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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聊京剧名演员

汪曾祺老师名头太大,生前“火”,死后“火”,如今更“火”!皆因为,老头学问太大:弄剧,填词,做小说,写散文,皆上乘,而且琴、棋、书、画,无一不能,无一不精,人于仰慕、尊敬之外,又昵称汪老先生为风雅才子。

汪老先生还有一手绝活,能“哨”京戏班的各种趣闻,这也难怪,汪先生的崛起就在1956年。那时汪老师弄了一个戏叫《范进中举》,后来这个戏由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先生演出,一下就“火”了!成为文人戏的典范,所以汪老师和京剧结缘,早在五六十年前。故此他装着满肚子京剧戏班的故事,存了满脑子的梨园掌故、逸闻遗事……不过这些事儿,要是让别人说,也许是老和尚的帽子——平平塌塌,可经他口一“哨”那就与众不同了,绝对令你乐不可支,尤其是在他酒后,谈资更足,风头更健!发人一噱……

汪老师爱喝两盅白酒,但并无大酒量,笔者和汪老师在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属北京市文化局的剧本创作人员,虽然高下之分甚殊,可每年七八月份在密云水库宾馆开戏曲戏剧创作会议,却都是榜上有名须要参加的,于是便有了倾听汪老爷子谈天说地的机会。

固然是去开会,餐桌上有时也能端上来几瓶啤酒,但老头总是未雨绸缪,怀里揣着个小酒壶,大概顶多能盛下三两二锅头吧,汪先生,善烹调,在吃上很讲究,然而在此他最喜欢吃的却是密云水库里产的胖头鱼的鱼头。每顿晚餐他总“压桌”,走得最迟……这时他打开小酒壶,俗称“酒嘟噜”的,以密云特产的清鲜白鲢鱼头佐酒,自斟自酌,看着特有滋味!有时也有人陪他一起吃鱼头,这固定是两位,一位是本刊《新剧本》的主编,当时他是市文化局艺术处处长,也是剧本创作讨论会的主持者潘德谦,上海人;一位是剧作家郭启宏,广东人。吃鱼头的技巧,北方人是没法比的。

汪老师喝酒的时候,我呢,在旁边瞅着,看老头儿微醺以后,便先去水库宾馆二楼他的单人房间坐等。当他带着一丝酒香归来后,我便寻个缘由故意装成傻呵呵样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瞎问一通,以进行“勾引”,他也知我来意,因此他也并不隐瞒,咳嗽两声后便正式“开”起“书”来。一时多少老戏班的陈芝麻烂谷子由他娓娓道来,便都是一篇绝妙好辞!笔者实不愿这些极佳小品文湮没无闻,故择其中可令读者喷饭者数则,记录于下,庶几可使奇事共享之……

名小生姜妙香趣事

汪曾祺老师叙述:梅兰芳大师终身小生搭档姜六爷妙香,老实巴交是出了名的,人称“姜圣人”,旧社会艺人为多挣点钱养家糊口,一个晚上可以去几个戏馆子演戏,这就叫“赶包”。有一回姜六爷先在前门外鲜鱼口内的华乐戏院(即后来的大众戏院)演出,完了事后又赶至马路对面的大栅栏内的三庆戏院再唱一出,这样,就可以挣两份包银(即计件工资),姜六爷卸妆比较慢,出了戏馆子可就大半夜了,姜老夫子雇了辆“洋车”(即人力车)回家,走在半路上,从黑灯影儿里蹭蹭窜出两个人来,手里都端着黑乎乎的家伙,一声低沉的喝断,把车给拦住了,姜圣人一看,身上可就筛起糠来了,心说坏了,遇见劫道的土匪了,赶紧下了车往旁边规规矩矩一站,那俩贼可不管你有没有礼貌,压低破锣嗓子喊道:“把钱都拿出来,不然要你的命!”可把姜夫子吓坏了,赶紧从怀里掏出两个包来,颤颤巍巍地对贼说:这个包是华乐园开的戏份,那个包是三庆园开的戏份……您费点劲儿都拿去吧……贼把两个包拿过来往兜里一揣,抹头转身就跑,姜先生却细声细气地喊了一声:“您给我回来……”贼真回来了,把枪口对着姜先生的鼻子一声吼道:“你要干什么?”只见姜先生一捋胳膊,干吗?把手表摘下来。他跟贼说:“这儿还有块表呢。您要不要?”

得!表也归了贼啦,这不是有病吗?

事后有人问姜圣人:“贼已经走了,您还把表给他干吗?”

您猜咱们这位圣人怎么说:“唉!他们也不容易呀!我这儿让他们多得着点,别人不就少损失点儿吗?”

这逻辑也只有姜圣人想得出来……也许这一段掌故有曾祺先生的加工。但姜先生极善极厚的性格,不是跃然纸上了吗?

还是姜夫子佚事兼及名小生刘雪涛

汪老师述:姜妙香和梅大爷(梅兰芳),都是梨园界最讲究礼貌待人的好老。有一天姜圣人的得意高徒名小生刘雪涛到宣武门外姜府上去看望老师,雪涛一进屋就看见他们先生正坐在太师椅上,端着小紫砂壶品茶呢……刚要请安问好,话还没说出口呢,就见他们先生蹭的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满脸赔笑地说:雪涛您来了?快请坐请坐……吓得雪涛赶快欠着半拉屁股坐了下来,爷俩谈了会儿有关唱戏用嗓的话,学生晚上还有戏,就跟老师告辞了,没想到姜圣人亲自把徒弟送到大门口,又满脸赔笑地说:“怠慢怠慢,下回您早点来……”

学生受不了了,雪涛一转身不走了,对着先生,眼眶子里闪着泪花说:“先生,我是您学生啊,您别对我这么客气啊,您这是怎么了?”姜圣人一听吓了一跳,赶紧说:“哟,我就是这么学的,我不会不客气,要不您先教我……嗯,不客气怎么做得了……”

可惜如今有许多人只学会了不客气!中国人礼貌待人的好传统却不会了。

谈到刘雪涛,下面就记录一段汪先生讲述有关雪涛先生的妙文。

有一年北京京剧院的著名旦角表演艺术家张君秋领衔的一个团,到东北的哈尔滨演出,报纸上登出了演出广告,篇幅挺大,演员的名字都用的黑体字,挺醒目。刘雪涛是张君秋的搭档啊,京剧团里的当家小生,名字当然要上报纸,并且会登在显著地位上,报纸来了,刘雪涛拿起来寻摸自己在哪儿呢?……一眼就看见了,挺大的黑体字,这不……嗯?不对呀,这儿登的是刘雷涛,怎么给我改名啦?岂有此理,太不像话,不成!我得打电话给报社,要他们改……第二天,报纸来了。刘雪涛早等着呢,急急忙忙打开一看,嘿!还真改了,刘雪……嗯?哪儿来的刘雪寿呀……唉!还是不对呀!

梅兰芳和李万春谁最讲礼貌

一天我又上二楼找汪老师聊天,请他再讲点什么,于是他就给我讲了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和李万春谁最讲礼貌的故事。他说这不是他的专利,而是听李万春的夫人、著名旦角演员李砚秀女士讲的。

汪老师叙述:要说咱们京剧戏班的演员,包括大艺术家,最讲礼貌的是梅兰芳博士。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你看无冬历夏,如果你在外面见到梅兰芳先生的时候,他总是穿着一身整洁的西服。里面的衬衫领子硬挺挺的,领子上的领带打得整齐坚挺,即使在夏天,你见到这位大艺术家,不管天有多么热,梅先生依然是这个装束,这既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礼貌待人、对旁人尊敬的表现。

说到此,汪先生忽然呵呵一笑,话锋一转说道,这是在外面,你看到的风度翩翩、衣帽整齐的梅大师,但是据李砚秀女士讲,如果是夏天中最炎热的三伏天,梅先生在家是什么样装束的呢?汪先生用他那细尖的嗓子说:其实在天最热的时候,梅先生也不在屋里待着,特别是晚上,他会在他那护国寺一号梅宅中的院子里面乘凉……据说梅先生在最热的时候也会脱下长衫,穿个背心,手里拿个扇子,坐在当院的竹椅子上迎风消暑。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拜访。一听到敲门声,这时不管天气有多么热,梅大师也会立刻就穿上一件长衫,并且一定要把长衫上的所有纽扣都系好,包括脖子上的第一个纽扣,也一定要系上系好。也就是说衣帽整齐后才开门接待。而且不管谈什么,是公事还是私事,都不带出任何不耐烦的态度,直到最后谈完。客人告辞,这时梅大师还有最后的一手,就是不管来的是什么人,一定要亲自送到大门外。丝毫没有大艺术家高高在上的姿态,真是平等待人,从不以自己是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自居,从来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举止……

说到这儿时,汪老师又呵呵一笑,话锋又一转说道:这时在旁边听说话的大武生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发言了,说梅先生待人礼貌有加,来客人以后必定衣帽整齐接待,而且要亲自送到大门外,这一点绝对是事实,也确实令人尊敬……但是,要和我比起来,梅老师还差一点。我在三伏天接待客人,也会衣帽整齐接待,不过我比梅大师还多一手:客人不管是谁,无论年岁大小,我也一定要亲自送到大门外,这一点和梅老师是相等的,但是不同的呢,就是我不管是谁,送到大门外之后,我必定要有一个九十度的大鞠躬,我可以说,除去我以外似乎没有人能够做到……

听完汪老师的叙述以后,我想了一下,因为我曾经在李万春先生任团长的内蒙古新华京剧团当过编剧,为李老师写过戏,我闭眼一想往事,这场面就浮在眼前:我每次到宣武门外大吉巷李宅拜访李万春团长,我走时,李团长必然将我送出大门外,而且必然要鞠一个很深的九十度的大躬,这一点别人确实没有,确实他是独一无二。不过他是名武生,腰腿上有功夫,那腰才能弯得下去。换一般人即使想这样有礼貌也达不到,因为那腰弯不到这么深的九十度啊……

马盛龙队长尴尬的口令

马盛龙是著名的京剧老生演员,他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马连良先生,在“文革”时他是北京京剧团的一员。现在的北京京剧院那时候因为这个团演出了样板戏《沙家浜》,所以又被称为样板团,简称叫“板儿团”。能够在这个团里工作,那在当时可不简单,要经过严格的政审,合格者方能留在本团里参加革命工作,这样的同志被称为板团战士,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故而无上光荣。

板团战士每人发两套带两个兜的国防绿军装(简称板服),国防绿棉军大衣一袭,另外每天免费供给板团战士土豆炖牛肉的板饭两顿,可谓雨露之恩大矣哉……

可是团里那些经政审不合格的所谓“黑线人物”可就惨了……或是黑尖子、黑苗子、黑……俱都赶到京郊小汤山农场的永宁红艺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这批人名演员不少,像赵燕侠、梅葆玖、李世济,甚至赵葆秀这些有才华的优秀青年演员都在其列,这些人简称“板刷”,统统属于“残渣余孽”……马盛龙虽然算是名演员,但由于他出身贫寒,幼年便参加富连成科班,后来在京、沪两地演出,唱了半辈子戏,也没挣过大钱,也没买过房子置过地,加上盛龙办事一向认真负责,人缘不错,所以当时的板团领导——军代表,就派给他一个活,任命他做演员队队长。

说实在的,板团里这个队长能量还是相当不小的。他不仅要负责组织排戏,演出……演员的考勤也得管,什么迟到啊,早退啊,事病假呀,都要经过这个队长处理。叧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这个板团,不仅要排革命样板戏,而且剧团军事化、战斗化,要出操,练操,这事也都由队长负责执行。这个“活”对这位从小就会唱戏的马队长可是个难题,最困难的是队长要站在队伍的前面指挥三军,喊口号:什么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之类,其实,只要上过洋学堂的学生,这些都练过,不是什么难事,小菜一碟,可是对于这个一天学堂没进过,自幼写关书进科班学戏的马爷马队长来说,可有点玩不转,什么左转右转的,常常弄不请楚,其至把自己转晕了……

话说这一天,也活该出事,军代表听说马队长喊口令时常闹笑话,这次特意来视察来了,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当马队长把这个演员队的队伍在团部(也就是工人俱乐部)的院子里集合好了以后,马盛龙马队长,在队列前面这么一站,立即就要喊口令出操练兵了,这时他冷眼向左右一望、二望,看见两位军代表在队前站着呢……不用说,这是冲我来的,要瞧瞧我这队伍带得怎样。马队长知道自己的弱项……就是这口令喊得不怎么地道,心里有点打鼓,可事到如今,也得喊呀……

“稍息”“立正”“报数”……马队长开始喊的口令还非常正确,没出一点问题。这时,盛龙同志心里有底了,接着又喊开了:“齐步——走!”于是大伙迈开整齐的步伐向前挺进——接着,马队长又喊开了“一、二、三、四”,接着队伍传来响亮的应和声。太精彩了,一点儿纰漏没有,马队长高兴极了。一下子忘记了继续发布口令,这个时候整齐、雄壮的队伍继续向前行进!向前行进……哎呀,不好,前面就是墙了,再往前走一步、两步、三步就撞着墙了,这个时候应该喊什么口令让队伍站住呢?这突然的事件发生,一下子让马队长蒙住了,想不起来下边应该喊什么,大家都知道应该喊“立定!”但是就这两个字,马队长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眼看这队伍就要碰到墙了……大伙儿也面面相觑,可是也不敢停下来呀,继续整齐地往前走……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最尴尬的时候,马队长突然急中生智想起来他演关羽戏勒马的动作时喊的那一个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高声喊道:“吁!——”虽然这是令马停住的口令,但是大家也都明白,立刻齐刷刷地站定……

这时的马队长吓得脸都变了颜色,那大队人马呢,却突然爆发出了一阵轰然的大笑声,马队长呢,也绷不住,他也喷了:笑场了……

我相信这桩事儿不会是汪曾祺老师的杜撰,但是换了别人,却也不会像他讲述得这样生动有趣……汪老师讲别人的故事生动异常,讲自己的故事呢?同样也是异常生动。下面就是汪曾祺老师讲他自己的一段故事。

他讲马盛龙喊口号儿那样生动,而且提到在板团的时候,每人都要穿板服,于是我就问汪老师,你在板团的时候,你也穿板服吗?也即是两个兜的国防绿军服,汪老师说:对啊,我也穿板服啊。……汪先生操着他那尖而细的高嗓门儿哂笑着说……我闭起眼来想象不出背驼成这个样子的汪才子穿起军装来是个什么模样,他又继续:可是在没有穿这身国防绿前,我可遭了“洋罪”了……也有个乐儿,我说给你听听……

自己的故事

“文革”一开始,我和京剧《沙家浜》其他三位编剧:杨毓珉、肖甲、薛恩厚,全都挨批挨斗,我是摘帽“右派”,造反派、军代表对我就更要严管,让我整天在团里“倒煤”,即把整块儿煤、碎煤、煤末逐一分开,再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有一天我正把煤倒来倒去,一位身着四个兜绿军装的军代表跑来把我叫过来,先劈头盖脸训斥一顿,然后叫我回“牛棚”,迅速写一份深刻的检查,还说,上级正考虑要“解放”我,这句话我一下就记住了,别的还有什么我也没听进去,光记得要“解放”我几个字儿,心中不免高兴,脚下不由得加把劲儿,一溜烟儿似的小跑起来……可就要回到“牛棚”时,那位军代表却是气喘吁吁又追了上来,并叫住了我,大喝一声:汪曾祺……你不用回去写检查了,给你笔、纸,就在这儿捡重要的写几句就行了!我来不及细想,接过纸笔刚写了一句,只见那位军代表把手一挥,急促地说:不用写啦,口头检查算了……我当时愣住了,口头检查……说,说什么?军代表立即就说道:“就说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

就说这个?我把提拉起多高的心,噗的放了下来,便照猫画虎学舌了一遍……

刚表过忠心,这位军代表道出了天机:说有位中央首长要马上接见我,叫我即刻跟他走,这时我脸上挂着黑灰,手上满是煤屑,衣服也是脏兮兮的,活像个小鬼儿,只好请求军代表,让回趟家换件干净衣服再去,“不成!来不及了……”

可是穿这身衣服去见首长,也有点不合适吧。我和他们对付……“你不用管了,我叫人去给你买套衣服,你先洗脸去……”这位代表总算开了恩,也可能想到穿这件“窑花子”似的衣服去见他的首长,实属大不敬。

我胡乱洗了把脸,肉丝儿里还珍藏的小煤屑,一套新的蓝咔叽制服,送了上来……换上新装,匆匆跟着上了汽车,当时我真不知汽车要开往何处,心里直打鼓,可万万不敢问……

汽车没拐了几个弯便停下来,我一看是人民大会堂……到此何干?难道又是批斗会?心里七上八下,其实后来才知道,来此还是为《沙家浜》剧本的修改,原来要把沙家浜的二号人物郭建光树成一号,阿庆嫂降格为二号,这是关系到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大问题,一点不能含糊,要马上改,谁来改?于是他们想到了汪曾祺……于是才有了对我的闪电式的“解放”……

人民大会堂召开京剧《沙家浜》定稿会。台上第一排坐着江青、姚文元、叶群等炙手可热的新贵,第二排坐着样板团的军代表、革委会领导和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的官员,台下坐着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万一英等,我也就座于此,空荡的大厅鸦雀无声,连掉个针也能听得到,谁要是憋不住劲咳嗽一声,就像点了个响“炮竹”,气氛好不紧张,真有一点怕人。每人发一本4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这些演员朗读,其实您别看坐着这么些人,那都是聋子的耳朵——配搭,主要是听江青一个人的,她不吭气就往下念,只要她鼻子一吭气就停下来等“御旨”,江青时不时让停了下来,用手指着我说:汪曾祺,这两个字要改一改。我当时当场就得改,有时她满意了就往下面继续,有时为一两个字或一句词的改动,要反复几次,直到她不再摇晃脑袋为止……

最后总算修改完毕,完事大吉!大伙都走出了人民大会堂,就如同获得一纸“特赦令”一样,浑身感到轻松无比。 pvXhPnqN7cNieIk+JDsy2IVTu1Eo2byvF7sBWdbw5S+9rqFvLbX6gy+cnK2QpQ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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