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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与作者】
原邀请阎晓宏先生为本集作序，先生过于谦让不允，便将其《史学旨趣四合人生》一文作为代序。阎晓宏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联盟大会副主席等职，现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等。
阎崇年先生治学严谨，学术成果与著述甚丰。关于治学，我读《阎崇年自选集》中，先生有这样两句话：“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研究历史，最难之处，在于两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
先说“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很难的，要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创新、有超越。其实，无论是什么学科，什么研究领域，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有价值。阎崇年先生的全部研究都基于这两点，其研究成果也体现了这两点。比如，在《森林帝国》一书中，他阐述了中华文明的几种文化形态，不仅包括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还应包括海洋文化和森林文化。并且指出这五种文化形态不是绝对与纯粹的，在整体判断中，仍当看到有交叉或包含关系，比如，在草原文化中可能小部分地存有森林文化或农耕文化现象。其阐述以缜密的逻辑、翔实的数据、科学的分析，还原历史真实面貌，提出并回答了史学界从未系统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令人信服。
无论什么研究，都需要有基础，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是无论什么研究，都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推进，也是有学术价值的。而不是只表述别人已讲述的话，重复已有的思想与成果，其思维与观点、分析与论证，仍然在原地踏步。不论是史学还是其他学术领域，这都是评价一个学者或者他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准。
阎崇年先生治学严谨，十分注重史料的掌握与考证，“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崇年先生与其研究者多有论及，我再补充两个小例子。其一，阎崇年先生三十岁之后侧重研究清史，而故宫蕴藏着明清两朝最核心、最重要、甚至是史料之外的内容，先生写过《大故宫》，今年（2020）是故宫建成600年，先生又倾力推出了《故宫六百年》一书。读者只知先生写的这两本书，恐鲜有人知，先生50多年来曾去过故宫一千多次。其二，北京奥运会之前，先生应邀写了一部著作——《古都北京》，其中，安定门外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的塔额，有的书说是“化域”，究竟是“化城”还是“化域”并不能确认。“化域”的典故史料中查不到，先生做学问，既严谨，又性急，当晚，他同严钟义先生前去，因天黑看不清字，他便骑在摄影师严钟义先生脖子上用手摸，是个“城”字。他专门到广济寺图书馆，查阅《法华经》，查到“化城”典故的出处，又查了乾隆帝的有关著作，最后阎崇年先生说：“核实清楚，弄明白了，才能安下心来。”
学术研究，把相关的资料归纳整理在一块儿，已是很难。而更难的是，不仅占有浩瀚的史料，而且能够消化这些史料，并进行考辨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最后一点才是研究的目的。这就是人们常讲的，治学先要把书读厚，然后，再把书读薄，才能够深入浅出。切忌深入深出，或者浅入浅出。所谓深入浅出，看似简单，其实很难。读阎崇年先生的书，你会感受到缜密的思维逻辑，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由现象到本质，剥笋一般，层层剥落，而文字凝炼，表达干净利落，生动而又上口。表述短句式多，言简意赅，从不穿靴戴帽，云里雾里，故作深奥。
在健在的学者、大家中，阎崇年先生当是著述最丰者，讲学之多，更令人叹为观止。更为难得的是，其著述的每一观点，每一个字，讲学的每句话，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个字都是自己在键盘上敲出来的。阎崇年先生在87岁的高龄仍然笔耕不辍，长达几十年不间断地研究、讲学、写作，这是他的著述、讲学甚丰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对于史学研究的“旨趣”。
“旨趣”这两个字值得品味，不仅蕴含着先生史学研究矢志不渝的精神，也蕴含着先生在史学研究中的天然乐趣。吴昌硕有一副对联，“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这是从白居易的两首诗中各撷取一句，凑成一联，表述了吴昌硕的心路历程。吴昌硕先生成就斐然，读此联方知，先生原是在克己苦修中钻研前行。而我了解的阎崇年先生的精神境界，与此联所述恰恰相反。我改了两个字，放在先生身上，应是很恰当的，即：“心中常有欢喜事，向上应为快活人。”由于此，崇年先生惜时如金，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沉浸于超常工作的旨趣之中。一段时间，先生既忙于著述，又应喜马拉雅创始人陈小雨之约，录制口述《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每天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依我来看，这个工作量，对于一位87岁的老人，实在是太大了。我在给先生的信函中，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请先生定要减少工作量，多多保重。不久，收到先生的回函，他向我的关心表示感谢，并称“已经开始减少工作量，由每天四个单元减为三个单元，减下来的时间喝喝茶，写写字，看看戏”。看了他的回函，真是感慨万分。
阎崇年先生豁达、淡泊、谦逊、宽容。他常说，人生的境界，止于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他把这八个字，真正吃透了，如泉如水，发之于心，躬之于行，恰如《道德经》中的四个字：上善若水。我读阎崇年先生和星云大师的对话集，精神上十分享受，两位大师的对话，是智者与智者、思想与思想、观念与观念的碰撞与交融，字字如珠，句句箴言，都有大智慧。先生提出并躬行的四合说，亦贯穿其中。
阎崇年先生是著名史学家，却也是读者大众十分喜爱的学者、大家。用时髦的话说，是“大V”，粉丝无数。一次，我去阎崇年先生府上拜访，打出租车返回时，崇年先生坚持把我送上出租车，他才离开。车一开，出租车师傅脱口而出：“这不是《百家讲坛》的阎崇年吗！”凡与阎崇年先生外出到公众场合，便有素不相识者，与先生打招呼，有提出合影的，先生亦尽量满足。学者有这样的社会影响力是罕见的，亦足见其谦虚朴素的品格与宽阔的胸怀。阎崇年先生知识渊博，人又非常谦和。他讲历史，接地气，既深刻，又生动。这是公众喜爱他的主要原因。
远集坊的开门红。2017年9月，中国版权协会迁址，新址落户北京东四环中国出版创意产业基地先导区，在北京朝阳区南磨房乡的支持下，基地先导区大楼的四层，无偿交由协会使用。中国版权协会在这里创建了远集坊。远集，取自屈原《离骚》中“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和唐朝诗人韦应物“至今蓬池上，远集八方宾”的诗句。“坊”与南磨房乡的“房”谐音。远集坊成立之初，恰逢党的十九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远集坊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但立志高远，希望在传播优秀文化和卓越思想方面，脚踏实地做点事情。理想中的远集坊期望由各个相关文化领域最具影响的人，阐述最卓越的思想，通过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力求最大限度地传播。远集坊这个平台，将富有时代精神的真知灼见，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实现最大限度的传播。这既是远集坊的理想与目标，也是面临的难题，特别是在刚刚创立之初。
远集坊开张，邀请谁来做第一讲的主讲嘉宾？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阎崇年先生。一是阎崇年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开坛主讲。他既是治学严谨，著述甚丰的大学者，又是读者乃至公众甚为喜爱的作家，阎崇年先生的语言表达也特别好，非常具有逻辑性和感染力，擅长以生动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二是我和先生比较熟，常开玩笑说，“我们都是老阎家的”。
我拜访崇年先生，并如实讲了创立远集坊的初心与理想，期望他能作为第一期的主讲嘉宾，先生欣然同意，专门排出时间来到远集坊。2017年9月29日，这对远集坊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阎崇年先生在这里首次开讲，所讲的题目是：“赫图阿拉之问”。赫图阿拉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永陵镇，其内城面积仅有北京故宫的三分之一，只有几万人口（部分住外城）。满族从这个仅有几万人的小地方出来，为何能够入主中原？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也是300多年来学者、政治家、军事家等经常提出和思考的问题。阎崇年先生说：“这个问题，我思考了20多年，今天在远集坊这个地方，我试着做一些回答。”
阎崇年先生能接受邀请，作为远集坊首期主讲嘉宾，已是十分之不易，先生把他思考了20多年的问题，放在了远集坊，作为首期主讲内容，更出乎意料之外，至今念及于此，亦深感先生对远集坊的倾力支持。这是一次非常有学术价值，也非常有现实意义和十分深刻生动的演讲，也是远集坊的开门红。在阎崇年先生演讲之后，我们又顺利地邀请到：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著名学者郑欣淼，第三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诗人沈鹏，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柳斌杰，小米创始人、董事长雷军，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非遗学者王文章，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跃，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理念创始人朱永新，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腾讯原CEO、一丹教育基金和一丹教育奖创始人陈一丹，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茅盾文学奖获奖者陈彦，童话大王郑渊洁，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著名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樊登读书会创始人樊登等。自2017年9月29日阎崇年先生首次开讲到现在，已有几十位嘉宾主讲，几百位特邀嘉宾到场交流，分享其思想与观点。其中的每一位都是在相关的文化领域中颇有影响力的人士，恕我不能一一列举。现在，每一期讲座现场收看收听的观众，都保持在50万人左右，最高的一次超过了90万人。远集坊初步达到了创立之初所设定的目标。
与阎崇年先生交往多，还有一个因缘，就是笔墨之缘。崇年先生学识渊博，字也写得很好。在2018年的年初，我邀请沈鹏先生作为主讲嘉宾到远集坊讲一次书法，并邀请到苏士澍、杨再春、陈洪武、吴善璋等多位书法家，还邀请到阎崇年先生、王立平先生等文化名家。那天，北京飘雪，沈鹏先生由府上西四环，到东四环，穿城而过，来到远集坊，做了一个多小时的精彩演讲，而后，几位书法家和崇年先生等嘉宾与沈鹏先生也做了互动发言。记得那天，阎崇年先生扼要阐述了他的学书经历以及对书法功能、作用、价值的几点看法，讲书法，有史学家的视野，讲文化与书法既有高度，又很精辟。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先生醉心书法，音乐家气质，小楷甚佳，他说：“我对书法有三个体会：一是快乐，二是健康，三是交朋友。我原来不认识阎崇年老师，我看了他的字以后，崇拜得不得了。怎么他的字写得这么好呢？我就想跟阎崇年老师学习一下。我们现在成了朋友。通过书法可以交朋友。”
阎崇年先生的书法，应归入文人书法一类。先生自五岁起，家里人让他习字，后来虽有间隔，然而漫长人生的历练与渊博的学识涵养，使他的书法表现出独特的魅力。先生的书法，清穆质朴，气韵生动，行气连贯，徐疾有度，遒劲老辣，内敛而富有张力，字里充盈着书卷气，功夫得于字外，皆由学问中来。
阎崇年先生写字，内容多为自拟，或是一首诗，或是几个字，都有其内涵与蕴意。一年夏天，我出差去烟台，恰崇年先生与夫人均在烟台新居中度假写作。我去府上拜访，其时，北京炎热，而烟台临海，气候甚为适宜，海产亦新鲜而价廉。崇年先生祖籍烟台，自小在这里长大，对家乡有深厚的情感。临别先生赠我手书一诗：“紫气升东海，金色映满庭。山远崑嵛秀，庄溿鱼鸟清。”又比如，对青年人的勉励，他写“日新日谦”“止于至善”，这也是阎崇年先生的自身写照；以书为伴，专注精神修养，超然物外，他会写“梅妻鹤子”；在这次疫情蔓延，人人焦虑时，先生送来了篆书“事大心平”四个字。
我也喜欢写字。字虽劣，却乐此不疲。每日晨起，一杯清茶，置于案边，品茶写字，心静神怡，很享受，是一日之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写字一般是两件事，一是临帖，二是写信。临帖，平静而又美好，这里不谈。写信，如同与师长、亲人、好友谈心，笔端充盈着温馨与友情。信都是写给同事、亲友等有缘之人，偶尔也写给自己熟悉且崇敬的名家，如沈鹏先生、王立平先生、杨再春先生、郑欣淼先生等等。给阎崇年先生写信最多，每写一封，先生必亲复一函。我笑谈，给先生写信，真是抛砖得玉呀。
2020年4月下旬，北京春花烂漫，虽然仍然在防控疫情之中，但是人们心情普遍好转，防控疫情进入常态化，虽然人类和病毒的战争，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老祖宗告诉我们，既来之，则安之。做好防护的前提下，我约请阎崇年先生和他夫人解立红并华文出版社社长宋志军，来远集坊喝茶聊天。
这也是2020年元月以后，远集坊的第一次茶叙，喝茶的方式也是很特殊的，使用一次性纸杯，每人距离在两米开外，戴着口罩，品茶的时候，摘下口罩，抿一口茶，再戴上口罩。中国版权协会副理事长孙悦专门从家里带来了上好的老白茶，但是水温不够，再加之纸杯，我开玩笑说，没有泡出好茶的味道。但是那日谈天说地，氛围非常好，品味的不仅是茶，还有在北京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释放出来的好心情。其实，喝茶并不在茶的本身，与喝茶的环境、与什么人喝茶、谈论什么话题，乃至彼此的思想情感都有关联。茶中有乾坤，茶中蕴含着禅意与智慧。先贤讲，茶禅一味，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疫情期间，最关注的话题莫过于新冠病毒。我先讲了最近读过的两本书，一本书是《病毒来袭》，一本书是《逼近的瘟疫》。由于新冠病毒的蔓延，这两本书成了畅销书。同时，也深感我们对病毒的科学认识不够，科普有欠缺，生活方式上也有陋习。这两本书里讲到的预防病毒最重要的几件事：戴口罩、洗手、分餐等，其实都是科普的常识性问题。总之，认为武汉并个别医院前期防控有欠缺，而全国整体上看，防控力度很大，仅援助湖北的医疗队伍就有42000多人，竭力抢救患者，有效地控制了病毒的蔓延，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宗旨和原则。
讲到新冠病毒，在2020年元月中旬之前，我与身边接触到的所有人，几乎都是不以为意的，没有任何警觉。这次病毒来袭，最早给我打招呼，提醒我应十分警惕的，不是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也不是医疗卫生界的朋友，而是年过八旬的史学家阎崇年先生。事先，我很不经意；事后，既揪心又诧异。
2020年元月11日，中国版权协会在位于北京北五环的辽宁大厦，举办了远集坊2020年迎春茶话会，与会者300多人，可谓密集性聚会。
在举办这次茶话会前夕，阎崇年先生电话告诉我，传闻武汉有疫情，要当心。阎崇年先生虽然提醒了我，我却并没有放在心上。不仅加紧筹备这次茶话会，还邀请阎崇年先生出席茶话会并讲几句，给我们鼓鼓劲，真是无知无畏。崇年先生竟没有推辞，以87岁高龄出席了这次茶话会，并对远集坊的创办言简意赅地讲了褒奖和鼓励的话。那天的远集坊迎春茶话会办得很成功，还邀请到郑欣淼、朱永新、王智钧、王守常、郑渊洁、唐家三少、樊登等名家到场，协会的会员单位带来了十多个精彩的节目，由新媒体现场直播，观看人数超过60万。
北京的病毒蔓延是在庚子春节前后了，大家都度过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春节。我专门给阎崇年先生讲述了这件事并说：“真是后怕，您给我打招呼，我没有在意，还邀请您参加茶话会，幸而，您和解老师平安，托您的福，我们协会的同志和几百位嘉宾也都平安，否则，正如您在史书中常讲的：‘臣，死罪，死罪’。您可真是未卜先知呀！”阎崇年先生以他对历史的洞悉，漫长而又坎坷的人生经历，对这次新冠病毒的危险性虽有预知，却仍然坦然赴会，每每想起，心中很不平静。
《礼记·中庸》中的一段话：“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而《礼记》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把“诚”这一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的概念，放在“道”（规律）的高度，视之为预知未来的原因。理一分殊，这与道家讲的“敬慎不败”，佛家讲的“善报”，在思维逻辑上，当属一脉。
王阳明讲：“一念发动处便是行”。阎崇年先生心与行合一，上善若水，止于至善。先生至诚、至善，慎终如始，故安康吉祥，无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