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先恩师周公贻白，1900年生人，今年
适逢老师百岁诞辰。有关单位要出版纪念文集，作为弟子的我，自然要撰文附之骥尾。但在三年前，为纪念先恩师逝世二十年，我已经写过文章。为此，商之于先师哲嗣周华斌师弟，以前文做基础，再增加一些新内容，敷衍成文，谨以此作为对先恩师百年诞辰而献上的一篇小文。
我小时候便迷戏。打记事，留在脑子里的，便是台上的花花绿绿。读初中了，我的母校——北京六中，前清时是专管演出事项的衙门“升平署”。也许应了那句话：这块地有干这个的风水。同学之中，净是戏迷。我是除有功夫就看戏外，还满世界地淘换戏剧书籍。当时常去的地界有二处。一处是我逛天桥无意发现的，在天桥旧货市场有卖《三六九》《立言画刊》等旧戏剧杂志的。但不是按册卖，而是当废品处理上秤约，您说这得多合适。每回我都买一大书包。卖的主儿，一个四十来岁的壮汉，总还饶一句：“这可是当包装纸用的，不是叫你看的！”我也总回一句：“我们家有买卖，谁看这个！”其实，卖的主儿，买的主儿，谁心里都明白是为什么。另一处则是老东安市场旧书摊。常带我同去的，是高我三班的大学长姜纬堂。（后来他成为我的挚友，谛交近五十年。纬堂兄是北京史、明清史的专家，造诣极高，惜于今年春节后，突患心肌梗塞，仅两日与世长辞。消息传来，令所有识姜兄者均不胜悲痛。）记得《旧剧丛谈》《听歌想影录》《名伶百影》等书，均是与姜兄同时购买的。
又一日，与纬堂兄同去东安市场。进一书店，见书架上摆放一部三卷本周贻白先生所著《中国戏剧史》。取下来翻阅，装帧讲究，扉页和尾页均有彩色画页，绘有戏装、刀枪把子和脸谱等。当时便爱不释手，可定价为人民币四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昂贵了，难免有些犹豫。纬堂兄便说：“这书值，买。钱不够，我这儿还有。”一言九鼎，我倾囊中所有买下。回家后，什么也不干，一页一页翻看。当时，我还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也只能是“观其大略”而已，但我还是饶有兴趣。虽然，零花钱已全部告罄，至少得有一两个月不能花钱买票看戏，但我无怨无悔。
大约过了一年，我在中国剧协出版的《戏剧报》上，看到有人写了大块文章，批评这本书是什么“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产物云云。这下有点把我弄蒙了。这本书讲了中国戏剧的发展史，各剧种的发展嬗变，各种声腔的产生源流和走向，特别是介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戏曲知识，我读了受益匪浅，猛长学问。每与三五戏迷朋友侃戏时，我是“艺”压群学，风头独健。干吗非要说这本好书的坏话？当时心中愤愤，很为这位大学问家周贻白先生打抱不平。我常常想，倘有机会能见见这位周老师，跟他聊聊天，那该有多好！要知道，这可是跟我心中那尊偶像面对面地交谈呀！从此，我就盼着这一天。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三年以后，我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戏文系。报名时，校方要求送作品。我从初中三年级时便在报纸上发表有关戏曲的千字文：或介绍演员，或评价剧目。到那时，已经在《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和《剧目报》（市演出公司出版，在各剧场发行）上发表了十几篇这样的文章。我便选出了四五篇，记得有评昆曲的《钟馗嫁妹》《昭君出塞》《胖姑学舌》和《杂谈〈空城计〉》《老戏也要改进》等评论文章。当时颇有点自鸣得意，心想，就我这岁数，发表这么多篇评戏文章，你们找去吧！
笔试那天，考的大题目，是写一篇戏评，剧目自己定。这可打在我手背儿上了，于是我写了《看话剧〈关汉卿〉之后》，洋洋洒洒三千字一挥而就。交上卷子后，更是沾沾自喜。
半星期后口试。考官三人，一三十多，一四十多，一五十多，均男性。端坐的那位老考官体胖，个头不高，着一身褪色的蓝布制服。在青、中年考官考问我后，开始发问。听口音是南方人，话锋尤厉。看来他对我的试卷和交上去的那几篇发表过的剪报都审阅过了，所提的问题，都和这里面的内容有关。例如：“你说话剧《关汉卿》里真马上台，有些个画蛇添足，反不如用马蹄声、马嘶声等效果来表现马的奔腾为好。那么，你可曾想到，话剧是写实的，戏曲才可以搞虚拟的，两者之间，可以逾越吗？”又如：“你认为李淑君演出的昆曲《昭君出塞》非常好，你可看过尚小云演出的京剧《汉明妃》，它们之间有哪些相同？哪些不同？”
这老考官端的厉害，几句下来，我脸上淌下了汗珠，再不敢掉以轻心。但我还是有问必答，并没有张口结舌。不久，老者的脸上泛起了笑容。后来，有关戏剧和文学的问题索性再不考问了，反而好似拉家常一般地跟我“闲聊”起来，他问我，喜不喜欢国画？我说喜欢。便又问，明、清两代大画家的作品，都欣赏过谁的？我说爱看石涛、八大山人的画。他脸上的笑容更多了。又问对中国的瓷器懂不懂？我说懂一点，“开光”的、“开片”的，青花、粉彩都接触过一些。他便又问：“你懂不懂中国的丝绸？”这下把我问住了。我摇了摇头，他也摇了摇头。说：“这个不懂不行，中国戏曲的服装是很讲究色调搭配的。梅兰芳到美国去演出，洋观众一看京剧的服装，色彩那么艳丽又协调，就惊呼起来。这普通的丝绸衣服就变成了奇妙的艺术品，你不研究怎么行？”
啊，原来还有这么一层意思，这老头的学问真大呀。他是谁？听那越来越浓重的南方口音……突然我心中一凛：他大概就是在中戏任教的周贻白周先生吧？没错，除了他，谁肚子里能有这么宽绰？
一出考场，便被众多考生围住，他们说我足足考了四十分钟，这次准有“戏”。听到这些我更是踌躇满志，心里也觉得这一回跑不了啦，十拿九稳。
离发榜的日子还远着呢。一天，酷暑中忽然来个半阴天还有凉风拂面，舒舒服服的。我忽发奇想：为什么不去拜谒周贻白老师呢？在打听到周老师的住处后，我那股冲劲腾地就上来了，匹马单枪径直奔了交道口棉花胡同22号，中央戏剧学院教员宿舍。
那是一所大宅院，几进院落，全是平房。我在传达室老大爷的指引下，曲里拐弯摸到了一处。门是敞开的，似乎是为了进点风。映入眼帘的是简单的家具：老式的大衣柜、老式的床，小小的写字台上面摆满了书和稿纸。一把木制椅上，背对着门坐着的，正是那天考我的胖老头。
这时我不免有点胆怯，轻轻敲了敲门，胖老头悠然转过头来，炯炯放光的大眼睛看着我。我更慌了，只好谦恭又低声地问：“您是周贻白老师吗？”“是啊，你不是张永和吗。”“您还记得我，那么多考生……”他很随和的一句话，好像给我打了一针兴奋剂，立刻感到胆儿大起来，声音也不再颤抖了。“考你那么半天，要是连你的名字也记不住，不也太对不起你了吗！你倒是挺有本事的，竟找上门来了，有什么事？说吧。”我说正在学习他的《中国戏剧史》，有些地方看不太懂，想请老师给讲一讲。周老师真是诲人不倦，竟按照我提出的逐条讲解。不知不觉约两个小时过去了，我想该告辞了，但怀里揣的那个小“兔子”，此时不亮出来，可就没机会了。于是我鼓足勇气问了一句：“周老师，这次我能考上中戏吗？”听到这里，周老师微微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知道你是要问这个的，本来我不应该说，但告诉你也无妨，早晚都是这个结果嘛。按你的考分，够，可你榜上无名。而且……”周老师显得有些碍口，但终于又讲了下去：“而且以后，你也不必再考了。你也不必难过。想学业有成，不进大学的门，只要刻苦，一样能学成。就拿我说吧，我就没有进过大学的门。我年轻时，在湘剧团、京剧团里当过‘下把’；后来，又参加过田汉先生、欧阳予倩先生等人组织的‘南国社’，当话剧演员。你别小瞧我这些‘不高’的资历，它使我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掌握了戏曲和话剧大量的活知识，为我日后做‘中旅’也就是‘中国旅行剧团’第四期编导，创作话剧、戏曲以及电影诸剧本奠定了基础。当然，最主要还是要刻苦读书，勤攻文史。我所以能在戏曲史和京剧的形成、发展以及各种戏曲声腔、流派的源流、嬗变上有一点成绩，主要靠‘三勤’：勤读书、勤调查、勤思考。你如果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下’别人‘下’不了的‘私功’，你也会取得成绩的。”
我感动了，差点流下泪来，那会儿竟没有一点悲伤，却充满了劲头。我们爷俩一直聊到日落西山。我起身告辞。周老师说：“到饭口了，我们出去吃饭去。”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可是老师站起来就走，我只好在后面紧紧跟随。
出棉花胡同东口往南，在宽街十字路口路东，有一家清真馆子（现在似乎是老字号“白魁”饭馆的分店），是个中档饭馆。老师领我进去后，先是要了盘炸花生米和一瓶啤酒，然后，又要了两大碗鸡丝汤面。有意思的是，汤面端上来，老师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小瓶，拧开盖，冲着我碗里一通撒，然后再给自己碗里撒上。我忙问：“老师，什么？”“味精。吃吧，小子！”这时，我已喝了一口汤，听了这句话，差一点没笑得喷出来。老师看我这副怪样子，又补了一句：“这地方做饭，没味，倒点儿味精，就不一样了。”我心里说：您那叫“倒点儿味精呀”。爷俩小半瓶下去了，可别说，是真鲜！
从那天起，我终于走到了恩师的身边，圆了我“程门立雪”的梦。从此，我隔三差五便来恩师府上求教。
周贻白老师教导我的“三勤”，我记住了，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做到，但总是朝这方面努力，“虽不中亦不远矣。”终于也小有成绩，听老师一席话，终身受益！
1959年末，我给《北京晚报》写了一篇千字文《谭家五世》。编辑黄亚昌先生，认为千字内而能将谭志道、谭鑫培等五世精英说得清楚，实属不易，当即拍板发表，只是需要配一张谭鑫培的剧照。我无，便将此事和老师说了。其实，这里是含有我的一点“诡计”的。老师房内的墙上，悬挂着一张装在很讲究的镜框内的十寸照片，是谭鑫培和王瑶卿的《南天门》剧照。周老师挂这张照片，倒不是冲着谭叫天，而是整个的为着王瑶卿王大爷，因为他和这位“通天教主”情同手足。我想借此剧照，还《北京晚报》亚昌兄的“愿”，只是因为这照片太珍贵，我不好意思明说，才不住地“念秧儿”给老师听。
“把这张照片摘下来，送报社。”周老师不加思考地说。
“可是……您有小点儿的没有，这相片，我有点不敢拿……”我嗫嚅着说。
“有什么不敢拿的，想着给我拿回来就行啦。”
后来《北京晚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旁边的老谭和王瑶卿《南天门》剧照，便用的是周老师珍藏的这一张。
1960年我去了长春，后来又去了呼和浩特，先后在吉林省京剧院和内蒙古李万春京剧团供职做编剧。再聆听周老师的教诲，只好书信往还。1963年下半年，我返回京师参加了北京新燕京剧团（现北京风雷京剧团）。第一个戏，是排从唐山淘换来的剧本《节振国》，因要根据本团演员的艺术条件，对剧本进行改编，这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名下。
一个月后这个戏在大栅栏内老戏园子庆乐剧场上演了。观众反映不错，上座率也较高，周老师首场演出便去捧场。第二天我去老师处征求意见。“这是你来这个团交的第一个卷子，你目前是要巩固阵地，我当然要给你摇旗呐喊助威。这样吧，你和剧团说一下，找个时间我给大家讲一下，包括这个戏的长和短，还有戏外的一些知识性问题。”老师又要给我捧场，我听了，大喜过望，心中感激，知我者，周师也！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剧团借了宣武区工人俱乐部的一个讲究的礼堂，集中了全团演职员一百余人，请周贻白先生讲课。剧团本要派车去接，但先生坚辞，由我陪同乘公共汽车而来。那天先生特意脱去了平时的衣衫，上穿一件雪白短袖罗质夏维衣，下着灰派力斯西裤，足蹬黑礼服呢千层底便鞋。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非常精神的一位学者。
老师从剧本、导表演艺术以及音乐、美术布景等方面，对《节振国》这出京剧进行了详细的剖析，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又从京剧史的角度讲述了京剧演现代戏即时装戏的沿革演变，说明京剧现代戏由来已久，无论对题材、样式、表演，都是一次拓宽，对京剧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最后，他还专门就京剧的四平调的源流、发展变化，即如何从徽调发展为平板二黄做了精辟的阐述。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赞叹不已。
老师这一来，一讲，用南方话说，对我，是面子做了十成。
剧团备晚餐款待，老师又坚辞。却步行同往二里之遥的我家，去“见见我的母亲”。在吃过两块西瓜后，也不用晚餐，而只由我送至公共汽车站，一人返回宿舍。
高风亮节，古道侠肠，今见之。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部戏，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京剧《南海长城》也搬上了舞台。首演那天，老师去看，还邂逅了他多年未见的老友——中国京剧院的编剧泰斗翁偶虹先生。剧场休息时，两位老友谈笑甚欢，隔着两位喷出来的袅袅香烟，我看到二老的脸上，闪现着童稚般的欢悦之情。
老师谈起他和翁先生的关系。他说“我和偶虹是老朋友，有几十年的交情。四十年代中期，日本人投降那会儿，偶虹受上海大来公司总裁吴性栽之聘，到大来公司下属的专门演京剧的大戏院天蟾舞台长期驻班编剧。我那时在上海一个大学任教。我俩经常在一起聊天，吃饭。后来到北京，见面的机会反倒少了。这次相逢倒要感谢你给我们搭了个‘桥’。我正好还有点事要请教偶虹。有一出梆子戏的服装头饰，我记不清了，这事只有问他。你和翁先生联系一下，一半天咱爷俩到他府上坐坐，请教请教他。”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我陪老师到了西城新文化街翁寓。那是一个狭长的小院，好像几间平房都盖在一面，面积也不大，进深很短。屋内除了墙上的字画、书架上的书外，似乎也没什么值钱的摆设。翁先生见我们来了，十分高兴，躬身让坐。周师指着我说：“偶虹兄，我这个学生当编剧还不入流，还请您多关照。”翁先生笑着说：“那没的说，您的学生和我是同行同道，我们互相学习。”“他是晚辈，您得多指点他。”周师诚恳地说。“好说好说，永和你有什么过不去门的，尽管说，咱们一起商量。”
恩师是见缝插针，又给我铺了一条路。
两位挚友啜茗畅谈，我敬陪偏座，洗耳恭听，他们谈了很久，直到夕阳西下。翁师母进来了，说饭已做熟，要留我们小酌。周师婉谢。出门来，周师对我说：“翁夫人年岁大了，这顿饭实不能叨扰。”于是，爷俩又去下饭馆了，自然仍是老师付账，弟子白搓。
按现在的流行语，周老师是收藏家中的“大腕儿”。他有三宝：邮票、洋画、火柴盒商标。收藏之丰，质量之高，他人难望其项背。
老师最初让我看的，是他的洋画。
何为“洋画”？年轻人未必知晓。几十年前，买包香烟，如粉包、黄金龙、白金龙，还有恒大、前门等，里面除去香烟外，还有一张长方形彩色印刷的纸画。所绘大都是章回小说里的人物。最早这种纸画是藏在外国进口的洋烟内，多绘碧眼黄发的洋妞，故此，中国老百姓称为“洋画”。
有一次，爷俩吃饭回来，老师兴致很高。忽见他猫下腰蹲在地下拉开了大衣柜下面的抽屉，拿出一本本影集并翻开来叫我看。上面粘贴的正是香烟里的“洋画”。那里面有《三国演义》人物、《水浒传》人物、《红楼梦》人物、《西游记》人物等。老师特别强调说，这都是“全的”。我听出话中有话，便问：“是不是就讲究在这个‘全’字上。”老师笑答“对”。他说：“烟草公司当时宣传得很厉害，在报上登出，一套全的‘洋画’，可以得一辆进口自行车的奖励等等。可他们很坏，一套中总有那么一二张，‘出’的很少，总也叫人凑不齐。”“可您这些为什么都是‘全’的？”“他们为了表明有人凑齐过，就把这个便宜给烟草公司股东、经理等自己人。这些都是当年得过奖的‘原件’，是托人弄出来的。这几套，还有《聊斋志异》《镜花缘》等，一套都是30块‘大头’（银元）买下来的。”“您为什么淘换这些玩艺？”“一是收藏，二是我们搞戏的人，看这些人物画，对掌握他们的个性，激发起创作灵感是有好处的。画得还都不错，你可以仔细看，定会有所收获。”
以后一连几天，我都去老师家中看“洋画”。后来又给我拿出他轻易不肯示人的珍品，那都是国外的。这其中很有些特殊的：黑白照片的，照的都是着各种服装的洋“仕女”，半身；还有珐琅、烧瓷、丝绸质地的。上面的图，有的是各国国旗，有的是各种图案。瓷制的是洋女人像和名画，实在是见所未见。另外也有些用硬纸片做的，但纸张和印刷比国货要考究的多。一套画的是外国乐器，一套是各种洋家具，还有一套是各式各样的房子。
老师的第二宝，是收藏各国火柴盒上的商标。数量大，样式多，一览之下，不只是知识大增，而且也是艺术享受。
第三宝，是不少人都知道的，便是邮票的收藏。起初老师的集邮册，是放在各个抽屉里，后来越来越多；周师母从苏州调到北京后，华斌、楚斌、湘斌兄妹也一起同来，学院给老师调换了两间大房子，他们便买了一个玻璃柜，集邮册便都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当时邮票收藏除夏衍外，当推老师。那是太丰富了，国外的居多，国内名票也搜罗殆尽。我只看了很少一部分。一天我去老师家，看到有许多人帮助他拾掇房间，而且不知从何处弄来两个高质量的沙发。原来是新影要给老师拍纪录片《教授生活》，其中主要拍他的集邮。校教导处派人来是给老师“添妆”的。周师说，拍邮票，论理该拍夏衍同志，可他是文化部的副部长，是官，不便拍，所以“这汗就出在我身上了！”
又一天，又有点耐不住，便问老师：“您干吗收藏这么多邮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周师一笑，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有这一问。‘反右’期间，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周贻白‘玩物丧志’。这物便是指邮票。其实，我也是‘误入歧途’。那是抗战胜利之后，我因看不惯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便去了香港。给电影厂写剧本，我一气儿写了好几个。当时香港稿酬较高，可是要寄回大陆来很困难。有些人就买成邮票。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开始，我是用它来变钱，可是一来二去，我感到邮票的学问很大，知识性很强，可以开眼界，长见识，目的便改了。这种收藏是高雅的，需要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增加艺术的鉴赏力，实在不是‘玩物’啊！”
恩师的三宝，在“文革”中在劫难逃，被戴红箍的“小将”“老将”，还有街道的“老妇”“少妇”们席卷而去。后来虽归还了一些，周师母又为筹措龙斌师弟结婚费用，贱价卖掉劫后“余生”的一些“精品”，三宝终难成其宝矣！
古人极重视交友。曾国藩说“择友如同求师”，又说“深交之人，宁缺毋滥”。恩师一生，绛帐授徒，桃李天下。交友却不多，与田汉、欧阳予倩及阿英（钱杏邨）关系最密。他曾告诉我，阿英不但是他的好友，而且是他和周师母的大媒。说这话时，他显得十分高兴。
1964年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老师家中，忽然有一位五十多岁、头发不多的胖老头来访。老师一见忙对我说，你先找本书自己看吧，我们谈点事。说完，便将这位老先生请到内室。他俩谈话的时间较长，而且声音压得很低。后来胖老头告辞走了，老师却并未出门送客。我觉乎着有点怪。当时我还年轻，不知深浅，便径问老师，此人是谁？老师一愣，说：“怎么，你不认识他。”我摇了摇头。他叹了口气说：“你怎么连他都不认识，他就是阿英啊！”“噢，大媒到了，怎么人家走了，您也不送送？”“有些事很难说，你甭打听了，以后见外人，这码事别再说了……”
干吗弄得这么神秘兮兮的，怎么了？
原来对文艺的“两个批示”下来了，要抓“就会沦落成‘裴多菲俱乐部’”的各个文联下面的协会的头头。剧协的田汉首当其冲。作为田汉的好友的老师和阿英正是议论的此事。他们互相激励，表示绝不落井下石。不久前，华斌师弟告我，那次阿英来后不久，剧协果然来人，要老师揭发田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老师大义凛然，没有为求个人安宁而口是心非，坚持说田汉是好同志。所以不久周师也难逃厄运。
老师和京剧旦角王派大家王瑶卿先生也相交莫逆，情感甚笃。1954年王瑶卿病逝后，老师在报纸上写了很长的悼念文章，整整占了四开的一版，还配了两张王瑶卿的照片。老师曾把这张折了好几折、纸都发黄了的报纸（《北京日报》）找了出来给我看。还找出来好几张他和王瑶卿一起合影的照片叫我瞧。1959年王瑶卿的二弟，有“凤二爷”之称的王派名须生王凤卿病逝。我得到消息时已经很晚了，我还是给老师打去了电话。那时，私人电话极少，是传达室的老头把先生请来的。一听是我，老师就说：“这么晚了，你是告诉我凤卿逝世的消息吧？我已经知道了，正在写悼念文章。明天你别来，心里有点乱，后天再来吧！”
先师与大戏剧家吴祖光先生也是好友。就在我这篇小文在内部刊物《艺坛》上刊出后，一天深夜，十一点多了，忽然传呼机连续响起。夜深人静中，声音异常怕人。我忙按键一看，是祖光先生呼我回话。不知出了什么事，急复电。吴先生声音激动，说刚看过这篇文章。“写得太像了，这就是周贻白！”还说这么多年，怀念周先生的文章不多，我与老师师徒情深，写得很生动，做了件好事。我问吴老师如何与先师相熟相好，他说：“您老师在香港时，与欧阳予倩、顾仲彝三个人共为一家电影厂弄剧本；我在另一家电影厂也弄剧本，经常见面，惺惺相惜，故交谊深厚……”当时，祖光先生尚口齿流利，思维敏捷。孰料，曾几何时，自凤霞阿姨仙逝后，于今，吴老师竟患中风而口难成章矣。
拉杂数千言，漫无条理，但与恩师情笃，不揣简陋，仅以此祭恩师百岁冥寿。倘恩师泉下有知，不会怪罪我这个不敬的学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