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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对一位长者的敬意，写下这些文字。
我们都习惯地称张永和先生为张老师。
虽然他不曾在三尺讲台上教过我什么，但却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工作交往中，传道授业解惑、言传身教于我辈，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故，本着“三人行必有吾师”之古训，我及我平辈的很多朋友，都尊他为“老师”。
刚刚入职《新剧本》杂志的时候，小小的编辑部里活跃着几位我们这一辈年轻人尊称为老师的先生。
操着一口浓重的上海普通话，一说话就笑容满面的是曾在当年的《大公报》工作、实为我地下党员的潘德千老师，是《新剧本》杂志的创刊人，也是首任主编；操着一口不太重但也绝对能让人听出乡音的南方普通话的，是第二任主编徐恒进老师；操着满口京片子的就是张永和老师。
三位长者互相以“公”相称，潘公徐公永公。这在当年编辑部里年龄最小的我看来，有着一种既亲切又温暖的味道。
张老师没有成为张公而被称永公，好像是徐老师的倡议。“哥们儿不论遇到什么，都永远是一副平和的样子。”徐老师如是说。
永公张老师确实人如其名亦文如其人，向以平和姿态与任何人相处。对于长者，言必称“您”或“怹”；而对于我们这些晚辈，也张口便是一个“您”字。我常惶恐：您年长于我，以你相称再自然不过，何必用上敬语？但老人家坚持，后来我发现，不仅于我，便是再小上一些的年轻人，张老师也是尊称对方一声“您”，便是于街头巷尾偶遇一陌生之人，张老师与对方的称谓也必用上敬语。我曾跟张老师开玩笑，说您跟谁都“您”，弄得我们也跟着“您”。他笑着说，这个咱们得这样，这是咱们的习惯，也是咱们中国文化的特点，尊重别人，也是尊重咱们自己。
张老师的创作起步有点儿晚，因为正当应该以丰硕创作成果立身的时候，赶上一个任谁赶上都不会愉快的历史时期；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精力又都花在了为创作者服务方面——张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职于创刊于1985年的《新剧本》杂志。在为创作者服务的岗位上一干又是很多年。主编徐恒进老师曾在文章中描述张老师当年的工作状态，说他“……与作家的关系都特别好。常常为了一份稿子不辞辛苦地登门去取。大冬天的，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北风中奋力前行，风把他的头发撩了起来，远远望去，头发如赤发鬼刘唐般迎风飘扬……”
如今，张老师当年那“迎风飘扬”的头发已经灰白并且不再飘扬。但退休后的笔耕生活一点儿不逊于当年顶着北风蹬着自行车去取稿子的劲头。退休后张老师的创作开启了“井喷”模式，直至米寿之年仍与文字、声腔为伍，笔耕不辍，乐此不疲。
其实张老师的笔耕生涯并不是始于他退休之后，早在《新剧本》杂志做编辑的时候，他经常会把工作生活中所遇之人和事，以散文的方式记录下来，当时并不觉得，如今汇聚起来，也就成为了眼前这本《京派》，这仿佛是一部一个时代的文化名人秩事录。书中所述二十多位文化名家，有张老师视为良师者，如周贻白先生，张中行先生，吴祖光先生，翁偶虹先生，汪曾祺先生，黄宗江先生，欧阳中石先生，阎肃先生，以及并不太稔熟的张伯驹先生等；一部分则引为益友，如谭元寿先生，高宝贤先生，李小春先生，苏叔阳先生，中杰英先生，郑振环先生，过士行先生，孙悦遐（月霞）女士等；还有张老师的同窗好友阎崇年先生、姜纬堂先生等。良师也好益友也罢，都是张老师在与之接触交往中的亲身体会和感受，都是老人家的亲身经历，有的也鲜见于报端，老人家既是记录者也是亲历者，加上潜心运笔，所以文章读来每每有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之感。
我特别高兴张老师又将有新著面世。即将出版的这部书里汇聚了他对这些文化大家的真诚记录。有些文字曾发表于《新剧本》杂志，也有一些散见于其他杂志及《北京晚报》等媒体。较之他大量的剧本创作，这本书的意义更显得与众不同。在这些文字背后我们仿佛看到，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影像的当年，一位默默的、辛勤的记录者，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地用他的笔定格了这一个又一个真实而灵动的瞬间，让一个时代的文化名人活跃于字里行间；正是张老师用他手中的笔默默地记录着这些文化大家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才学风采，记录下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沧海桑田，为我们留下一幅当代中国文化名家的文字的写意画卷。
在以上文字快写完的时候，接到张老师的电话，老人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又有一个新的创作构思，那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创作选题。我说您悠着点儿别太累，您的创作频次太高了。
电话另一端传来张老师的声音：咱们得写啊，咱们都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儿，想写的东西还多着哪！
透过听筒，我分明能感到老人那一脸的笑意。
祝福老人家继续笔耕不辍。
头几天，张老师请我为此书作序，本想婉拒，但对这位已过八旬的老人又不忍，俗话云：长者求，少者不敢辞。故勉为其难，是为序。
（作者为北京演艺集团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