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章讲述新阿姆斯特丹这座城镇如何从污泥中崛起，如何不可思议地成为文明之所，以及先人们的生活风俗画卷。
翻阅历史书页的开明文人趣味多样，性情各异。有些心中勇气充溢，胸中躁动不已，情绪膨胀，就如装有新苹果酒的大桶或刚刚受训结束的民团队长，大有要到战场上一试身手的冲动。这类勇敢彪悍的读者感兴趣的只有刀光剑影、可怕的短兵相接。他们读到的每一页历史书都要不停地出现进攻城堡、占领城池、引爆地雷、冲向炮口、拼上刺刀的情节，只有火药、屠杀才能满足他们。另有一类读者，虽说勇武稍减，但同前面的一类读者一样想象狂热，同样不甘于平凡，那些奇迹怪事、闻所未闻的经历，九死一生、大胆狂热的冒险故事以及所有在可能性的边界上缓步进展的离奇描述会让他们得到极大的满足。第三类读者，不是轻看他们，口味转淡。他们阅读过去的记载，就如阅读通篇有教化作用的小说，只为放松神经，不动脑筋寻找些娱乐。他们嗜读的是叛国投敌，严刑处决，强掳萨宾妇女，塔昆引起的怒火，大火肆虐，谋杀连连，以及所有描述罪恶行径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好似做饭用的辣椒粉，能让史书辛辣刺激，有滋有味，不再只是沉闷的细节。第四类读者更习惯哲理思辨。他们仔细阅读陈旧的时间记录，只为勘查人类行为，观察风土人情随知识进步、世态变迁、情势变化所经历的逐渐改变。
如果前三类读者发现沃尔特·范·特维勒统治时期的平静祥和让他们无法满足，我恳求他们耐心多等一会儿。作为一位忠实的史家，我的职责需要我描画出这样一幅幸福、繁荣、祥和但单调乏味的画面。我向他们保证，一旦可能遇到任何恐怖可怕、出人意料、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我的描述也会变得冷酷无情，我会用这些故事款待他们。这一前提说过，我现在可以心满意足地面对我的第四类读者了。他们中有男性，也有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读者。他们严谨、思辨，喜欢研究调查。他们惯常分析人物，喜欢从开始就做分析，把一个国家种种错综复杂的变革发展层层透析，搞清其来龙去脉。这样的读者自然会急于了解新阿姆斯特丹这个新孵出的殖民地最初的发展如何，早期范·特维勒或那位犹疑者平稳统治时期风土人情怎样。
这个新兴的殖民地逐渐有了些变化，最初的简陋木屋演变成砖墙、玻璃窗、瓦屋顶的壮观荷式楼房；杂草遍地、灌木缠结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卷心菜园；原本印第安人潜伏的地方出现了沉闷呆板的镇长。事无巨细地描述这些，可能会让读者疲倦，对我自己而言，也很不方便。简单地说，在这个新兴的殖民地，树木被砍伐，树桩被挖出，灌木被清理掉，一座崭新的城市，像从一大块烂木头中间成长起来的强大菌菇，慢慢在沼泽、臭草中成长起来。
我们在前面一章提到的贤明议事会没能确定自己城市发展的任何规划，而值得称道的牛，爱国之心作祟，在来去牧场的路上，承担起这个特殊任务，在灌木丛中开出条条小路。这些善良的民众在小路两边建房起舍，就此杂乱无章却独特别致的弯道、密密麻麻的道路出现，与今日纽约的有些街道完全不同。
需要注意到，有些“薄裤先生”忠实的党徒不满自己挖沟开渠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只好退而求其次，把开挖运河的爱好转为在小溪和水湾边上建立居所。这些居所在这个定居点的各个地方延展开来，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今日宽街最早就是由定居者这样建起来的。初始有人沿着一条小溪建起这条街道，街道一直延伸到今天叫作华尔街的地方。曼纳哈塔岛的南端很快生意繁忙、人丁兴旺起来。在此期间，岛的最南端建起一个渡口管理所，当时人称“内河航运出发站”。
另一方面，追随“韧裤先生”的人与“薄裤”党徒相比魄力不减，且更为勤劳。他们沿河定居下来，以前所未有的毅力辛勤劳作，建起码头、堤坝，形成我们这个城市边缘今天可看到的无数沉泥池。其后老一辈的荷兰人在海水退潮、海滩没有被漫过时对这些码头加固修补，因为这时他们能嗅到淤泥、泥沼里芬芳的泥土气息。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味道有益健康，会让他们想起荷兰的运河。感激这些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值得赞誉的工程建设者，是他们留下了片片人工土地。今天在纽约的几条河边建起的街道，就是建基在他们的工程之上。自然，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本市几位高明医生的判断，他们这样的做法也加快了黄热病的传播。
身份高的一些人房子通常为木质结构，只有山墙使用小巧的黑黄色荷兰砖砌成。山墙总是正冲街道，因为我们的先人，同他们的后代一样，喜欢炫耀，众所周知喜欢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示人。房子的每一层都有很多门窗，门大窗小。房子建造的日期稀奇古怪地被做成铁质的数字，安在房子的正面。房顶则栖息着一只忙碌的小风信鸡，方便一家人掌握风向这个重要信息。但家家户户的这些风信鸡，同现在看到的教堂尖塔顶的风信鸡一样，指向各异，这样人人心中的风向都会不同。你也许会认为老艾俄洛斯把自己所有的风袋撒开，让风在这座多风的大都市胡乱嬉闹。然而，最坚定忠实的市民总是会依照总督家屋顶上的风信鸡方向选择出行。总督家雇了一位忠实的仆人，每天早上爬上屋顶，把风信鸡依照风向做调整，所以他家的风信鸡风信最准确。
在那个淳朴快活的美好年代，家政方面最大的原则是努力保持清洁，而清洁也是世人检验主妇持家能力的通用标准。那时大门除了一些重大节日，比如结婚、丧葬、过新年、圣尼古拉节，从不打开。门上装饰着豪华的铜门环，有些巧妙地锻造成狗的形状，有些则为狮子头形。这些门环每天都被用心擦亮，结果原本要保护它们的这些措施却常常把它们磨损破坏掉。家里经常拖把、扫把、硬毛刷一起上阵，搞得处处洪水泛滥。那时的家庭主妇都是水陆两栖动物，尤其喜欢玩水。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很严肃地告诉我们，他的许多女同胞甚至手上长出了鸭子那样的蹼。他毫不怀疑，如果检查下去，会发现她们中的一些人长有美人鱼一样的尾巴。但我认为这个只是一种想象，或者更糟，是故意误传。
主客厅是至圣的场所，这里的清洁工作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除了主妇和她最信得过的女佣，任何人未经允许都不许踏进这个神圣的房间。主妇和女佣每周来一次，把房间里里外外收拾干净，把屋内所有东西井然有序安置。进门前，她们总是留意把鞋子脱掉，放在门口，脚上只穿着袜子虔诚地进屋。擦洗完地板，撒上一层细细的白沙，用扫帚把沙巧妙地摊抚成各种角、曲线、菱形。刷过窗子，把家具擦得锃亮，然后在壁炉上摆上一束常绿植物，再把百叶窗重新关上，以免苍蝇飞入，最后仔细关上房门，一直到下一回每周一次的清洁再开。
家里人总是从大门进出，大部分时间在灶台边活动。如果你见过一个大家族的人围坐在火炉旁，你一定想自己是穿越回到了那个简单朴素的快乐年代，它们像珍贵的映像漂浮在我们的想象中。那时的壁炉旁足以容纳整个家族。家里所有人，无论老少主仆，黑人白人，甚至小狗小猫，都有加入这一群体的权利，每个人对某一个地方都有固定的使用权。就在壁炉旁，年老的家长常常一言不发坐在那里，用烟斗抽着烟，半闭着眼睛看着炉火，长时间里什么都不想；而主妇则相反，常常勤谨忙碌，纺纱织袜。年轻的小辈则围拢在炉子边，屏声静听又老又瘦的黑人老婆婆——家族里的预言家——讲故事。这些黑人老婆婆就像栖落在烟囱一角的乌鸦，在漫长的冬季下午一直呱呱叫个不停，一个接一个地讲述新英格兰地区女巫、可怕的鬼怪、无头骏马以及与印第安人遭遇九死一生奋力血战的各种故事。
在那个幸福快乐的岁月，一个管理良好的家庭总是日出而起，中午十一点钟吃饭，日落而息。晚餐一定是一家人一起吃。如果吃晚饭时邻人突然造访，年老发福的主人一定面露不悦。不乐意晚餐时招待客人显得有些怪异，但他们时常举办被称为茶会的聚餐会，与外界维系着密切的联系。
类似这样的狂欢聚会今天在我们这个城市已普遍流行，但由于这是我第一次介绍这些令人愉快的欢聚，我相信可爱的读者一定很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但很抱歉，我这里可能要轻描淡写，不会引起读者对这些欢聚的欣羡。我既不会讲述让他们感到愉悦的人山人海，也不会描述华丽的客厅，不会讲帽子上高耸的羽毛，不会讲光灿夺目的钻石，不会讲淳朴的乡民互相贬低，愚蠢至极，或和蔼友善，不会互相看不起，更不会异想天开，胡扯逸事趣闻，讲一位夫人欺骗感情，另一位忘情胡为，因为那时还没有喷着香水的老年贵妇人秘密结社，凑到一起你赢我的钱，我赚你的利，在牌桌上为此大发脾气。
那时风行的茶会通常局限在上流阶级或者说贵族阶层。换句话说，是在当时家中养牛、驾着牛车的人参加的聚会。参加茶会的人通常下午三点钟聚到一起，大约六点钟散会回家。冬日里，则聚会的时间更早些，这样女士们就能在天黑前回到家里。今天人们聚会，会招待参加聚会的人冰淇淋、果冻或奶油葡萄酒，发了霉的杏仁、长了毛的葡萄干，酸橙管够。但我没有找到当时的人招待聚会的人这些东西的依据。我们的祖先喜欢更有益于身体健康、更实在的食物。他们的茶桌中央一个巨大的陶盆，里面满是煎成黑褐色的肥猪肉片。肉片切成合口的小块，放在肉丝或肉汁里。聚会的人围着茶桌而坐，人手一把叉子，随时准备敏捷地冲向这一大盆中最肥硕的那些肉，恰如水手在海上用鱼叉捕海豚，或印第安人在湖中用长矛捕猎大马哈鱼。餐桌上有时会提供硕大的苹果派，或装满浅碟的桃脯梨脯，但一定会有的是大盘的甜面球。这种面球用猪油炸，叫甜甜圈面包或油蛋糕，是一种可口的蛋糕，如今除了纽约正统的荷兰人家外，已很少有人知道，但在奥尔巴尼，它们依然是茶桌上的必备品。
茶会上倒茶用的是一把精致的代尔夫特陶茶壶。壶上画着胖胖的荷兰小牧童，有男有女，照看着猪。画上空中船儿扬帆，云中屋舍可见，还有其他很多荷兰人奇思妙想的东西。爱表现的年轻人身手敏捷地从一把硕大的铜茶壶里把茶倒进代尔夫特小茶壶里，将其注满。这种大铜壶，在今天这个堕落的时代，瘦弱矮小的纨绔子弟只是看看可能都要吓出汗来。茶会时每个杯子旁都会放一块糖以便茶喝起来甜些，大家轮换着咬一口糖，品一口茶，礼仪端庄。到后来一位精明能干会过日子的老妇人对这种方法做了改进。她的方法是在茶桌上面的屋梁上吊一根绳，把一大块糖系到绳上，这样饮茶时，糖可以从一个人口中荡到另一个人的嘴里。这一精妙的权宜之计今天在奥尔巴尼一些家庭里依然保留着。在克缪尼帕、卑尔根、弗莱布许以及其他所有没有受到外来风气影响的荷兰村落中，这样的做法依然盛行。
在这些简朴的茶会上，人们极为注重礼节，举止行为磊落，没有调情勾引、卖弄风情，没有老妇人聚赌，没有精明无脑的年轻绅士可笑的狂妄以及耍猴般的表演。相反的是，年轻女孩在灯心草根做的椅子上娴静地坐着，编织自己的羊毛袜，很少开口说话，对问她们的任何问题，也只是简单地说“好的，先生”或“是的，夫人”。在什么时候，都像正派得体、极有涵养的少女一样行事。至于男士，每个人都静静地抽着烟，看上去像在思考壁炉上贴的蓝白色瓷砖。瓷砖上虔诚地描画着《圣经》上的不同片段：托比特和他的狗得到了很细致的描述；哈曼在示众架上打着秋千，惹人注目；约拿很勇敢地从鲸鱼里跳出来，一如滑稽戏里的丑角跳过一个火药桶。
聚会的人分手时悄无声息，一丝不乱。因为，虽然在今天看来很奇怪，但在当时男男女女只愿找到自己的斗篷、披肩、帽子。不要天真地以为当时像今天一样有独创的交换办法，聚会时第一批离开的人有权选择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披肩和帽子，一种毫无疑问从我们的商业习惯中诞生出的惯例。在当时，除了那些能养得起牛车的富裕的人，人们都自行回家，也即是说，乘着造物赐予他们的交通工具回家。先生们很殷勤地护送女士们到她们各自的住所，离开时在她们的家门上很响地拍一下。这在当时是一种惯有的礼节，纯朴诚挚，不会引起什么绯闻，在今天也不应该引起什么非议。如果我们的先祖赞同这种惯有的做法，作为后辈我们如果对此有什么非议，可能要考虑我们是否对祖先有些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