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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我辗转被分配到当时中国空军的第三飞行大队当仪表员。不久，就接到当时的航空委员会的命令，要我们大队派人去缅甸、仰光接收飞机。我们一行以机务长梁增光、军械长吴君干为首的地勤人员二十多人于6月中旬（或下旬）乘卡车从成都双流机场驻地出发，经宜宾、毕节等地先到昆明，在昆明稍事休息并办好出国手续（即每人发一张军人身份证后），就换乘另一辆卡车沿滇缅公路，经过中缅边界的畹町镇直达缅甸的北方重镇腊戍，再换乘火车，于7月初到达缅甸的首都仰光。行程三千多千米，经历的时间大致一个月。飞行人员以大队长罗英德为首，包括中队长、分队长及技术较好的飞行员共约二十人，则由成都乘飞机经昆明直接飞往仰光。
我们到达仰光的同时，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的P-40B/C战斗机就陆续运到了仰光，总数原为一百架，有一架掉入海中，实际为九十九架。这批飞机的组装工作，由原在杭州后来迁至中缅边界垒允的原中美合办中国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简称中杭厂或垒允厂）派技术人员和工人负责的。据当时任检验员、现在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戴昌晖回忆，这批人员去时有先有后，最多时不超过四十人。装配人员的实际负责人是一名叫萨金特（Sargent）的美方人员，他是当时垒允厂装配车间的领班；中方领队是夏循槛，另外有他的弟弟小夏，其他职员中还有姓马、姓蔡的华侨，工人出身的技术员等（可惜名字都忘了）。检验人员有吴铁镕、张冲、戴昌晖等，因吴资格较老，算是检验人员的头头。另外，还有政府指派驻厂的验收代表。试飞员中有美国人格林（Green）和空军的周庭芳，他是原高志航所在第四大队的少校。这批飞机的组装工作，大致7月开始，年底前结束，另有两三架零件不全，实际交付使用的在九十五架以上。
当我们大队人马到达仰光不久，就有两位刚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来给我们上课。一位姓熊，听说是熊式辉的儿子，给我们地勤人员主要讲飞机的构造和维护；另一位是顾德昌，听说是顾维钧的儿子，主要讲发动机的构造和维护。课程大致讲了两个多月结束，然后就分配到装配现场按各自的分工观察实习。我当时虽然是仪表员，但也全面学习了飞机的装拆和维护。
大致在9、10月间，这批飞机决定交给陈纳德组织起来的美国志愿人员（AVG）。由于这批志愿人员大都是美国军队的退役军官，他们来华参战，我国是要付给报酬的。为了尽量减少他们的地勤人员，决定我们大队的飞行人员全部回国，地勤人员除机务长外，其余全部留在仰光帮助AVG做地勤工作。由于当时国内汽油供应非常紧张，而仰光附近又有油田和炼油厂，这批志愿人员原拟在仰光训练一个星期再飞回昆明，待至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从而爆发太平洋战争之后，我们就奉命随志愿队留在仰光与英缅军队共同对日作战了。当时，地勤人员中只有我还会些英文，从此我就兼做翻译，工作开始忙起来了。
随后不久，日军就进攻缅甸，经常派飞机轰炸仰光，当时英国皇家空军留在仰光的只有“惠灵顿”轰炸机，有的还趴在机窝里飞不起来，地面防空部队的力量也不强，因此，仰光区域的空防及前线陆军的地面支援，几乎全靠志愿队配备的P-40C这批飞机了。P-40C飞机的性能，相对于日本当时较多的99式飞机（注：这里应该是中岛97式战斗机或中岛一式“隼”战斗机）来说，还是较好的。除了有两挺12.7毫米机头机枪、四挺7.62毫米机翼机枪、防弹玻璃、防弹钢板、自封油箱等攻击和防护装备以外，高度在4580米的最大速度可达574千米/小时，爬升速度可达938米/分，正常航程可达1050千米，续航时间一般在两小时以上。
志愿队当时采用各机能灵活应急的九机串联编队队形（当时日本和我国一般都采用六机品字形编队队形），并根据我机速度和爬升率相对较快的特点，采取打了就跑、爬高后再攻击的战术（意即避免与敌机缠斗和格斗），每次空战都大获全胜。当时志愿队有一个默契：凡是作战回来，先对机场作一个俯冲，然后拉一个快滚表示打掉一架敌机，拉两个快滚表示打掉两架敌机等，我们知道这种默契的真意后，都把快滚看作是对我们地勤人员的极大安慰和鼓励。
大致在1942年元旦前后，日寇有两次出动几十架飞机空袭仰光，志愿队飞机及时起飞应战。空战结束后，我数了一下，我方飞机做的快滚，每次都有十五或十六个之多。有一次，我们在机场上空看到，有一架日机在机场上空摇摇晃晃，盘旋不久就来一个垂直俯冲，轰然一声，直撞地面，事后一年，才知道该机飞行员是准备撞毁一架我方趴在机窝里的英国轰炸机的。由于稍偏了一点，那架英国飞机完好无损，但这说明那时日寇飞行员武士道精神还是很足的。我印象中，美国志愿队在仰光作战两个多月期间，P-40飞机的性能略胜一筹，又由于他们有针对性地采用一些好的战术，加之他们也比较勇敢（当时大家都说这些志愿队人员是些亡命之徒），取得的胜利还是较大的。据有些资料透露：“在为期两个多月的仰光保卫战中，美国志愿队共击落日本飞机216架，自己仅损失14架，取得巨大的胜利。”仰光最终失守，完全是由于英国太弱了。直到后来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才阻挡了日军的锐利攻势。
大致在2月上旬，听说有一架日本零式飞机迫降在距仰光的两三天路程的农田里。飞行员在缅奸的帮助下逃跑了，飞机还相当完好。为了研究敌机的性能，志愿队派我和一位机士（阿钟，名字忘了）随一位英国军官前往拆运。经过几次车船转换，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架飞机的所在地。由于所带工具是英制的，而日本使用的公制，同该机的结构也有些特殊等原因，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英国军官督促地方政府派人大力协助下，来回花了十天左右的时间，才把这架飞机运回仰光。当我去交代这一任务时，志愿队就告诉我：日本军队已逼近仰光，留在仰光的飞机（大致一个中队）将于次日飞往昆明；地勤人员将于第三天也撤往昆明。
大致2月下旬一天的清晨，我们开着志愿队管辖的卡车、加油车、吉普车等各种汽车约十辆，浩浩荡荡撤离了仰光。几天之后，车到了腊戍，我们大队的机械员（大家都喊他老梅，名字忘了）因中途患疾病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终于不幸死亡（可能是中暑，因为缅甸属于亚热带气候，2月份气温已经很高了），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好该地有航委会的办事处，我们将尸体交给该办事处处理并休息两天后，又开车继续前进了。
大致3月中旬，我们安全回到了四季如春的昆明。这时我们才知道由于中美已是盟军及新闻报道等原因，志愿队已改名为“飞虎队”。
同时，也看到许多P-40飞机所装V形液冷式发动机形成的扁长形整流罩外壳上，用各种颜色的油漆，涂成一条可怕的大鲨鱼，有鼻子、有眼睛、张着血盆的大嘴，露出两排洁白光滑可怕的牙齿。我们大致随该队又工作两三周左右，就接到命令，要我们原班人马到印度卡拉奇（当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尚未独立，统属印度）接收另一批飞机，于是我们就结束了在“飞虎队”的工作，走上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