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4岁

1—3月《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美术》《舞蹈》等杂志相继复刊。

春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接班以后》电影。原小说《接班以后》和剧本中，没有同大“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上级的要求，该厂一再坚持要写上同县一级“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否则审批会通不过。陈忠实不同意，严正提出：“不考虑作者的意见，硬要这样干，那就不要写剧作者我的名字，你们愿署谁的名，就署谁的名字。”《接班以后》电影于本年拍成，电影片名《渭水新歌》，果然审查不予通过，厂长田炜亲自找陈忠实谈话，说他 30万元投资怎么办？陈忠实被感动才松了口。后由导演添了几个与县级“走资派”作斗争的镜头。不久粉碎“四人帮”，添补的镜头又去掉了。该电影于 1977 年1月发行放映。

3月接《人民文学》编辑部通知，到北京参加由该编辑部主持的创作班。在创作班期间，写成短篇小说《无畏》，后发表于 1976 年第3期《人民文学》。这是一篇写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小说。小说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后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他所在区把此事列为专案。陈忠实说明了情况，作了检查，谈了认识。后来人民文学杂志社来专人（崔道怡）说明了情况，承担了责任。中共灞桥区党组织对此事的考察结论是：这篇小说“有严重错误，但不属在组织上与‘四人帮’帮派体系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次在创作班写稿，陈忠实在北京住了 20天左右。“四五运动”时，陈忠实在北京，写稿之余曾去天安门广场看当时的场景。

关于《无畏》的创作过程，以上说法来自陈忠实本人（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陈忠实档案》中亦大体如是叙述）。

此外，还有一个说法（为方便叙述，以下笔者以第一人称“我”讲述）：

2011年11月26 日下午，我应《西安晚报》读书版之邀，在汉唐书店为读者作《中国书院的现代启示》讲座。这一天下午，还有一个活动，这就是画家江文湛先生在他的终南山沣峪口里边的红草园举办终南道院的首场讲道活动，江先生提前一个星期邀我参加。但因与《西安晚报》读书讲座的时间冲突，而且我的讲座已经先期登报预告，无法更改，我就先在汉唐书店与读者朋友座谈，5 点结束后，我驱车到沣峪口外的吴胖子石锅鱼与参加终南道院活动的几位朋友见面。此前我与江先生及其夫人程黛说好，我这里读书活动一结束，就去与他们一起吃晚饭。终南道院的这个讲道活动筹备的时候，江先生及夫人要我代他们邀请文艺评论家仵埂和诗人沈奇先生一起上山，因我有车，还要我带他们上山。我因另有活动，仵埂带车上山，我就托仵埂带上沈奇。晚上6点，沣峪口外已经很黑，我和下山的仵埂、沈奇、方英文以及江文湛等朋友在吴胖子石锅鱼会合。

吃饭过程中，沈奇和大家聊起了他近期的诗歌创作。我说他早先就是写诗的，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后期的《陕西文艺》上看到过他的诗作。沈奇讲，他 1975 年到 1976 年，在《陕西文艺》当过编辑（借用），还退过陈忠实的一篇短篇小说稿，叫《反击》，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他当时在诗歌组看诗歌稿，但是这篇小说不知怎么分到了他的手里，也许是门房弄错了，他一看，觉得不行，就退了，还给陈忠实写了一封退稿信。后来，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了，还发了头条。主编王丕祥得知此事，很是恼火，批评沈奇擅自做主，把一篇头条稿子退了，弄得《陕西文艺》想找这样一篇稿子而不得。我听了奇怪，说，《人民文学》发的小说不叫《反击》，叫《无畏》，而且，陈忠实自己所讲的包括他的档案里所载的关于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和你说的不一样，老陈说他是在北京《人民文学》办的创作学习班上用一个星期写的，没有说是旧稿。沈奇说，这事你不信，可以去问王丕祥，还有，那个退稿信，陈忠实当时还保存着，后来见了他还说起过这事。我说，怪不得，我还纳闷儿，陈忠实先给《人民文学》说，他不是那种可以在几天之内就能按命题作文的人，他去北京，先是闲转了几天，后来不知怎么就突然坐下来，一个星期就写成了一个小说，原来有旧稿或是有旧稿做底子。沈奇突然又说，那就以老陈所说为准，我说的这个事不能写，不要公开。我很奇怪，说，这是事实，怎么不能写？我最近正在写《陈忠实传》，老陈曾对我说，“放开写，大胆地写”，写传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况且，我最近编了《陈忠实集外集》，把老陈“文革”前和“文革”中所写的作品全收了进去，包括《无畏》，老陈对于编入《无畏》也未见有异议，都是历史了，怎么不能写，不敢公开呢？沈奇说，小利你单纯。我说，这有什么复杂的吗？老陈有时对有些旧事记忆有误，也是常有的事，而且，这事公开了也不会影响老陈的什么前程啊。后来，我问沈奇，你当时退稿是觉得这篇小说主题有问题还是艺术上有问题。沈奇笑着说，他当时倒没有觉得主题有什么问题，因为当时社会就是那样，他是觉得小说艺术上较差。

据此可见，陈忠实的《无畏》创作，应该是先有一个旧稿，在北京又有所修改，最后完成的。

6月20日在《西安日报》发表散文《社娃——农村生活速写》。

8月根据陈忠实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高家兄弟》送审本完成。剧本署名为：集体编剧，执笔：陈忠实、王改明。

9月9日毛泽东逝世。

9月应《陕西文艺》约稿，写怀念毛泽东的言论《努力学习，努力作战》，发表于该刊 1976 年第6期“毛主席啊，延安儿女永远怀念您”专辑。

本月路遥7月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本月分配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主办的《陕西文艺》编辑部任小说组编辑。

10月底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工作告一段落，回到原单位毛西公社。

冬被毛西公社派到一个生产大队去驻队，调查一个在“四清”运动中被打倒并开除党籍的前支部书记的案情。调查小组由三人组成，陈忠实被任命为组长，两位组员是公社党委从农村临时抽调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位是一个村子的现任党支部书记，另一位是回乡高中毕业生。这个临时组成的专案小组，是奉市上和区上的指示组成，对在“四清”运动中被整被打倒被处分的几个干部代表重新调查，作为试点。这件事非同小可，他们三人小组刚刚入驻那个村子，便惹起一片风声，纷传陈某人要给“四清”中被打倒的某某人翻案了。陈忠实根据他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村生活的亲身经历认为，“四清”运动对集体所有制时期的乡村社会的破坏程度，不仅前所未有，甚至超过后来的“文革”。理由是，“文革”的矛盾焦点主要指向公社以上的政府机关，农村里虽然村村都有造反队，但首当其冲的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而主管生产决定春播秋收和粮食分配的却是生产小队，造反派一般瞅不上生产队长，嫌其官位太小。野心大点儿的造反派先夺公社的党政大权，野心更大的造反派再夺区或县以至市和省的大权，而绝大多数男女社员依旧干农活挣工分过日子。“四清”运动之前，对乡村社会破坏最厉害的是大跃进吃大锅饭，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民不聊生的惨景。然而经过中央及时的较为务实的政策调整和纠正，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多数生产队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然而，好景不长，“四清”运动由试点到全面很快推开，大兵团一样的人马浩浩荡荡进驻到大大小小的村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包括会计、出纳在内的干部全部被推上批斗席。历时半年的“四清”运动结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主要干部十有七八被整下台去，撤职不算最重的处罚，有被开除党籍的，有在经济退赔时连房子也折价抵账的，更有人自杀。陈忠实认为，他后来看到了更为严重的后遗症，这就是许多村子的生产遭到了难以弥补的破坏和损失，因为这个时期被打倒被处罚的干部，尤其是生产大队的书记和大队长，多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主持农业合作社的优秀骨干，能力弱或品行差的人早淘汰了。“四清”运动的最后结局，用农民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把那些好干部“一竿子全扫光了”。农村不比国家机关和工厂企业，可以调换领导干部，一个村子要成长起来一个主要的树得起威望的领导干部，确非易事。陈忠实说他看到的事实是，许多村子在“四清”后安排的新干部，因为能力或品行太差难以胜任而自动辞职，有的不甘辞职却指挥不灵，村子里的各项工作和生产搞得一团糟。这种局面不是一年两年所能改变，说遗患无穷似不过分。陈忠实到这个村子来复查那位被开除党籍的原支部书记的案情，感到事关重大。这位复查对象，原是本公社的一位先进典型人物，“四清”运动之前，他已是在本区和西安市都挂了号的模范干部。陈忠实做乡村民请教师那几年，已闻知此人大名。陈忠实明白，对此人案情的复查，是上级抓的一个“点”，此事不仅关涉一个人的命运，更关涉无以计数的“四清”运动中被处置的“四不清”干部的命运，因此，陈忠实不仅积极，更为谨慎。调查那位被打倒的“四不清”干部的案情到 1977 年1月如期完成。这位被冤枉了十余年的老支书被宣布平反，恢复党籍。此后不到两三年，“四清”被整被处分的干部几乎全部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