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美的告白

丁　宁

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是德国著名的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翻译家。这位才情横溢的作家因为剧作《强盗》（1871年）甚至在当时的法国也一度名驰遐迩。同时，他年仅33岁，就在歌德的推荐下获得了耶拿大学历史学的教授席位。也正是在此教职任期里，他连续致信曾经恩惠于己的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Friedrich Christian I，Duke of Schleswig-Holstein-Augustenburg，1721—1794），汇报与阐发其对人类审美教育的一系列见地，遂率先完成西方历史上对此专题所做的最为深入的探讨——《审美教育书简》（1794年）。席勒自称此乃“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心满意足的事情”。此书也让席勒实至名归地成为欧洲最早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

席勒之所以选择书信的形式与奥古斯滕堡公爵交流，一方面是由于公爵的慧眼与慷慨令其铭志难忘，写信给对方无疑是为了表达一种无以复加的敬意。1791年夏，诗人巴格森（Jens Baggesen，1764—1826）在第一次获得席勒不幸去世的错误消息后，特意举办了追思仪式。后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同时也了解到席勒当时的财务窘境，于是，就向奥古斯滕堡公爵与史梅尔曼伯爵（Ernst Heinrich von Schimmelmann，1747—1831）呼吁求助。奥古斯滕堡公爵正是在席勒对自己的工作失意而且遭受了致命疾患的首次发作之时及时出手，慷慨相助，邀请作家到宫廷做客，同时也许诺席勒，待康复之后，给予其公职。尽管后来席勒无法履职，但是，公爵依然每年支付其一千银币，长达3年！这份惠赠虽然不算大数目，却从来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唯要求接受者须注意身体并尽一切努力获得康复。《审美教育书简》一书恰是席勒获得康复后的第一大成果！

另一方面，书信中的话题正是席勒自己思究已久的问题，也是乐于同公爵分享的。1790年，康德的名著《判断力批判》面世，席勒研读之后颇有会心，正好耶拿大学开设的美学讲演也要涉及相关的内容，于是，驰函哥本哈根的公爵，畅言审美教育令人心仪的前景，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值得指出的是，席勒开始写信的时候，正值法国所谓的“恐怖统治”，不仅仅是巴黎的知识分子在思考“自由”“理想的人”等问题，而且整个欧洲也都是如此。公爵及其周围的知己也不例外，他们热情拥抱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理想。因而，席勒是在与真正的知音倾谈其所思所想。事实上，公爵每每读信后也意犹未尽，再与其他好友分享。

当然，到了后来，席勒应该意识到了这些信件的重要性，为了发表又几乎重写，因而篇幅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惜，有些激情洋溢的文字也被润色掉了。不过，《审美教育书简》问世后还是立刻获得了赞许，尤其是在席勒编辑的刊物《时季女神》的读者群中更是获得了热切的呼应。

席勒的写作与法国大革命的感召有关，因而，他是面对现实的，而且从来敏感过人。他对审美教育的无以复加的赞许，不仅首而为之，而且也有深刻的启蒙意义。但是，应该看到，席勒作为理想主义者又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他对美与自由的高度肯定，某种程度上，恰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妥协：人的救赎既不依赖宗教，也不求助于科学，而是通过艺术去实现。理所当然，一个可以引申的结论就是，且先远离社会的革命。无疑，席勒在诗意化审美教育时，也就是在对现实（包括法国大革命）予以“诊断”与“纠错”时，或多或少是在飘离大地，天马行空了。

当然，席勒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文字与思考的魅力源自其诗人—哲学家的独特气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发现，他充沛的哲思力量也源于长期博取广纳的积累。他接受的是古典主义的教育，而通过文学阅读和创作，他的心智与感触具有了浪漫派的倾向。除了康德和歌德以外，他还偏爱柏拉图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摩西·门德尔松、鲍姆嘉通、埃德蒙·伯克、休谟以及莱辛等。他对古希腊给予毫不吝啬的赞美，甚至笼统地将古典时期的雕塑《观景楼的阿波罗》与希腊化时期的《拉奥孔》等看作是同一风格的典范，都与适时而出的温克尔曼的名著《古代艺术史》（1764年）中所主观概括的希腊文化观（即“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相关，可惜连温克尔曼本人也从未去过希腊，而讨论的对象又几乎都是罗马的复制品而已。换句话说，席勒跟着温克尔曼，也不知不觉地理想化了古希腊。

当然，席勒的见解并非完全沿袭他人的观点，他的独树一帜依然是显而易见的，就如黑格尔在其《美学》的绪论中曾热情洋溢地指出过的，席勒乃是：

一位心灵深湛而同时又爱做哲理思考的人，早就走在狭义的哲学之前，凭他的艺术感，要求而且阐明整体与和解的原则，用它来反对那些永无止境的抽象的思考，反对那种为职责而职责的号召，反对把自然与现实、感觉与情感看作只是一种局限和敌对因素的那种抽象的理解。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理来了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解……席勒所专心探讨的是人类心灵的深处。

无疑，《审美教育书简》正是对黑格尔如此评价的最好佐证。席勒提出的问题是很值得思究的：艺术怎样才能对实现人的自由做出应有的贡献？由此可以引发出更多的问题，诸如审美领域如何与伦理领域联系在一起？艺术作为人的行为有何意义？其实，席勒在其中所反复阐述的又何尝不是所谓“整体的人”的养成之道。他反对将人予以分解，尤其是他把伦理视作整体的人的修为，而非人的某种特定部分的秘密环节。尤为重要的是，他认定，通过审美感受性的提升有可能实现伦理的教育目的，也就是说，感性的人必须先变成审美的人，才能变成伦理的人。因而，每一个人都有实现理想人性的前景。艺术作为文化的先行者，将人从欲望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人走向完美。艺术家就是一种真正实现了感官与精神统一的人。最高的范本就是希腊人，席勒动情地写道：“他们既有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试问，有哪个单个的近代人敢于走出来，一对一地同单个的雅典人争夺人的价值？”（第六封信）在席勒看来，人类只有先学会了为美服务，然后才能忠实地为自由服务。有必要首先培养一种美感，为自由的真正孕育而做好准备。无怪乎有学者将席勒这种以整体的人为中心的审美教育思想概括为“人文主义审美教育观”或“审美人类学”。

某种意义上，《审美教育书简》就是这样一种对美的告白，充满了诗与思的奇光异彩，也是席勒在德国以外影响最大的美学文本。

由于是书信的形式，《审美教育书简》确实就比那些一味偏于理性思辨的美学专著具有更为明显的可读性。而且，也可以让读者开卷即有益，随意浏览，在警句迭出的字里行间获得绵绵不断的启迪。然而，与此同时，它的相互不一致的地方也就不可避免，从而会有产生歧义的可能。例如，席勒所谓的“神性”，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能指不同的东西：上帝、精神、永恒、绝对、无限或实质，等等。读者也会不太分得清“审美游戏”究竟是伦理之美、人类理想抑或仅仅只是抵达理想的一种手段而已。同样，有时审美文化被看作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有时又被当作达到伦理文化之前的一种中介。

《审美教育书简》出版至今已经有两百多年了。但是，其意义依然具有生命力。法国的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　）、美国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等人都从中获得过灵感与启迪。

在中国，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是在1904年由王国维介绍到中国来的。

1917年，曾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深受德国美学尤其是席勒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振聋发聩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显然既不能求诸封建儒教，也不能借力于佛教，而对于国民性的塑造最有效的影响，就是那种可以直抵内心深处的艺术与美，因而，美育就成了不二首选，乃建构中国人现代性的重要根基……这听上去多么像是席勒的声音：“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第二封信）；“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第二十三封信）……

席勒曾经阐述过的美育途径、标准与理想等，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仅是不可以绕过去的，而且还富有进一步思考的价值，因为席勒与康德不同，他总是要超越人为的诸种界限，看到对立的方方面面走向均衡、统一的可能性及其非凡的意义。

就如席勒为贝多芬的巅峰之作《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中的合唱部分《欢乐颂》所作的歌词，如今依然会获得普天之下听众的强烈共鸣一样，他的《审美教育书简》也定会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一而再地邀约读者在字里行间感悟美与艺术的奥秘。

2021年10月8日深夜
于北京西二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