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言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接受友人的建议，于1942年2月起开始翻译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那时我自不量力，既对于与席勒美学思想有密切联系的康德哲学毫无研究，又没有翻译哲学著作的经验，便拿起笔来译这部书，的确是一件冒昧而近于荒唐的事。翻译前几封信时，还比较顺利，到第十一封信以后，原文越来越枯燥，内容越来越抽象，译时困难丛生，仿佛也感到原作者为他思考的问题在痛苦地绞着脑汁。在技术方面，对于席勒当时运用的术语更不容易找到恰当的译词。又如Spiel（游戏）、Form（形式）、Schein（假象）等日常惯用的词汇，席勒都赋予更为高深，甚至与一般理解悬殊的含义。这些字用中文固定的译法译出，很难表达出它们在《书简》中的重要意义，若另觅译词就会更为支离，发生曲解。虽然遇到不少不容易克服的困难，但是我在教书和写作的余暇，敌机空袭日以继夜的干扰下，还是断断续续在一年内把27封信译完了。译完后，自知这是一件失败的工作，便把译稿放在故纸堆中，不敢问世。时过40年，几经变乱，不少心爱的图书信札，或途中失散，或室内遭灾，而这一束欲弃未能的旧稿却安然无恙，一再在我清理旧物时出现，反而成为我的负担。

范大灿同志研究文艺理论，尤关心德国文学古典时期的美学，他听说我有这部陈旧的译稿，一再向我问及。最后，我在1982年怀着一种有丑不能不献的心情，把译稿找出来交给他，请他审校。他收到译稿后，细心校阅，做了不少有益的改动，并附加详尽的提要和注解，这也用去了他一年内大部分的业余时间。由于席勒把美分为“溶解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两种，而在《书简》中只阐述了前者，没有论及后者，范大灿同志又译出席勒另一篇《论崇高》作为补充。席勒这部著作的译本得以和关心美学问题的读者见面，主要是由于范大灿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回顾我的旧译，只能是译文的初稿，这译本标明是我和范大灿的合译，是符合实际的。席勒在这27封信里的思辨过程，译者在提要和注解里都试行做了说明，这里不另赘述，我只想把席勒写作《书简》的时代、席勒所提出的美的任务以及我们怎样看待《审美教育书简》等问题略做论述和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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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在1829年3月24日向他的秘书爱克曼说：“我和席勒的结交完全有一些神灵在驱使；我们被吸引到一起，不早不晚，恰好在那个时期，我早已从意大利旅行回来，而席勒开始对于哲学思辨感到厌倦，这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二人都产生最大的成果。”歌德于1794年与席勒定交。从1790年到1794年，是席勒潜心于哲学思辨的时期，这也正是欧洲各国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社会各阶层起着不同反应、思想意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当时在德国，几乎每个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的思想变化都或多或少地与法国革命的影响有关，他们注视着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对于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激烈斗争互相消长的各阶段，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席勒哲学思辨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审美教育书简》，这部作品的产生也是与席勒对法国革命的看法有联系的。

席勒是德国文学狂飙突进后期的代表人物，他青年时期创作的剧本《强盗》（1781）和《阴谋与爱情》（1784），声讨强暴，抨击封建制度，淋漓尽致地揭发统治阶级的阴谋险诈和宫廷中腐化堕落的生活，无异于向当时空气沉闷的德国吹起革命的号角。1782年《强盗》在曼海姆首次上演，轰动一时，成为德国戏剧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盛举，其意义的重大不下于八年前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出版。德国由于政治经济落后，革命条件没有成熟，狂飙突进运动缺乏社会基础，它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为革命的行动。不进则退，它的声势也就逐渐消沉下去了。席勒也逐渐摆脱了狂飙突进的精神，转向研究历史，随后又钻研康德哲学。1787年席勒在剧本《堂卡洛斯》里宣扬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1789年他被聘为耶拿大学有职无薪的历史教授，在就职讲演中热情称赞当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1791年，他著文评论狂飙突进的一个著名诗人比格尔（Bürger，1747—1794），指责他诗歌里的民族格调流于庸俗，不能表达全人类的崇高的思想。这一评论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应，实际上也是作者对自己过去的狂飙突进时期进行自我批评。

席勒就任耶拿大学两个月后，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对象正是席勒在青年时期深恶痛绝并且身受其害的封建专制。席勒跟德国大部分思想家和诗人一样，对法国革命表示欢迎，希望“理性的王国”从此可以实现，他密切注意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演变。但是，革命过程中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反复较量和残酷斗争，以及雅可宾派专政时的恐怖行动，席勒对此难以理解，认为这种情形距离他设想的“理性的王国”实在太远了。当1792年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国民会议把《强盗》的作者作为革命诗人推选为法国的名誉公民时，他对于法国革命已经从希望转变为失望了。

席勒过去的历史观认为人类自古以来是不断进步、不断上升的，他所处的时代，正如他在耶拿大学就职讲演中所说的，是最值得赞颂的时代。这是18世纪启蒙时期的思想。康德在《回答问题：什么是启蒙？》（1784）一文中指出，人的历史是从自然状态向精神与理性时代演进的历史。但理性时代是在辽远的将来。在这一长远的路途中，当代（即启蒙时期）正处在人类结束自然历史、开启精神历史的转折点上，因为在启蒙时期人正在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职责，使理性成为指导一切的原则。席勒接受了康德的观点，也认为人类发展的道路是从被感性支配的自然状态走向精神能控制物质的理性状态，人从自然人变为理性人，而当代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但是，由于对法国革命的失望，他放弃了对于当代的乐观看法，在这一点上跟康德也就有了分歧。

他怎样看他的时代呢？他在《审美教育书简》的前十封信，尤其在前五封信里对于时代的缺陷做了生动的描绘和批判。他说，上层统治阶级的生活腐朽专横，下层社会粗野暴戾。腐朽专横是席勒早已经历过的，至于粗野暴戾则是从法国革命中得出的误解的论断。这时据席勒看来，他的时代并不能说是人的自然状态的结束与理性状态的开始，在这一方面腐朽、一方面粗野的社会中，人还不能直接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若要达到理性状态，首先要让人恢复健康，具有美的心灵，为此，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开出了他的“济世良方”。

席勒在1791年，生活困苦，身患肺病，外边甚至一度谣传，他已在贫病中死去。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和史梅尔曼伯爵从这年12月起，每年资助席勒一千塔勒银币，以三年为限。席勒为了报答奥古斯滕堡公爵对他的帮助，从1793年2月起把他近年来对于美学的探讨用书信的方式报告给丹麦的公爵。1794年2月，哥本哈根大火，前十封信在火中焚毁，席勒又根据自己留存的提纲重新撰写，共写出27封，于1795年在他创办的《时季女神》杂志上陆续发表。书信与论文不同，论文一般只写研究的成果，书信则陈述了作者思辨从开端到结论的过程。

席勒分析当时的社会是上层腐朽、下层粗野，并指出腐朽比粗野对于人类进步有更多的危害性。他看他那时代的人也是分裂的，而古希腊的人则是完整的人。分裂的人有两种冲动，那是感性冲动即物质冲动和理性冲动即形式冲动。关于两种冲动的存在，是当时德国文学和哲学里经常谈论的问题，在歌德《浮士德·城门之前》一幕中浮士德向他的学生瓦格纳说：

你只知道有一个冲动，

啊，另一个你却全然无知！

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

这一个要跟那一个分离；

一个沉溺于粗俗的爱欲，

以执著官能迷恋人间；

另一个强烈地超脱尘寰，

奔向那往圣先贤的领域。

歌德这几行著名的诗句表达了两种冲动互相矛盾，难以调和。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反复论述这两种冲动的特点：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活，它要占有，要享受，被官能所控制，因而是被动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自然人。理性冲动的对象是形象，它要的是秩序和法则，受思想和意志的支配，因而是主动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理性人。但是，这两种冲动各自都有强迫性，不能直接结合。若使这两种冲动能够结合，人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中间必须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便是审美教育，让艺术充当使人恢复健康、具有美的心灵和人性的教师。而艺术的起源则由于人在这两种冲动之外还有另一种冲动，即游戏冲动。游戏冲动不受任何方面的约束，它也不带有强迫性。“游戏”一词可以说是自由的同义语，席勒认为，人在自由中才是全人，不是分裂的人。他在第十五封信里说：“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也才完全是人。”游戏冲动既能驾驭（感性冲动的对象）生活，从生活中取得素材，也能创造（理性冲动的对象）形象，用形象体现精神，因而它的对象是“活的形象”。这种“活的形象”也就是艺术的本质。“活的形象”把感性与理性、被动与主动、物质与形式、变化与规律等对立面都给结合起来了，成为从感性状态到理性状态、从物质到形式的桥梁。审美教育通过既有生活，又有形象的艺术培养人的美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性，然后才能克服当前社会的腐朽与粗野以及现代人的分裂现象，为将来全人类的和谐做准备。

如上所述，游戏冲动所创造的“活的形象”是在物质冲动即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即理性冲动之间起着桥梁作用。但是，席勒越深入探讨这个处在中间地位的“桥梁”，这座“桥梁”的中间性就越为减少，它的独立性就越为增强。甚至说游戏冲动是人的本性，它有永恒的价值。这样，手段就成为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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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看到时代的弊病，提出改变现状的方案，他不着眼于政治经济的改革，只求人性人心的改善，这是唯心主义者带有普遍性的主张。梅林（F. Mehring）在1905年为德国工人写的《席勒评传》里说：“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暴露了我国古典文学的秘密，它们明显地足以证实，为什么18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必须在艺术的领域里开展。但是它在试行从审美走向政治自由的道路时，却不言而喻地落了空。席勒在第十封信里已经承认，经验也许不是法官，一个像这样的问题要由它来审判，而且他越深入于他思想丰富的研究，他越是把手段变为目的。”梅林从第二十七封信里引用了关于“审美假象的王国”一段话后，他紧接着说：“最后席勒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这样的美的假象国家是否存在，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他说，按照需要它生存在每个幽雅的心灵里，但它实际上也像是纯净的教会和纯净的共和国，只能在几个少数精选的团体里找到。这种审美哲学的唯心主义自己就宣示为一种游戏，精选的卓越人士用这种游戏给他们牢狱悲惨的四壁镀金，如今对饥饿的大众是一种嘲弄，若是有人期望他们只是‘在自由的可爱的虚幻里’摆脱他们的枷锁。”

马克思主义者梅林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席勒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席勒在当时的德国提倡审美教育，对于促进德国文化的发展，提高审美趣味，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且对于西方19世纪的美学研究也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20世纪五四运动以前，鉴于中国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苦难中的人民望不见黎明的曙光，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也曾吸取席勒的学说，规定美育是教育宗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后来又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蔡元培的这些意见，其动机与席勒不无相同之处，其效果当时也是落空的，这和梅林批评《审美教育书简》里所说的情况是很类似的。可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今天，若是把席勒唯心主义美学的思想根源抛开，仅就艺术的功能和艺术家的职责而论，席勒的这部著作还是有借鉴和参考价值的。

冯至
1984年3月2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