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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城镇极少，绝大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广大的乡村山寨，他们远离城市，生活自给自足，加上交通设施极为落后等原因，很多人一生一世都难得进府、州、县城一次。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就在乡村山寨间创建书院，令乡民子弟就近入学。我们把这种不建于中心城市或其近郊而就近招收乡里子弟肄业的书院称作乡村书院。它有两个界定，一是建在乡村，二是以一乡一村或几个邻近的村社为招生范围。乡村书院的创建有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某个有力之人单独创建以教乡人。如江西广丰县杉溪瑜山书院，宋提刑俞掞创建，“集里之贫士读书其中”。
江西吉水县文昌乡文昌书院，“元翰林编修王相创建，以教其乡之子弟及四方从游者”。
河北深泽县北乡东故罗村乐善书院，元至正五年（1345），“乡人杜儒建以启一乡子弟。当时抠衣环听者动以百人，顺帝闻而义之，授雷州路教授，赐今名”。
这类书院的院址一般都选在创建者所在的村庄，受惠者则首先是其家中子弟及族人，然后才是乡人子弟。实际上它是前述家族书院的延伸，由一家推及一族，由一族推及一乡，范围越来越大。由于乡村聚族而居的现象特别普遍，一个自然村寨的人同姓同族者比比皆是，所谓族人往往也就是乡人了。
第二种情况是，以某个人为主倡建，众人响应共襄其成。如攸州（今湖南攸县）凤山书院，在州城东南一百四十余里的凤岭，元元贞二年（1296），谭渊“以其里之士距州几二百里，庙学瞻仪讲肄之弗及，度地凤山麓为书院，面峙三峰，罗浮江发源其下，属禹洞之水，与攸水会而西，山水明秀，朋来宜之，乃捐田百亩，又率亲友欧阳发炳、赵宜孙、刘忠节益田百五十亩，以资廪膳。潭州总管赵公全行县，躬为相牒之府，以凤山书院为额，凡里中之士隶焉。崇门严严，燕居申申，东西序祀先贤，枕山为堂曰明德，笾豆几席，舍庋庖湢既具既戒。大德元年（1297）八月朔行释奠祀，前进士黎君桂肇开讲席”（《凤山书院记》）。
凤山是元代一个带有官学色彩的乡村书院，其创建之由、环境、规制等皆可从所引文字中概知。一般来讲，凡建在乡里，地方志中载明由邑人、乡人、邑绅、乡绅某某“倡建”的书院，皆属于此类。如清代湖南茶陵州（今茶陵县）即有四所这样的书院：“大湖书院在州北潞水上坊，庠生颜可象倡建”，“龙湖书院在州上一都，咸丰元年谭叙伦倡建”，“鳌峰书院在州下十一者，咸丰五年李春辉倡建”，“范乐书院在州二十三都，蓝纯夫倡建”。清代茶陵共有乡村书院 13 所
，分乡人公建和某人倡建两种类型，其中倡建者占总数的 30.7%，公建者占 69.3%。由此可以推知，这种类型的乡村书院也不是少数。
第三种类型的乡村书院与官府有关。有官府创建者，如江西上犹县大傅书院，在县西一百里之礼信乡，地接湖南，“宋淳祐间知军陆镇请建乡学于礼信乡，设山长教授，赐名大傅，以其乡有大傅山，故名”
。有官吏倡建修复者，如清代湖南浏阳县东西南北四乡共有狮山、洞溪、文华、浏西、石山等五所乡村书院，其中东乡狮山、南乡文华两书院皆由知县胡泰阶创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咸丰元年（1851），知县赵光裕增修文华，咸丰十年，知县蔡式钰又重建狮山
，可谓频频关顾。
第四种类型是乡人公建。如东馆书院在四川眉州城之西七十五里东馆镇，“宋绍兴初，东馆乡士仿古乡校，创为肄业之所，冯时行为记。元至元间重修”
。又如湖南兴宁县程水乡，“古有书院四，𨤍泉最先，观澜继之，辰冈次之，文峰又次之。其圮而废也，均数百年矣，何故也？辰冈归袁（姓），文峰归焦（姓），𨤍泉、观澜归曹（姓），其成也方术同之，其毁也一姓私之”。到清咸丰七年（1857），“合乡谋建书院，欲统四书院而两成之”，于是就有各族各姓合力捐资，兴建郴侯书院之盛举。
乡人“公建”“同建”“共建”“谋建”的乡村书院比较多，这从前述茶陵州此类书院占乡村书院总数近 70%的比例中可以推知，这种现象是乡村士民要求提高文化素质愿望的反映。
上述四种类型的乡村书院，除了官府关顾者外，其余三类皆与家族书院有较深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家族书院的推广与延伸，因而也就具有家族书院的某些特质和属性。但其区别也是明显的，“止一姓一族，教泽所及未广也”
，此乃家族书院的短处，也正是乡村书院的长处所在。
综合而言，乡村书院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一是数量较多，分布较广。凡书院不建在府州县城、通都大邑及其近郊者，凡书院建于乡村而不属于一家一姓者，无论官建民建，皆属乡村书院，数量多，分布范围广。以四川遂宁为例，据民国所刊《遂宁县志》卷七《书院》记载，该县在清代正式列名的书院有县城书台书院、吉祥乡云龙书院、东禅乡金鱼书院、白马乡天睿书院、桂花园桂香书院、县城内宝善书院、德阳陌德阳书院、仁里乡旗山书院、安居镇安溪书院、横山乡龙翔书院、卢家场仁和书院、观音场玉堂书院、金龙场云峰书院、河沙乡凤栖书院、北坝莲峰书院、三教镇鹿鸣书院、拦江镇凤鸣书院、西眉镇敷文书院、拦江镇玉泉书院、老池沱昭德坝昭文书院、分水岭××书院，凡 21 所。除书台、宝善二书院在县城，书台书院为全县诸生肄业之所，宝善书院则为“楚人自设”，以为侨居此地的楚人子弟肄业之所，其余 19 所分布在 18 个乡镇，且未标注属于某一家族，皆得视作乡村书院，占当时全县书院总数的 95%。由此，即可推知这类书院在全国的分布和数量情形。二是乡村书院的招生范围较小，一般是以参与建设的乡村为限，不投资者不享其利。但一般由名人所建者则往往招收从其游学的外地人，不过这不是普遍的现象，难以改变其乡村书院的属性。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指出，那就是官府插手的乡村书院其涵盖的范围往往是多个乡村，比一乡一村的教泽更广，具有乡村联办的属性。三是乡村书院所招学生绝大多数与家族书院相类似，属子弟之列，即未成年人。因此程度不高，多为启蒙教育或稍高于蒙学，属于初级教育阶段。但也有例外，从前引材料中我们也看到了供贫士读书、集里中士人肄习等记载，“士”则为成年人，其学识远高于蒙学童子，至少应是中等教育程度。而数村数乡联办的书院，虽所招多为子弟，但这些子弟往往已在家族书院或家学、私塾中学习过一段时间，程度已高于蒙学。总之，无论是生徒年龄和学识程度，乡村书院大体上都要高于家族书院，这又是两者间的区别所在。
以上乡村书院的特点，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数量上讲，它是书院的主体，承担了中国古代社会普及教育的任务，成为将儒家文化意识和观念源源输向广大农村的主要管柒道线，此正所谓“书院补学校之不逮”的意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