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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西方古典学，通常指西方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阅读和研究，这一阅读和研究的接受过程便构成西方古典学术史。
西方古典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希腊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克里特文明。传说中的代达洛斯（Daedalus）为克里特王弥诺斯（Minos）建造的迷宫至今残迹犹存，清楚地表明了当时文明发展的水平。后来古希腊文明发展的中心转移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Mycenae，一译米克奈）兴起。在迈锡尼衰落之后，雅典成为古希腊文明发展的新的中心，古希腊文明进入最繁荣的时期。此后古希腊奴隶制城邦衰落，马其顿兴起，马其顿的亚历山大（Alexander）东征促进了古希腊文化与西亚和北非各地区的文化交融，希腊化王国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成为新兴的古希腊文化中心。
一般说来，一部古典作品的产生同时便伴随着对它的阅读史的开始。广为人知的特洛亚战争发生在迈锡尼时代后期（约公元前13世纪末至12世纪初），以那场战争为题材的荷马史诗起初口传，后来出现文本，成为古希腊第一部传世的书面文学作品。荷马史诗在其存在和流传过程中同时经受了各种演释和批评，因此对荷马史诗的阅读和研究也便成为有文本可循的希腊古典学的开始，同时也是西方古典学术史的开始。应该说，大规模的希腊古典学研究出现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当时在埃及托勒密王朝（Ptolemaei）的倡导和支持下，来自希腊化世界各地的学者们聚集亚历山大里亚，对广泛收集来的希腊典籍抄本进行校订、编辑，许多古典著作就是在这一时期经过校订，成为定本流传后世的，从而也使这一时期成为西方古典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古罗马文明的兴起稍晚于古希腊。古罗马早期主要是在同其周边部族连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壮大的，从而阻滞了文化的发展，使得它远远滞后于国力的增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由于古代罗马和古代希腊是近邻，因此古罗马文化的发展很早便受到先于自己繁荣发展的古希腊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从公元前2世纪初古罗马开始直接向巴尔干半岛扩张，并且征服了希腊本土后，相比之下古希腊文化更是处于强势地位。关于这种文化态势，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曾经写道：
被俘的希腊把野蛮的胜利者俘获，把文明
送来蛮荒的拉提乌姆。 [1]
当时，先进的希腊文化令罗马倾倒，罗马人直接借鉴和利用希腊人现成的文化成就，使罗马文化迅速发展起来。直到纪元前后古罗马文化达到其发展的“黄金时期”时，古罗马作家仍然以“师承希腊”为荣，同时在借鉴和吸收中力求与希腊竞争。古罗马人正是这样建立了自己的文明，成为西方古典学的新时期——古罗马时期，并且同古希腊文明一起，共同构成欧洲古典文明。
狭义说来，西方古典学术史指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学术历史，广义的西方古典学术史则延伸包括其后的各个时代的接受史，直至当代。现在这部《西方古典学术史》的作者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西方著名的古典学者，曾经长期在剑桥大学从事古典学研究，造诣深厚，著述丰富。他在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努力追寻古典著作的历史命运，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找对它们的接受痕迹，从而对西方古典学术史做了如此系统、详尽的研究。据作者自称，他原打算写作一部通俗性学术史读物，结果却写成了一部鸿篇巨制。《西方古典学术史》全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博大精深，受到普遍的肯定和称赞。虽然此后西方陆续有类似的著作问世，或去繁就简，或加强史料批评，但在资料的翔实方面无出其右者，而且还往往以这部史著为依据，充分肯定这部史著的价值。
西方古典学术研究传统历史悠久，资料丰富。相比之下，我国的古典学研究起步较晚。国人接受西学主要开始于16世纪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东来而出现的“西学东渐”时期。尽管传教士们的使命是传播教义，但他们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使国人初步接触到西方古典。这种接触和交流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低落和沉寂之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又出现了兴旺势头，特别是在20世纪前期我国出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更有大批学人前往西方求学，研究各科学问，寻求真谛。当前我国学界研究西方古典的热情颇高，但往往苦于我国国内有关研究资料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译介《西方古典学术史》这样一部原始材料翔实、内容广博的著作是非常需要的，既可以帮助我国研究者了解学科历史状况，开阔眼界，扩大思路，同时也提供了许多难得的原始史料，对促进我国古典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很有好处。
王焕生
2010年6月
[1] 贺拉斯：《书札》，II，1，156–157。贺拉斯的这一行半诗的拉丁文是：
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 et artis
Intulit agresti Lat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