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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心理咨询师 李孟潮
好多人都希望通过模仿荣格，而走上自性化之路。好像还有好多人，以为自性化之途大约是要抛开面具，活出真我的风采。但是人们似乎忘了两点：
第一，荣格自己的人格面具曾经发展到了顶峰。他在《红书》开篇有言，自己四十岁时已经名利双收。他当时已经是国际顶级精神病学家，也是学院心理学重要领军人物，顶尖大学教授。即便自毁前途，混迹江湖于精神分析圈，居然又成了江湖大佬。他被选举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即便有弗洛伊德及其朋友的对抗，他仍然高票获胜连任。眼看他可以踢走弗洛伊德，自立为王，当时他却再次远离人群喧嚣、红尘名利，回归田园，一边做泥瓦匠手工建房，一边做治疗写书自我分析。不曾经历外王之风光，何敢妄言内圣之超越？
第二，彻底抛弃人格面具，让荣格吃尽苦头：一方面接近精神分裂，一方面违背伦常之事不断发生。直到后来，他终于领悟到炼金妙道在于允持厥中，这才恢复精神系统的平衡性，最终写出自传。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中年自性化的要义之一，是要成为你自己，成为完整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如此努力地成为他自己呢？显然，此人之前用力过猛，拼命成为别人称许的人。为了成为别人称许之人，不惜分裂自己。换言之，此人名利双收，却丢了自己。荣格便是此种典型。
对于人格面具，荣格认为“它是一种假自我，是一种我们对自身的理念的集合，是我们和周遭环境互动中形成的妥协”。
在心理动力学的历史中，荣格提出了人格面具后，荣格学派却很少有人再继续研究，除了雅可比（Jacobi）在1967年出版的《灵魂的面具》，算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个中原因，在我看来有两点：
其一，“人格面具”这个术语遇到了竞争对手。这是指后来在精神分析学史中，有几个术语内涵和“人格面具”颇为类似：一个是“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一个是“自我身份认同”（ego identity），一个是“假自体”（false self）。
人格面具说到底，是一套防御丛，在应对自我与环境的冲突中发展起来，在青春期它得以固化，形成一个人的人格成分，所谓自我身份认同。这些方面，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派基本上都有了非常精细的研究。如近年来风行的杰瑞姆·布莱克曼（Jerome S. Blackman）的《心灵的面具：101防御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定义、发展，还是临床操作，自我心理学派都有非常精细化的阐述。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 Winnicott）的假自体一说，也和荣格所言的人格面具有诸多重合之处。
其二，“人格面具”在早期荣格派的分析中相对不重要。这大概是因为：一方面，荣格自己四十岁之前的问题就在于人格面具过于膨胀；另一方面，他自己的个案，也多来自上流社会，这些人的问题在于放下那过厚的人格面具。故而时至今日，即便是在国外成熟的荣格派分析师当中，都还会有人把人格面具当作“虚伪”的同义词使用，更不用说国内很多初学者了。
那么，目前，在国内，是否也存在人格面具过度膨胀的现象？人格面具是否只是一个无用的累赘，一个需要马上卸下的负担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通过临床研究来回答，《隐藏的人格》就是这么一个研究。
此书中，作者黄国胜医师在正确理解了人格面具的社会适应功能的基础上，对人格面具的分类、形成和转化做出了可喜的尝试，并且配合了众多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对有的人来说，需要放下僵化的、厚重的人格面具，展现真我的童真，允许灵魂的黑暗浮现；对有的人，则要强化薄弱的人格面具，不能继续赤裸奔走；有的人的人格面具太破碎，需要得到整合；有的人的人格面具太强化，需要不断分化。
除了黄国胜外，国际认证分析师、山西大学的范红霞教授及其学生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如《母亲意象人格面具与阴影的心理分析及实证研究》《父亲意象人格面具的结构的实证分析与心理分析》，也有马向真、郭品希等学者对人格面具理论进行了研究。
总体上来说，国内的研究比起国际上的研究仍有一定距离，但是也并非遥不可及。我想，下一步对于人格面具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界定人格面具的内涵与外延。尤其是它与以下两个概念的区分：身份认同和假自体。
第二，发展临床上有关人格面具的信度和效度较高的测量工具，用于诊断和疗效评估。
第三，结合单一个案研究这种方法，深入探索针对人格面具工作的技术，尤其是各种技术适应症和禁忌症。
第四，以上各种技术在具体的各种障碍的治疗过程中，如何与治疗师的个性匹配，如何影响治疗师的人格发展，这是治疗过程变化动力学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所谓“治疗师的职业自我”，其实也是一种人格面具，这种人格面具什么阶段应该强化，什么阶段应该放下，是非常值得探索的。迄今为止，作者只看到在荣格学派的移情炼金术和精神分析关系学派中有相关阐述。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人格面具如何建构和消解。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人格面具有何影响。比如我们知道，儒家是提倡人格面具的修养的，所谓“化性其伪”“存善去恶”即是；《荀子·性恶》甚至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而《周易·文言》中甚至体会到这种过程是一种美学修养：“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这和荣格所提的自性化炼金中，人格面具与阴影的激烈交战迥乎不同。那么，这是由于中国古人太过虚伪，人格面具过度膨胀，以至于完全体会不到阴影的存在吗？还是中国古人另辟蹊径，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让他们不至于陷入荣格所描述的各种自性化陷阱中？
诗人有言：“涂脂抹粉匀，转眼四时春。莫笑三分假，方为座上宾。”人生如戏，人生如梦，梦中演戏，自不免要戴上面具。关键是，这个面具的分寸感是否可以恰当地掌握在“三分假”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