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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余年的发展中，书院能够满足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不同的文化教育需求，自成一体，成长为一个涉及不同教育领域、不同教育层次的可以独立运作的教育体系。
从年龄上讲，从童蒙至成年，书院的施教对象包括了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一般来讲，书院级别越低，入院肄业者的年龄越小，反之年龄就越大；家族、乡村书院生徒的年龄较小，州县书院生徒的年龄较大。因此，大体而言，书院生徒年龄可以划分为未成年与成年这样两个大的区段。
未成年这一区段的生徒，在古人笔下多数笼统记作诸子、宗族子弟、乡人子弟、童子、小子、幼学者等，如宋人袁甫在《金斗书堂记》中，就说“书堂之建，将聚乡族之子弟而教之”
。又如清人黄文炜作《酒泉书院记》称，“析其舍为两院，一课成人，一训小子。择州文学二人为之师。余复敦延名宿开扶风之帐，集道辖之贡监文武生童月课而岁程焉。”
提到具体年龄的文献不太多，兹择一二介绍如下：
宋代筠州乐善书院，是一所培养赵宋王朝宗室子弟的特殊机构，相当于小学程度。嘉泰三年（1203）创建，由“尊属司选宗子幼而未命者”肄业，“以二十人为额”。据记载，宋制诸王宫设小学教宗子，原来规定：“七岁入小学，能诵《孝经》《论语》，升大学。”熙宁、元祐之后，改为“八岁至十四岁者检举焉”
。据此可以推知，乐善书院的那些“幼而未命”的生徒，皆是七岁至十四岁的宗室子弟。
清代安徽休宁还古书院，康熙年间制订的《还古书院会规》规定：“凡十五岁以下童子来听者，例不供给。如有志听讲，须浼亲友介绍，先具名帖，登名后上堂拜圣，叙次而坐。如无介绍名帖而入者，例不供给。”
院中以成人为主，但不反对十五岁以下的童子入书院听讲，可见院中生徒当有十五岁以下的童子。
清代台湾府彰化县白沙书院，知县杨桂森于嘉庆十六年（1811）制订的学规，最后三条分别是“作全篇以上者之学规”“作起讲或半篇之学规”“六七岁未作文者之学规”，
可知白沙按是否作文将一院生徒分为三等，年龄最小的只有六七岁。
书院生徒中成年人最多，一般情况下，凡童生、生童、生监、贡生、举人等都是。具体到年龄，十五岁作为古代大学与小学的分界线，可以算作公认的成年人的下限。这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或许这与孔子这位圣人十五岁而志于学有关，连外国教会书院也遵守中国人的这一习惯，如青岛德国同善会礼贤书院就规定：“本书院录取诸生，小学堂学生当有蒙学教育，年在十岁以上者，方可考入。中学堂学生除本院小学毕业选升外，须有小学毕业及相当之程度，而年在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者为合格，过二十岁以外，概不收录。”
鉴于童生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也有的书院将十六岁定为一个门槛，如福建南安诗山书院就规定：“童生十六岁以下，宜先读《孝经》《小学》《四书》《六经》，以植根柢。”如果上述这些书“未经读毕，切不可躐等，遽教以子、史、时务等书，致荒本业而坏初基”。
元代建康路儒学及明道、南轩书院有规定：儒生五十岁以下者，只参加“月课”，而“三十岁以下者，各各坐斋读书，延请讲书训诲，每日每习”。
可见，生徒主体虽是三十岁以下的人，但其上限已经到了五十岁。如果再考虑到清代书院时常有年龄六七十岁，甚至七十余岁的老学生应试糊口的记载
，那么，我们可以说，书院可以为从六七岁到六七十岁各个年龄层次的人服务，满足他们各自不同的需求。当然，书院服务的最主要的对象还是十五至三十岁这一年龄段的人。
书院是儒家教育机构，其主要服务对象当然是儒家士人，但是不排斥其他人等。如明代常熟虞山书院就规定，“孝子、顺孙、义夫、善士、寿官人等曾经表扬者，及山林隐逸众所推服者，俱许依诸生列坐而听讲，俱登名宾簿”；“百姓无论远近，其年高者或年虽少而颇知义理者，如有志听讲，俱先一日或本日早报名”，均可到院听讲；“释子
、羽流
虽非吾类”，但不管是“悔悟而来归者”，抑或是“自负自高”者，皆“不妨姑令听讲，许坐于百姓之列，若有所讲说，许上堂立论。若果有见，许坐于诸生之后”。
也就是说，无论年高年少，都可入院学习，就是那些不相信儒者之说的佛教徒与道士，也可进入书院听讲，甚至可以登堂讲说，进行学术交流与切磋。
总体来看，无论从年龄还是身份上来讲，书院的教育对象都十分广泛，内含“有教无类”的精髓，此则正是书院教育体系得以建立的宽厚基础。
书院教学内容可以分成普通文化知识、高深的学术研究、特种知识与技能等三大类别，形成大体与之对应的普通书院、学术型书院、专科类书院。
古代社会的普通文化知识，是指儒家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书院作为儒家的一种教育机构，当然以传播儒家思想与知识为天职。而自科举制度确立，国家以经史词章取士之后，围绕着科举考试而组织教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趋势，作为与科举始终相随的书院，其教学内容也就自然地表现为科举考试命题范围之内的经史词章了。其结果是，即使人们不断批评，从事举业时文的书院仍然还是占了绝大多数，历朝历代，概莫能外。甚至有论者直指书院变成了科举的附庸。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但仍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科举的内容尽管不是儒家思想知识体系的全部，但在代圣贤立言的旗号之下，它无疑也就包含了儒家最基本的理念与最基础的知识。福建诗山书院规定十六岁以上童生必须先熟读《诗经》《小学》《四书》《六经》“以植根柢”，这是应试者所要掌握的最起码知识。四川潼川府草堂书院在府属各县招生，是较高一级的书院了，其清乾隆年间的条约规定：“诸生既习举业应试，则五经、四子书、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史（记）、东西汉（史）、魏晋八大家、陶杜诗、韩苏文，以及《性理通书》《近思录》等书，均宜留心讲玩。”
这是一个习举业应试者所要研读的书目，实际上包含了经史文学方面最基本的内容。因此，哪怕是以传授应试这些已经“缩水”了的文化知识为任务的普通书院，其历代绵延本身，也起到了维持、普及、推广儒家思想的作用。在所有书院中，以普通文化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要占绝大多数，广大的家族、乡村以及州县各级官府书院，都在其列，分布的范围也很广。书院在如此广阔的时空之内普及文化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就非同小可，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传播高深知识，研究高深学问的书院，从数量上来讲是极少的。历代学术名家如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儒，戴震、钱大昕、姚鼐等朴学大师及其有名于时的高足弟子们主持的书院，毫无疑问要归于此列。明清时期开始出现的省会书院，尤其是清雍正十一年（1733）奉诏设立于总督巡抚驻节之地的 20 余所省会书院，山长皆一时名流，生徒为一省精英，成为各省的文化教育中心。这些书院的生徒虽然也参加科举考试，但其教学授受重在德行道义、学术传承，已非一般时艺帖括之事，因而也可归入学术型书院之列。这类书院的教学内容，因为学术追求的不同，也各有区别，兹举清代两例，以见其概。
其一，道光年间，素有“福建通儒”之称的陈寿祺主持福建省城鳌峰书院十一年，他“整肃课程”，制订了《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在第五条“择经籍”中，分经说渊薮、小学阶梯、史学川渠、考订之书、经济之书、子部集部等几大类，开列了一个包括近百种图书的书目，要诸生学习，认为“学焉而各因其性之所近”，无论聪颖或迟钝者，“皆可日积月累，以底充富”。事实上，他也是“悉发藏书”，要诸生“博观而精择之”，“日稽其课，月考其能”，不拘一格，“经史文笔因所长而裁成之”。史称诸生初以为苦，久之悦服，后来多成实学异能之士。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传》将陈寿祺列为吴派经学家，其主讲鳌峰书院，教学内容既重经史考订，也以经济之书为问政津梁而不放弃，强调“博学而孱守之”，颇具汉学家特色。
其二，康熙年间，豫中名儒李来章，主讲河南嵩阳、南阳、紫云等书院，又在任广东连山县知县时建连山书院讲学。其学有家承，以倡导理学为己任，所到之处即推销其《南阳书院学规》中的“读书次序”。它开列近六十种书目提要，多为儒家经书及宋明理学家著作，其大要“先以立志端其趋向，首标《孝经》《小学》以培其根本，体诸身心性命之微，严之戒惧慎独之际，验之日用伦常之用；以存心为主宰，以天理为浑涵，以持敬为功夫，而彻始彻终，贯之以一诚”。非常明显，李来章与陈寿祺不同，在书院教授的内容颇具清代理学特色，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能将其开列的五十余种书籍用力精研，寻求通透，必能成为一个影响一方的理学家。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以高深学问为教学内容的书院不是很多，但历代皆有，它们以培养学术种子为己任，带动学术创新，使儒学常新，下启普通书院而导其流变，影响一代学风，于教育、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1-2 河南嵩阳书院
书院除了研究教授以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考据之学等为主的儒家学术思想、文化基础知识，以及攻习帖括制义等科举之业之外，还关注特种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出现了专门教授医学、军事、标准化语言乃至综合性学科的书院。清代颜元在漳南书院设理学、经史、文事、帖括四斋之外，又设艺能、武备二斋，教以水学、火学、攻守、营阵、水陆、射御、技击等。从事医学教学的书院出现在元代，由蒙古族人千奴创建于山东鄄城，叫历山书院。历山书院办学至少有 20 余年之久，院舍完整，藏书丰富，有学田，聘师教其子弟与乡邻，诸生暇日习射，学文之外又习武。考虑到就医不方便，“复藏方书”，聘请医师，“以待愿学者与乡之求七剂者”。也就是说，书院设有文学之师和医学之师，开展文、医两科教学，学生学文学医之外还兼习军事，医师除教学之外，还要接待“乡之求七剂者”，设立门诊，开展实际的医疗活动。
书院进行军事教学的更常见，从唐代开始，历宋元明清都可以找到例证。一般的情况是在院中设立射圃，添置弓矢，让诸生在学文的同时兼习武事，以求达到文武双全的理想境界，其活动更多的是像今日的体育课，强身健体的目的大于习武从军的成分。明清开始，在文武并进的诉求声中，武军成分有加大的趋势。嘉靖年间，江西九江有以“射圃”命名的书院，有肄武书院，辽阳也建立了武书院，招武臣子弟或武举人肄业，命知文学者任教，以武经、六艺为教学内容，学生参加武举，有二十余人考中武进士。这标志着书院军事教育已达到一个更高层次，并和武举相结合，正式成为国家培养专门军事人才的机构。清代后期，外国侵略者入侵，除了今四川、湖北、江苏、福建、宁夏、吉林、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地八旗将军建书院以图策应之外，有些文书院加招武生童肄业，如吉林长春养正书院就是这样，并制订了《兼课武生童章程》以规范其事。湖广总督张之洞改革课程，在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设置兵法课，以兵法史略、兵法测绘学、兵法制造学教士，并附以体操课，“以强固身体”。凡历代兵事方略、测量山川海道形势、远近营垒、炮台体式、绘画成图、枪炮鱼雷制造、行军电报、行军铁路等皆为“初基”课程，其内容已大不同于中国固有的兵家理论，多系引进的外国先进军事技术，实为书院进行近代军事教育的开始，亦得视作中国书院近代化的标志之一。
标准化语言语音教育始于清代雍正六年（1728）的正音上谕，在广东、福建等方言特别难懂的地区推广，所不同的是，广东多设官学，福建则建正音书院。闽省（包括今台湾省在内）共有正音书院 112 所，其中 110 所是雍正七年“奉文设立”的，属典型的“奉诏旨所建”的官方行为，书院设有正音教习，且规定期限改方言而讲官话，否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自雍正六年至乾隆九年（1744）近二十年时间为正音教育的全盛期，持续到乾隆末年。正乡音而习官话是正音书院的唯一任务，也是它最主要的教学内容。院中生徒主要是十五岁以下的少年，前期因为有不通官音即停科考的规定，故常常有很多成年人“补课”其中。以正音书院为主而展开的官话教育，虽然作为一场官府发动的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所从事的语言语音教育事业以及它所拓展的文化意义却不容忽视。
书院不仅在古代能够承担起“正音”的任务，对推广官方标准化语言多有贡献，而且在近代，当中国与外国交往之时，它又担当起进行外国语言文字的教学工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开展外国语言文字教学的书院集中在通商口岸和边境省份，涉及的语种至少有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教学的形式，既有兼习，也有专攻。如光绪十三年（1887）创建的吉林珲春俄文书院是一所专门的外语教育机构；十年之后，王先谦在“称名最古”的岳麓书院新设译学、算学，与传统的经、史、掌故并立为五门课程，以外语（译学）为一新的学科教学内容，令诸生兼习。外国语言文字成为书院的教学内容，使人们获取了睁眼向洋看世界的工具，它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士人的文化视野。从此，与传统学问完全不同的新学、西学，包括声光化电等在内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源源涌入，更新着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推动着中国近代化的车轮奋然向前，这又是书院教授外语最积极的文化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书院的教学内容广博深厚，举凡古代社会的知识体系、近代西方的科学技能，尽皆收入其中，其势开放，无官学之僵硬保守而显活力，无私学之隘小细微而呈恢宏，师生授受之知识结构具有完整性，这正是书院涉及不同教育领域，从而自成一统，长久存在的原因所在。
20 世纪 30 年代，柳诒徵先生就注意到了书院教学程度高低不同的情况，称“其卑者类义塾，其高者乃后之谓文科大学，或文学研究院”
。但近来，有学者强调书院生徒的年龄多在 15 岁以上，援古代大学、小学之义，而持书院为大学说，对书院教学程度高低不同的情况不予重视。其实，书院教学程度高低不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具有多样性，涉及到不同层次。概而言之，有大学、小学两个大类，而大学、小学各自又可分成不同的级差。其具体情况，容分述如下。
其一，程度高低不同的书院，通过某种机制组成联合体，在相互比较中可以看出其等级差异。宋代最典型的例证是见于《宋史·尹谷传》的“潭州三学”，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学以生员月试积分高等而递升，三学为三个层次。类似的情况在清代也出现过。乾隆年间，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隔江相望，虽同属省会书院，但岳麓在全省招生，城南在全长沙府招生，程度有别。湖南巡抚陈宏谋规定，每年年底“将两书院生童传齐汇考一次，核其有无精进，以定次年去留。城南书院生员中有佳者，送岳麓书院”
。
宋代的另一例在今江西，由江东提举袁甫实施，事见其《番江书堂记》：
或问余曰：“子创象山书院于贵溪，兴白鹿书院于庐阜，而又建番江书堂，何也？”余曰：“子岂知余心哉！”……两书院盖士友所宗之地，振而起之，责实在余。故凡士愿处象山若白鹿者，名随其行辈与其望实，或畀领袖之职，或在宾讲之选，衿佩咸集，彬彬可观矣。而余之所深虑者，已成之材虽易于振拔，而后来之秀未保其嗣续。况士友之纷至，非接其话言、参诸履行，则未可得其为士之实。于是，选通经学古之士，率生徒而课之，余暇日亦数加考察。俟其立也，乃分两书院而肄业焉。此番江书堂之所以建也。
非常明显，作为一种预备学校，番江的程度要大大低于“士友所宗之地”的象山、白鹿二书院。番江书堂在饶州鄱阳县，位于贵溪、庐山两地之间，有达源、止善、存诚、养正四斋，规模不小。袁甫在三地远距离构建书院教育体系，比起潭州三学同城隔江组成的教学体更有创意。
其二，与以上不同书院间通过某种机制联合组成一个等级差异有别的共同体不同，明清时期，出现了一地几所不同教学层次的书院共存但相互之间缺乏联系的情形。如福建省会福州，康熙年间由巡抚创建鳌峰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定为省会书院，专课生童。嘉庆二十二年（1817），总督汪志伊等创建圣功书院，专课童生。
同治三年（1864），总督左宗棠又建正谊书院，专课举人、贡生。
又如天津城，有辅仁、问津、三取三书院“鼎峙为三”，“皆为生童而设，孝廉不与焉”。至同治十三年（1874），官绅创建会文书院，“专课举人”。
童生、生员、举人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群体，各书院程度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类书院的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也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出现由低而高，或由高而低的变化。如苏州府平江书院，创建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凡吴、长、元三县童生，邑选十人入院肄业，诸生亦与焉。其后诸生尽入紫阳、正谊两书院，而平江书院专课童生。”
十分明显，苏州府属的平江书院，由生童并课到专课童生，其地位由高而低，出现了变化。
其三，同一所书院内部也有高低层次的不同。如山西夏县涑水书院，元至治年间邑令帖木儿不花创建，祀宋儒司马光，有“堂七楹，中设司马文正公像，颜曰粹德堂，左延宾，右延师，辟斋五，聚造士之俊选，与幼学者分授焉。游息之所，讲肄之堂，庖廪井厩，靡不俱备，复入田亩若干，岁入以赡，且以供祀事”
。可见涑水书院是成人与幼年分班授课。又如清代湖南平江县爽溪书院，为同治七年（1868）邑人李元度创建于李氏家庙之西的家塾，它延请“经师一、蒙师二，以分教子弟，先太高祖后裔皆入焉”
。经师、蒙师所授内容不同，知识深浅有别，不言自明。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程度的学生同处一院而“分授”“分教”，和有些书院的“分班回讲”一样，是分级分班上课的表征，它是书院在教学方法上的一种创新，与近代西方学校的分班授课、依照程度而组织教学的原则相通，所不同的是，对这种教学规律性的认识与实践，书院要比西方学校早几个世纪罢了。
其四，书院教学程度的不同，可以用大学、小学这样的传统方式表述。如元代建康府明道书院，就将自己的生徒明确分成“大学生员”“小学生员”两类。“大学生员”十四人，又分“治经”“治赋”两个专业，各七人肄业。“小学生员”无名额记载，其“课试”规定：“每日从小学教谕出题受书训导，每遇三日一次供诗；每日背诵隔日书，授本日书，出本日课题，省诗对句，食后习功课，午后说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小学》之书，《通鉴》，出晚对，供晚对。”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其程度的不同明显而具体。
与明道书院一院同招大学、小学生员肄业不同，明代山东临朐县朐山书院“以小学为教”，所招全是小学生员。朐山书院乃嘉靖十年（1531）知县褚宝创建，其创建缘由、内部规制及运作情况，详见于当年的山东提学副使所作的《朐山书院记》：
又以储材在学校，而蒙养必先小学，乃仿古社塾遗意，创书院于邑城中，前为养正堂三楹，后为景贤堂五楹，翼以书舍十六楹，环以左右塾八楹。于是选民间之秀彦，立塾师以教之。朝钟暮鼓，聚散惟时，辩方书，正句读，吟诗习礼，考论名物器数，居处慎其（与）长幼，明其（节）勤惰，示其惩劝。令虽日事案牍不暇给，稍间，辄与诸生督课，时校艺，而进之右塾，升之左塾，升之堂。升之堂者，以需进于庠校。于是，邑之士咸观而向化。……嗟乎，今书院之设遍山左，然未闻以小学为教者。
这条材料十分典型，不仅可以说明朐山书院是小学，它可以与遍设山左的其他大学程度的书院并行特立，而且又以堂塾分成高低程度不同的三级，由右塾而左塾而升于堂，内部实行等级管理，便于提高生徒的学习积极性。事实上，清代虽行政区变化，临朐县附廓于海州州城，朐山曾一度升格为州级招收生童肄业的大学层次的书院，但到嘉庆七年（1802）知州唐仲冕率一州两邑士民创建石室书院之后，朐山书院又“改为小学，延诸生之勤笃者为童子师，属学官董之”。
其五，和小学层次的书院再分高下等级一样，大学这一层次的书院也存在着诸多等级差异。受区域性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各地的文化教育整体水平各不相同，虽同属县级、州级、府级书院，但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相比，其教学程度却不能相提并论。兹举陕西略阳县嘉陵书院为例，它位居县城，属县级书院，设山长掌教，有斋长经管院务，设院书、院夫协助，院舍宽敞，经费充足，规制谨严，在全县招数十名生童肄业。但其地接青甘，距省城一千余里，属落后地区，其教学要求，仅为熟读六经而已。有关情况，见道光十一年（1831）知县贾芳林为其制订的《嘉陵书院成规五条》第一条“定膏火”，其称：
前以读经书定膏火，读经者给膏火，不读经者不给，期于士皆通经。然亦有勤于用功而读经不能如数者，自宜略为变通。今定膏火五十分，读经膏火三十分，不读经膏火二十分。读经以《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六经为定。六经尤以《春秋左传》《礼记》《周礼》为主。《春秋左传》十二本，《礼记》十本，《周礼精义》六本，诸生童于是三经，能二十日读一本者准膏火。……《易》《书》《诗》，每部均限八十日，能读熟者准膏火。然必《周礼》《礼记》《春秋左传》读完再读此三经者方准膏火，但能读此三经者不准。……其不专于读经，或读经不能如数者，生员膏火十分，童生膏火十分。
《春秋左传》《礼记》《周礼》三经共 28 本，以 20 天读熟一本计算，需要 560 天，《易》《书》《诗》三经，以 80 天读熟一本计算，要 240 天，六经共计 800 天才能读完。书院一般每年放假两个月，按照规定的进度，每个生童必须在书院肄业三年方能读完六经。这样的教学水平太低，显然是不能和东南地区的县级书院相比的。
大学类书院的程度差别更突出的表现是通过官办书院系列的行政级差而形成县级、州级、府级、道级、省级这样一个由下而上的宝塔型书院结构体系。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官府的级别越高，其权力就越大，就能支配更多的经费，聘请更好的山长主教，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政区越大，读书人就越多，书院招生时选择的余地也越多，能够做到优中选优。二者合一，自然就会造成书院教学水平随行政区域的扩大而提高的局势，由州县而府道，由府道而省级，节节上升，构成一个由低而高的结构模式。
图 1-3 广东广雅书院
总之，书院的教学程度具有多层性，从低到高，各个层次都有，既有大学一级的，也有小学一级的，而且大学、小学又各有高下之别。这种层次的丰富性，历代皆然。到明清时期表现更加突出，尤其是清代，由家族、乡村、州县、府道、省会乃至联省，书院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完整的等级之塔，自成体系，差不多承担起国家的全部教育任务。
它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满足读书人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并在这种满足中赢得自身的壮大与发展。此则正是书院生命力旺盛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与官私二学相比而特立独行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