。宋立国之初，除了恢复国子学之外，其他中央和地方官学皆无力顾及而任其瘫痪。这至少带来了以下两个矛盾：

首先，久乱初平，海内归一，穷居草野而无由显身的士人纷纷要求就学读书，这就形成了就学与无学可就的矛盾。于是，读书人沿袭前代做法，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聚书建院而群居，如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所记，“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 石鼓、岳麓、白鹿洞等著名书院类皆如此，聚生徒数十或数百人，可以满足人们的求学愿望。其次，新政权建立之后，需要大量人才为之辅佐治理，但官学不修，无处养士，人才的供需即成为矛盾。政府既然无力在短期内恢复官学系统造就治世之才，就只得转向民间，求助于唐代以来士大夫聚讲的书院和精舍了。因此，宋初八十余年的文教政策就是一面提倡科举，成倍地增加取士名额，一面鼓励书院，让其充当官学的角色，承担起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主要任务。

士病无所于学，趋于书院；官病无所于养，取之书院。殊途而同归，经过官民双方的努力，以上两个矛盾得到了暂时的解决，而书院也在北宋蔚然兴起。据白新良先生的统计，全国明确记为北宋所建的书院有 71 所，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唐五代书院数的总和。

最能体现北宋书院替代官学角色的是曾名列天下四大书院的宋初几所著名书院。北方以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为例。应天府书院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二十四日奉诏兴建的，当时赐有院额，其院舍则为曹诚捐资改建宋初讲学名人戚同文旧居而成，“有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卷”。曹诚因为“愿以学舍入官”，而被任命为书院助教，院务则令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持。是院舍虽由士人捐建，但书院之成立则完全是中央政府诏令所致。天圣三年（1025），“给予解额三人”，即书院在地方乡贡之年，可以推选三人直接参加科举考试。天圣六年（1028）九月，任命王洙为书院说书。明道二年（1033）十月，又设置讲授官一员。 可见书院管理与教学皆由朝廷命官主持，学生享有解额特权，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范仲淹作《南京书院 题名记》，有“观夫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等称赞誉美之词 ，更能反映出应天府书院与科举关系甚深。此则书院代为官学养士，科举取士于书院的有力例证。两年之后，即景祐二年（1035）十一月初一日，书院奉命改为应天府府学，赐田十顷，终于名与实归，结束了其近三十年替代官学的使命。

南方潭州（今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则更为典型。开宝九年（976），知州朱洞创建岳麓书院于岳麓山抱黄洞下，以待四方学者，“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咸平二年（999），知州李允则扩建，“外敞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请辟水田以供春秋之祭祀，奏颁文疏而备生徒之肄业。咸平四年（1001）二月二十日，李允则以书院有生徒六十余人，请国子监赐经史典籍，以为讲诵之资。大中祥符五年（1012），山长周式以行义著，教授生徒数百人，知州刘师道再度扩建院舍。大中祥符八年（1015），其事闻于朝，真宗皇帝在便殿召见周式，拜为国子主簿，使归教授，并赐院额，增赐皇宫内府藏书。是为亘古未有之殊荣，岳麓于是名闻天下，鼓笥登堂者不绝于途。天圣八年（1030），山长孙胄因漕臣黄总之请而授以官。后来，兴官学，推行三舍法 于地方，岳麓书院遂与湘西书院、潭州州学连为一体，号为“潭州三学”。生徒以月试积分高等，由州学而湘西而岳麓逐级递升，岳麓书院地位已在州学之上。

其他如衡州石鼓书院、江州白鹿洞书院、江宁府茅山书院、西京嵩阳书院，因地方政府之请，朝廷多有垂顾，或赐书，或赐额，或赐田，或封官嘉奖，皆得有名于世，成为影响一方的教育机构。

叙述至此，我们可以作一小结：在宋初八十余年间，分布于南京、西京、潭州、衡州、江州、江宁的“天下四大书院”，依凭着中央与地方官府强大的权力资源，扮演着替代官学的角色，它们和位居京师开封府的国子学一起，实际构成从地方到中央的官学体系，承担着国家最主要的教育任务。这种状况，一直到仁宗景祐年间先后改书院为州府学时才开始改变，到庆历兴学时基本结束。此其一。其二，“四大书院”替代官学数十年之久，挟其影响全国的显赫声势，强化了书院的教育与教学功能。从此，学校性质的书院成为主流，招收士子肄业其中成了书院最主要的特征，办学与否成了区分书院是否正宗的标准，影响所致，人们遂以教育教学为书院最主要的功能。其三，替代官学的宋初四大书院，可以视为中国书院教育制度基本成立的一个标志。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教育制度，书院包含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基本规制。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从书、读书人、书院，到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到书院教育制度的形成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书院教育制度的完善是由南宋理学家们完成的，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等大师的经营，使书院教育制度富有理性，充满理想，更具活力。有关情况，论者多有涉及，此不赘言。 lH4SntbbSXrL122xiqgi8ZfrqY0zl/tMUJpf495TAd9jMNanzCfeMln9SQdE3M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