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4岁

2月1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一个是王俊峰，毛西农中负责人；一个是赵学谦，毛西公社武装干事。陈忠实 1987年回忆，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在公社一个简陋狭小的房间里，我羞怯不安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那些比我年长的共产党员们对我的评价，听介绍人向支部汇报对我的考察结果……我被接收了。我走出那个狭小房间的时候，看见灿烂的太阳，几乎流下泪来”。“同时又想起了在学校听战斗英雄演讲的情景，特别是那段话”。这里所说的“那段话”，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陈忠实还上高中时，坐在学校操场浓密的柳荫下，忍受着瓜菜代粮的饥饿，听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英雄慷慨激昂的演讲，英雄说：“我一生无他求，高官嘛，没意思；金钱嘛，太乏味！我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陈忠实党员预备期从 1966年2月 12 日起到 1967 年2月 12 日止。因为“文革”打散了党的基层组织，到 1971 年2月9日转正。党龄从 1967 年2月 12 日算起。

3月25日在《西安晚报》发表故事《春夜》。

4月17日在《西安晚报》发表散文《迎春曲》。

5月 10日姚文元署名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

5月11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文学工作者和《延河》编辑部编辑举行声讨邓拓集会。大家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变笔杆为枪杆，向邓拓开火，搞掉黑线，捣毁‘三家村’黑店”！参加声讨集会的，不少是从深入大庆油田、工矿、农村体验生活归来的文学工作者和编辑。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28日“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正常业务活动停止，投入运动。

5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任命李若冰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负责领导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文化大革命”。副组长王丕祥（时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机关党支部书记、《延河》副主编）、贺鸿训（时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机关党支部副书记、代理副秘书长）。这个机构后来被称为“旧‘文革’领导小组”。

7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电话指示：为了集中力量检查刊物，省委决定《延河》自 1966 年8月起，暂时停止出刊（自 1956 年4月至 1966 年7月，《延河》共出刊 124 期）。

7月13日《延河》编辑部在 1966 年第7期《延河》中随刊夹了一张小字条，上印“重要启事”：本刊决定自一九六六年八月起，暂时停止出刊。凡订阅本刊的读者，可到原订阅邮电局、所办理退订手续。

7月除了《解放军文艺》等少数刊物外，全国的文艺刊物陆续停刊。

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西安各文艺团体纷纷走上街头，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

10月西安市建国路7号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大院由于要用来关押被打倒的省上重要的“走资派”，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机关及家属全部搬迁至小南门外大学东路 42 号（今红缨路 158号）共青团陕西省委大院内（与共青团陕西省委共用一个大院，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在南边，共青团陕西省委在北边），至月底搬完，11月份在新址开展活动。

本月中共西安市郊区委员会决定：将洪庆、新合、狄寨、十里铺、毛西、水流、席王等七个人民公社，分别更名为红星、永红、红原、向阳、立新、火炬、曙光人民公社。陈忠实所在的原毛西公社，更名为立新公社。到 1972 年5月，改名的七个公社又恢复原名。

11月师生外出串联，各校纷纷停课。陈忠实以立新公社农业中学教师和学校红卫兵政委身份带领 19 名红卫兵学生，同时也“作为一个红卫兵”，串联到北京。11 日下午，毛泽东第七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4 时，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华表下，见到了乘着敞篷汽车检阅红卫兵的毛泽东。

陈忠实在毛泽东逝世后应《陕西文艺》之约写的纪念文章《努力学习努力作战》（载《陕西文艺》1976 年第6期“毛主席啊，延安儿女永远怀念您”专辑）中，对这次被接见有较为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

最难忘，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声中，我作为一个红卫兵，在天安门前，华表之下，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十年前动人的情景，此时那么亲切地浮在脑海，如在眼前。

那是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幸福时刻！十一月七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是 11 日——笔者注），北京已是秋末冬初，长安街上的白杨已开始落叶，我们心里却正是一番明媚的春天，瓦蓝的天空，白云朵朵，轻轻飘浮，温暖的阳光照耀着雄伟的天安门、挺拔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上，东西长安街上，缀着祖国各地方名称的红卫兵旗帜，穿着各种服装的各民族红卫兵，唱啊，跳啊，在等待着那幸福的时刻！我作为一个农业中学的青年教师，夹在这些小将中间，顿然觉得自己更年轻了。是啊，在祖国的首都，在毛主席身边，我不正是一个年轻的小兵吗？我的心里不断地响着“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的旋律，渴盼着那幸福的时刻！

四时，广播里响起雄浑的《东方红》乐曲，整个广场变成一个欢腾的海洋，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一身绿色军装，从西长安街徐徐开来。我看见毛主席了！我看见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了！毛主席高大魁梧的身躯，一手扶着车栏，频频向两边欢呼的小将挥手，微风吹着主席的头发。我踮着脚尖，不住口地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正当毛主席经过我们队列前面的时候，主席侧过头来，挥着巨手，向我们挥动着。我看见毛主席满面红光，向我们微笑着，不禁热泪盈眶，幸福的泪水挡住了视线。我一直目送着毛主席向东长安街的红色波涛中驶去…………

我坐在地上，打开语录本，在毛主席像下，记下了这一永生难忘的时刻：“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应为 11 日。笔者分析，陈忠实这里关于“七”的笔误，应该是他当时记的是“十一”，竖写。事后翻阅，“十一”下上笔触有些相连，因时隔久远，误判为“七”——笔者注）下午四时十七分，我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华表下，看见了您慈祥的面容。”

…………

11月末回到学校，社会上已经兴起造反高潮，陈忠实所加入的红卫兵组织，被打成了保皇派，很快散伙，陈忠实成为批斗对象。

中共灞桥区党委在 1982年5月 7日关于陈忠实的考察报告中，对这一段历史有这样一个考察结论：“该同志在毛西公社农中工作期间兼任学校团支部书记，‘文革’开始后，该校成立红卫兵司令部，陈被学校红卫兵推选为红卫兵司令部政委，当时该学校红卫兵活动较少，主要搞破四旧、立四新，他没有参与抄家、打砸抢等活动。大串联开始后，学校根据原郊区教育局的通知精神，推选师生赴京代表，陈被推选为赴京代表之一，并负责带领去北京的学生于 1966年11月到达北京，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天，主要活动：一是接受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是参观了一些学校单位的大字报。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活动。陈忠实带领学生从北京返校不久，学校红卫兵分裂出对立的‘红色战线’组织，这个组织刚成立，就以陈忠实是公社党委的‘保皇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名，对陈忠实进行了多次批判。从此，陈忠实成了批斗对象，除了参加劳动、留校看门以及接受群众组织批判外，无其他活动。此后也再未参加过任何派性组织。”

除了批斗，造反派学生还给陈忠实宿办合一的房间门框上贴了一副白纸对联，上书毛泽东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横批是：送瘟神。门框右上角还吊了一只白纸糊成的灯笼。这种农村办丧事用的东西，在他的门前一挂就是三个多月，不得撕扯，不得取下，24 岁的陈忠实天天面对这些晦气的东西，觉得自己政治上已经死了，文学前途也完蛋了。由于受到运动的冲击，处境不妙，与他关系很近的人也要同他划清界限。这一切不顺和不快使得 24 岁的陈忠实情绪急躁，脾气暴躁。他的个人生活——家庭和感情生活也遇到了极大的问题，发生了改变。陈忠实陷入了极其严重的精神危机，一度想自杀。

本年被评为毛西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