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锅早已风行大江南北,在海外也逐渐占据潮流美食的一席之地。各种新颖的火锅形式也风起云涌,很能代表中国人对于食物的创新精神。虽然有些美食家对火锅尤其是四川火锅不屑一顾,认为其破坏了食物本身的韵味,但在普罗大众之中,火锅的诱惑依旧难以抵挡。喜欢火锅的人很多,但要问火锅的历史,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 火锅源头扑朔迷离,汉墓出土了青铜火锅?
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第一个吃火锅的人已经无法查考了。火锅的源头在哪里呢?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结论,有人说商周时期的青铜鼎就是火锅的原型,尤其是一种“温鼎”,比普通的鼎多了一个可以加炭火的部位。“温鼎”本身明显是一种温器,用来加热保温。网上流传的所谓考据文章,说《韩诗外传》中有“击钟列鼎”的记载,提到众人围在鼎四周,将牛羊肉等放入鼎中煮熟分食,不少关于火锅的文章都信以为真,大加采用,进一步提出战国时期已经有火锅。事实上,《韩诗外传》这部书里,压根就没有这四个字,这不过是一个玩笑或者是一个谣言。
西周晋侯温鼎
在南昌的西汉海昏侯墓的主墓室东北角,出土过一个奇特的青铜三足器皿。据说现场的专家经过反复讨论,认定它是一个火锅。在电视媒体的采访中,专家明确表示“它是两千年前汉代的火锅,跟我们现在的火锅非常接近”。后来不少媒体跟进报道,特别强调这个“铜火锅”,但仔细观察这个器皿,很难想象这个三足器里加满了热汤锅底,把肉片或者蔬菜扔进去的情形。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胡东波教授的观点可能更准确:“这个疑似火锅的物品可能是个保温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火锅。按照炭盘所能承载的炭量推测很难将食物直接煮熟,有可能是将已经煮熟的食物端上去保温用的。”
出土于海昏侯墓的青铜三足器皿
· 铜染炉、铜爨、五熟釜,哪个都不算火锅
西汉墓中,还出土过一种铜器,它的构造可分为三个部分:主体为炭炉,下面是承接炭灰的盘,上面放置一具活动的杯。20世纪50年代它被发掘出的时候定名为“烹炉”,后来又叫“温炉”,80年代以后又发掘出一批,都叫“温酒炉”或“温酒器”,现在基本上都叫染炉和染杯。大部分学者认为这类器具是温酒器,近年有学者认为它是专门温食豉酱的器具。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火锅,但这类器具大都很小,染杯小而浅,容量超不出三百毫升,整套炉具高不过十五厘米,用来热肉酱是可以的,用来涮火锅就很难说得通了。《吕氏春秋·当务》里记载了一则寓言,齐国有两个武士,分别住在城东、城西,有天一起到店中饮酒,但没有下酒的肉,就商议互相从身上割肉来吃,“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一直吃到死在店里。有学者就觉得,这两人肯定是在拿着染炉,割自己的肉涮火锅吃,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脑回路。染字就是调料的意思,这句话非常明白,就是两个人只要了点调料就割肉吃了,是形容两人的莽撞。总之,把染杯或染炉定义为火锅,也是没有根据的。
西汉墓出土的染炉和染杯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一些奇特的炊具,其中有两种看着跟今天的火锅的那个锅长得很像。一个是铜爨。《魏书·獠传》:“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这个叫铜爨的炊具,并非中原人使用,而是有个叫獠的少数民族的特色厨具。另一个是五熟釜,《三国志·魏志·钟繇传》:“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釜。”裴松之注:“《魏略》:太子与繇书曰:‘昔有黄三鼎,周之九宝,咸以一体使调一味,岂若斯釜五味时芳?’”这是说魏文帝曹丕还是太子的时候,送了一个独特的锅给相国钟繇,还写信夸赞他这口锅,同时能做五种菜,远超古人。所谓的五熟釜,其实就是分有几格的锅,确实是和现在的“鸳鸯锅”有点像。很多人认为这两种东西就是火锅的雏形。这两种锅虽然跟今天的火锅长得像,但火锅之所以叫火锅,核心并不是锅,而是要涮着吃,文献里虽然夸赞这两种锅使用方便,但一个字也没有提它们的用法和其他锅有什么不同,要把他们认定为火锅的原型,说服力很是不足,或者说,可能性很小。
五熟釜
·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配的是火锅吗?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问刘十九》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有人郑重提出,这个红泥小火炉,指的就是火锅或者暖锅。这一说法,甚至被编写进了《中国烹饪辞典》等专业书籍。当下的商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传说,据说有名为白乐天火锅的火锅店,刻苦钻研,还真的“复原”出了这个唐代的“红泥小火炉”,生意很是不错。
但古人阅读这首诗,从来都是理解这小火炉是用来温酒的。古代的酒大多数是米酒,没有经过很好的蒸馏,里面杂质比较多,加热之后酒中甲醇等杂质就能挥发,才不会伤身。“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两句连读,温酒之意非常明显,也和下一句“能饮一杯无”畅通无碍。反倒是要盯着“红泥小火炉”五个字能想出火锅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换个思路看,目前存世的唐代文献数量非常大,不要说各种史书、经注、笔记、小说、文集,单单唐诗也有近五万首,压根就不可能存在整个唐代,只有白居易这一个人一句诗提到火锅,其他所有人都完全没有提到此事的道理。
· 南宋“拨霞供”才是真正的火锅
要说真和今天火锅有点像的,是南宋林洪在其《山家清供》一书中提到的一种“拨霞供”。林洪,字龙发,号可山,南宋晚期泉州晋江人,《山家清供》是他写的一本福建菜谱,共两卷,一百零二节,其中“拨霞供”是这样记载的:
《山家清供》
向游武夷山六曲,访止止师,遇雪天,得一兔,无庖人可制。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沃之。以风炉安座上,用水少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箸,令自挟入汤,摆熟啖之,乃随宜各以汁供。因用其法,不独易行,且有团圞热暖之乐。越五六年,来京师,乃复于杨泳斋伯岩席上见此,恍然去武夷如隔一世。杨,勋家,嗜太学而清苦者,宜此山家之趣。因诗之:“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末云:“醉忆山中味,都忘贵客家。”猪、羊皆可作。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大雪天去武夷山拜访一位止止师,有一个兔子,但没有厨师料理,止止师就告诉他,把兔子肉切成薄片,稍微腌制一下,桌上放一个风炉,再准备半锅汤(当时的汤就是白开水),等汤一开,每个人分一双筷子,自己夹着兔肉在汤里摇摆,直到肉熟了,捞出来沾点调料汁吃。这其实就是涮肉,和今天的涮羊肉也没有什么区别。
当时这样吃的还不止一家,过了五六年,林洪去京城(杭州)朋友杨泳斋家吃饭,又看到了这种吃法,激动不已,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来纪念,并且特别强调,猪肉、羊肉都可以这样涮了吃。据《郭西小志》,“杨伯岩,字彦瞻,号泳斋,杨和王诸孙,居临安府第。钱唐薛尚功之外孙,弁阳周公瑾之外舅也。著有《六帖补》二十卷九经补韵卷行世”。可见这位止止师和杨伯岩两人,堪称是中国火锅的先行者,尤其是止止师,堪称中国火锅第一人。
这位止止师,很可能就是南宋末年的诗僧止禅师,他有一首《卜算子》传世,很有一种豪迈之气,“书是玉关来,泪向松江随。梅自飘香柳自青,嘹唳征鸿过。沙漠暗尘飞,嵩岳愁云锁。淮上千营夜枕戈,此恨凭谁破。”南宋末年,江山改易,很多豪杰遁入空门,这位止禅师可能就是其中一位。正因为此,他吃兔肉也就不难理解了。
· 火锅真正盛行是清代皇室推动的
宋代虽然有了跟今天火锅类似的吃法,但昙花一现,流传不广。在明代几百年,几乎没有相关记载,可见并没有普及开来。真正推广了火锅的,是清代皇室。“火锅”这两个字,很可能是从清宫里传出来的。在康熙皇帝“千叟宴”的一份菜单中,有一道“野味火锅”,具体内容是:“野味火锅:随上围碟十二品——鹿肉片、飞龙脯、狍子脊、山鸡片、野猪肉、野鸭脯、鱿鱼卷、鲜鱼肉、刺龙牙、大叶芹、刺五加、鲜豆苗。”乾隆皇帝更是举办过有近一千六百五十只火锅的火锅宴。在清宫御膳档案里,野味火锅、生肉火锅、羊肉火锅、菊花火锅都经常出现。
清 汪承霈《千叟宴图》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加上火锅本身特有的魅力,很快在北京城火热起来,影响力随即辐射全国。当时火锅流行到什么程度呢?定居在南京的乾嘉时期著名学者袁枚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戒火锅》,收录在其名著《随园食单》里,对火锅大加讨伐。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冬日宴客,惯用火锅,对客喧腾,已属可厌;且各菜之味,有一定火候,宜文宜武,宜撤宜添,瞬息难差。今一例以火逼之,其味尚可问哉?近人用烧酒代炭,以为得计,而不知物经多滚总能变味。或问:菜冷奈何?曰:以起锅滚热之菜,不使客登时食尽,而尚能留之以至于冷,则其味之恶劣可知矣。”正是这种批评,更能看到火锅的风行程度。
清宫里有一种高端的火锅叫菊花火锅,是慈禧太后的挚爱,在德龄《御香缥缈录》中详细介绍了它的做法和吃法。
清代火锅
清 绿彩龙纹火锅
简而言之,这种火锅是在鸡汤中加入白菊花瓣,花香浸入汤中之后,涮生鸡片等生肉片,据说芬芳扑鼻,别有风味。
· 称霸江湖的后起之秀:四川火锅
四川菜在中国古代出名很早,在宋代《东京梦华录》一书中,就记载了宋徽宗时期,京城汴都有不少川食店。不过那时候辣椒还没有传入中国,川菜和今天大有不同。至于以麻辣鲜香为特色的四川火锅,则起源并不久远,大概是在清朝末年,才从民间慢慢产生,其起源地一说是四川泸州,一说是重庆江边,都有道理。
四川火锅和重庆火锅扬名全国,有两个历史节点。第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民国政府在重庆多年,很多政府高官、教授名人第一次品尝到重庆火锅,大都为其折服。女作家丁玲第一次吃火锅,就是在四川被郭沫若拖去的,一吃心喜。因为这些名流要员的“代言”推广,川式火锅影响力大增,和老北京火锅分庭抗礼。第二个节点则是改革开放以后。事实上我们今天喜欢吃的很多菜品,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单就川菜来说,大量辣菜也都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川式火锅的崛起,也是近几十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