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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的学术品味和求学态度——朱利安与基督教——亚细亚的学术氛围——雅典的学术氛围——修辞至上——修辞学对文学、数学、医学、法学和哲学的影响——影响朱利安思想的代表人物——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和帕加蒙——安条克的利巴尼乌斯——特米斯提乌斯——特米斯提乌斯的作品和宗教观——求学经历对朱利安的影响
“大人，您在读什么？”
“空话，空话，空话！”
——《哈姆雷特》
从加卢斯荣登恺撒宝座到他轰然倒台，是朱利安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加卢斯被擢升为恺撒后，朱利安发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六年的束缚，能够更自由地追求向往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他可以完全做自己。据说，有人指控朱利安为了去小亚细亚求学而离开了马塞鲁，还与心怀不轨的加卢斯交往甚密。然而，毫无疑问，无论是出于兄弟情谊还是出于一己私利，在看到自己年轻的堂弟朱利安一心追求学术发展时，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并没有感到遗憾。朱利安追求的目标不太可能使自己成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反对者和竞争者。但朱利安确实有可能与某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宣扬神谕的人交往。这个人可能会利用年轻的朱利安的热情，向他灌输一种信念，让他相信自己肩负着特殊使命，有责任捍卫古老的神祇及其信徒。或许，多疑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对朱利安是否受到这种影响产生了怀疑。如果真是这样，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应该让朱利安公开表明自己坚守基督教信仰，并且阻止朱利安与宣扬神谕的人交往。但他并没有用种种威逼的手段让朱利安放弃学术研究。
因此，至少在即位掌权前，朱利安要时时处处保持谨慎。他早就意识到，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需要谨慎和伪装。正如利巴尼乌斯令人乏味的夸夸其谈中为数不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评论中指出的那样，朱利安颠倒了《伊索寓言》里的角色，变成披着驴皮的狮子。他的伪装是如此成功，不仅让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放松了警惕，还使古往今来一些杰出的学者充满疑问。朱利安早期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在朱利安坚决拥护古希腊文化时，他的宗教信仰是否发生了改变？尽管这些问题的答案存在很大争议，但我们认为，在致力于研究朱利安的生平和作品的大多数学者看来，朱利安从未热心拥护基督教。虽然朱利安在《致亚历山大人的信》中宣称，自己在二十岁之前一直“遵循”基督教教徒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全心支持基督教。我们在朱利安后来的作品中也没有找到他早年笃信基督教的蛛丝马迹。朱利安十分熟悉《新约》。这似乎印证了一些早期基督教史学家的猜想：朱利安或许曾在基督教教会中做过诵经士。朱利安有可能和加卢斯一起建造卡帕多西亚的圣玛玛斯神殿。有一则故事提到，某种超自然力量导致朱利安负责的那部分神殿坍塌，加卢斯负责的那部分却十分稳固。这个故事很荒谬，完全没有体现出上天对圣贤的洞察力，至少加卢斯称不上圣贤。朱利安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他早年的爱好和思想。一个爱做梦的男孩热爱希腊诗歌，有志于研究哲学。朱利安对希腊文学的热情自然地发展成对希腊宗教的热情。更确切地说，这种热情可能已经上升为信仰，并且是不带任何批判和抵触情绪的信仰。
不过，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朱利安是否接受过洗礼。如果他接受过洗礼，那么想要洗刷从古至今一直依附在他名字上的耻辱绰号——“叛教者”，就不那么容易了。由于跟朱利安一同求学的格列高利·纳西昂、索佐门和其他基督教史学家掌握的信息不完善，加上他们对多神教的强烈敌意，所以他们对朱利安的评判不足为据。与基督教史学家的断言相反，朱利安可能不是基督教教徒。以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家族成员，尤其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为例，他们直到临终前才接受洗礼。基督教教徒受洗后，如果违反教规，就要进行忏悔与赎罪。拖延受洗的风气由此产生。我们发现，这种风气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十分盛行。但上文提到，朱利安或许曾经接受委任，做过诵经士，加入了在教堂里向人们宣读《圣经》的队伍。诵经士在教堂里并不少见，但把这个职位授予新入教的信徒并不符合常规。另外，朱利安如果正式担任诵经士一职，就很可能已经接受了洗礼。他即使没有受到危及生命的疾病的威胁，也至少在童年时代遭遇过一次死亡的威胁。
当然，受洗这件事在朱利安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而他用神秘方法来抵消洗礼的圣水的功效的传言，倒是与他的思想和性格比较相符。
格列高利·纳西昂
我们无法按时间顺序准确排列朱利安曾经求学的地方。朱利安可能在尼科美底亚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君士坦丁堡也有停留。求学阶段即将结束时，朱利安还在雅典学习哲学。可能在这之前，他就在雅典逗留过一段时间。朱利安曾游历以弗所、帕加蒙和小亚细亚。在这些地方的教育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小亚细亚的大城市不乏博学多才、博文雄辩之人。他们利用公共开支来培养年轻人。据我们所知，当时的学校也不缺乏捐赠。在马库斯·奥勒留执政时期，雅典有四个哲学派系，分别是柏拉图主义学派、逍遥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此外，还有政治学和修辞学。雅典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其学术声望，但四个哲学派系齐头并进的盛况未能延续到朱利安的时代。同时，很多城市也设立了捐赠基金，资助那些渴望进入著名教授门下聆听讲学的学生。像中世纪大学里的游学者一样，这些学生从一个城市移居到另一个城市。
我们没有确切的史料确定朱利安早年接受教育的具体时间，但掌握了大量与他交往甚密的教师及同学的信息，弥补了这个空缺。如果不尝试完整叙述朱利安的求学生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推测当时的情况，并进行判断。因此，在这里，我们将非常简要地叙述当时学术研究的特点和朱利安的一些主要教师的性格特点，以及他的朋友和同学的情况。
在教育方面，公元4世纪的教育体系完全以文学为基础。语法、逻辑学和修辞学构成了延续至中世纪欧洲教育的基础。语法属于文学初探；逻辑学已经发展成一门精细的艺术，有了三个分支——绝对真理、偏见和谬误；修辞学已经渗透到所有艺术和科学门类中；物理和数学在普通教育中不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医学则是那些健康状况不佳的人的研究领域；算术很大程度上在研究数字的神秘特性；历史和政治，甚至像玄学和神学这样的高级研究领域都被雄辩术支配。如今，人们常常指责纯粹的文学教育，认为文学教育会使人高估语言表达的能力，而忽视了对深层真理和崇高理想的追求。在语言学和历史评论还不为人知的年代，文学研究缺少科学的方法。这样的指责非常切合当时的教育体系。像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征服对手一样，数学的学科奠基人研究数字的特性，柏拉图提出灵魂的不朽与崇高。这些成果为希腊的学子提供了演说和雄辩的素材。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夸张的言论没有多少能流传下来。当时年轻的“时代继承者”及其导师热切地想要颂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者试图展示这些事件本可以有更好的结果。他们按照传统思路去漫无边际地类比，或用牵强的逻辑来论证重要的真理。诡辩家希迈里奥斯的作品中就有这种有悖常理的论证。朱利安在雅典时很可能师从希迈里奥斯。在希迈里奥斯的作品中，有一些对历史的论述充分显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历史不是一个需要付出辛勤劳动和刻苦钻研的领域，而是一个充满道德例证和类比想象的快乐狩猎场。”
比如，希迈里奥斯的作品中有一篇希佩里德斯为狄摩西尼做的颂词，还有一篇狄摩西尼为埃斯基涅斯做的颂词。这在当时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再比如，还有一篇以赛米斯托克利斯的名义写的文章，其中建议雅典人拒绝波斯人提出的和平主张。然而，波斯帝国的薛西斯大帝绝对不可能也不会提出这些主张。
更确切地说，无处不在的修辞至上原则对严谨的科学产生的影响不亚于其对历史的影响。算术原本是用于精细地研究数字的特性。在朱利安的书信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一篇论文——可能是一个学生的习作——的主题是为数字十和大马士革的无花果做颂词，作者因此得到了一百个无花果作为奖励。甚至医学也受到修辞至上原则的影响。身体状况不佳的人学习普通的养生方法本是权宜之计，凯撒里亚的巴西流在雅典学医时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理念。但如果学医是为了养生，仅凭观察和积累经验就足够了。而在著名医生中，有些人也被无所不能的雄辩吸引。据说，与曾经流行的伯里克利的故事如出一辙，安条克医生马格努斯同时精通修辞学和医学。例如，诡辩家伯里克利如果被人推倒，就可以说服人们，自己根本没有倒下。
同样，马格努斯坚称那些被其他医生治愈的病人仍然在生病。我们还可以推断，马格努斯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说服病人相信自己已经康复了。
更荒诞也更危险的是修辞在法庭上的应用。朱利安时代，两件发生在雅典的大学的轶事说明了这一点。第一件事是一场发生在雅典的司空见惯的辩论。具体来说，辩论发生在一群分别追随两位敌对教授的学生之中。当双方相持不下时，这件事被交给地方总督审判。两位教授都打算亲自为自己的学生辩护，都准备了长篇大论的辩词并希望能引起轰动。然而，总督为了缩短审判时间，坚持要求起诉者亲自陈述事由，然后由应诉方针对起诉者的陈述做出答辩。起诉者是一个叫赛米斯托克利斯的年轻人。他脾气暴躁，不善言辞，在辩论中败下阵来，连带他的老师也遭到了嘲笑。有人讽刺地说，这位教授给他的弟子传授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沉默的美德。接着，轮到应诉的普罗埃雷修斯答辩。他后来成了他就读的那所大学的一名优秀教授。普罗埃雷修斯起身向总督致意，恳请观众理解赛米斯托克利斯，并赞扬了赛米斯托克利斯的老师，也间接提到了赛米斯托克利斯的名字，然后开始答辩并将余下的时间投入到雄辩的演说中。普罗埃雷修斯的精彩表现使总督从审判席上跳了起来，激动地挥动着紫色衣袖。然后，在观众的掌声和教授欣慰的泪水中，应诉的普罗埃雷修斯被无罪释放，赛米斯托克利斯则被处以鞭刑。按照雅典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败诉的一方要被处以鞭刑。
凯撒里亚的巴西流
不久后，普罗埃雷修斯发表了一篇雄辩的演说辞，其中赞颂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皇帝。一些岛屿因此恢复了向雅典城进贡的习俗。在另一场辩论中，普罗埃雷修斯的辩才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在对手阴险手段的陷害下，普罗埃雷修斯遭到流放。然而，雅典的地方总督一换，新上任的总督就下令召回了普罗埃雷修斯，并命令他与竞争对手举行一场辩论。普罗埃雷修斯相信自己有能力击败对手，于是让对手挑选辩论主题。无论对手选择什么主题，普罗埃雷修斯都能舌灿莲花、机智应战，分别在正方和反方的立场辩论，连速记员也没能察觉他在语言上的变化。最终，普罗埃雷修斯获得了近乎神灵的地位，像凯旋的将军一样荣归雅典。
雅典城
此外，在人类思想的最高领域，过度强调语言力量的现象虽不普遍但并不鲜见。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意识到，生活、道德和宗教问题不能靠胡言乱语或夸大其词来解决。但在诡辩家眼中，辩论可以反驳整个推理系统。这种观点在雅典及小亚细亚格外盛行。比如，希迈里奥斯反对伊壁鸠鲁学说的论点就十分荒谬、不堪一击。我们没有办法追溯当时盛行的哲学流派的主要观点，所以必须回到朱利安本人的哲学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指出公元4世纪哲学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折中主义，二是哲学与宗教信仰和超自然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我们如果试图找出那个时代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领袖，就会发现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似乎每位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持有各个流派的观点，唯独伊壁鸠鲁派除外。在当时和后来，伊壁鸠鲁派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对过去哲学流派中存在的显著差异逐渐消失这一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崇高的世界大同主义，即承认不同解读下真理的统一性；另一种是烦冗的文字掩盖和模糊了哲学流派的本质区别，这种解释更接近真实情况。而哲学与超自然活动的联系这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西方国家受到了来自东方文化的影响——人们对神秘的超自然能力的渴望无处不在。
在学术生涯中，朱利安能够保持诚挚的本性，不受当时盛行的文字游戏和诡辩风气影响。这一点可以从朱利安后来——可能是在高卢，写给两位同学的一封轻松愉快的信
中看出。信中，朱利安打趣地表示，自己嫉妒同学快乐的职业，后悔误入极端残酷的危险境地。朱利安还向他们提出了一些学习上合理的建议：“不要轻视通俗文学，也不要忽视修辞和诗歌，但要重视数学，还要全力以赴地学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成为你们学习的重心，因为这是修建知识大厦的顶梁柱。另外，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障碍。因此，你们应该比其他人更加勤奋。”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认识一下朱利安在求学时期最欣赏的几个学者，了解他们的性格和学术生涯。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当时学术教学的特点，以及朱利安的思想和性格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选出不同阶层的三个代表人物：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超自然哲学家和异教殉道者；利巴尼乌斯，多产演说家和著名青年导师；特米斯提乌斯，头脑清醒到略显冷酷的折中主义者。
与朱利安相识之初，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还是在帕加蒙求学的学生。和当时许多学生一样，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热切地追随著名诡辩家埃代西乌斯。从阿塔罗斯王朝时期开始，帕加蒙似乎一直是希腊各种思潮、艺术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这里可能还保留着曾经著名的图书馆的遗迹。当时，帕加蒙的学者团体似乎倾向于通神论和超自然的神秘主义。这在一些知名女性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联想到爱奥尼亚女性早期的地位和享有的自由，以及希腊女性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统治下享受的更加自由的生活，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了。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的妻子就是这个学者团体的代表之一，还有一位更著名的人物是寡妇索西帕特拉。据说，索西帕特拉童年时代遭遇奇事，由两个老者照料了五年。后来，这两人被证明是神的化身。在这两个老者的训练下，索西帕特拉掌握了遥知远处事物和预知未来的本领。她接受的神谕，或者说她的处事立场，就像埃代西乌斯的演讲一样备受关注。埃代西乌斯与索西帕特拉关系融洽，还是她儿子的老师。
吸引朱利安来到帕加蒙的是埃代西乌斯的名气。有人认为，朱利安的这次访问让他下定决心放弃基督教。朱利安恰好在这时宣称自己“不再遵循以前的方式”。但如果尤纳皮乌斯的记述可信，朱利安一定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并且已经完全摆脱了早期教育对自己思想的束缚。此时，埃代西乌斯已经年迈，而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还在故乡
。因此，与朱利安交往甚密的主要是埃代西乌斯的两个学生，即和蔼的克里斯桑修斯和理性的优西比乌。他们给朱利安讲述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的传奇故事。当听到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曾让女神赫卡忒的雕像大笑起来并且让她手中的火炬自动点燃的奇事，朱利安喊道：“他就是我要找的人。”便动身前去拜会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从那天起，直到朱利安去世，他与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朱利安认为他与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惺惺相惜。当希望有人评判自己的作品时，朱利安就会想起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朱利安说，每当这时他就像凯尔特妇女在莱茵河边等待自己新生的婴儿接受检验
一样紧张。睡觉时，朱利安不忘将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的信放在枕头下。无论再忙，他都会抽出时间给这位哲学家写信，详细阐述自己近期的所作所为。作为与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交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朱利安开始渴望了解伊洛西斯秘仪
。在这一点上，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能够满足朱利安的要求。庄严的仪式、神秘的话语，对普通人来说毫无意义，对信徒而言却充满力量。在交往的过程中，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鼓励朱利安追求纯粹和不朽的宗教理想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朱利安。现在，朱利安觉得，虽然还得伪装一段时间，但自己的信仰已经确定。
女神赫卡忒的雕像
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尽管对神谕和巫术仪式充满崇敬之心，但在寻求神的回应时会毫无顾忌地重复提问，直到得到满意的答案。这一点令人费解。另外，他的主要著作是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评论。这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可见，最理智和最疯狂的哲学思想似乎已经融入公元4世纪折中主义者的思维中。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相貌出众、嗓音悦耳、目光炯炯有神。尤纳皮乌斯见到的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蓄着白胡子，令人肃然起敬。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的结局很悲惨。在官方禁止研究神秘学后，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不顾禁令，继续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惹怒了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当然，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也做好了殉道的准备。
后来，安条克的雄辩家利巴尼乌斯成了朱利安的朋友，尽管在朱利安求学期间他们可能并不能经常见面——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明确表示，禁止朱利安参加利巴尼乌斯在尼科美底亚的讲学。
但利巴尼乌斯特别补充到，朱利安早已秘密接触到自己的作品，还在其基础上形成了新的风格。对这种说法，我们持保留意见。然而，朱利安对智者利巴尼乌斯的尊敬，从他们之间的通信及两人的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
利巴尼乌斯大量现存的作品，包括一本简短的自传，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其生平和性格。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没有流传下的作品供后人研究。然而，遗憾的是，即使在同时代的哲学家中，利巴尼乌斯也没有因对真理和事实的执着追求而声名显赫。利巴尼乌斯的作品给我们最深切的感受是他对修辞或“话语”的重视，以及他对自身天赋的欣赏。利巴尼乌斯童年时便失去父亲，在老师面前狂野不羁。到十五岁时，利巴尼乌斯对雄辩术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在他看来，与雄辩术及其辅助学科文学相比，其余一切研究都黯然失色。利巴尼乌斯漫长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阶段：在雅典不幸的求学经历，为了免遭霸凌，利巴尼乌斯没能师从他仰慕的那位教授，而不得不选择另一位；在雅典大学四年不得志的执教生涯；在君士坦丁堡短暂的学术生涯；在尼科美底亚的五年快乐时光；在家乡安条克作为雄辩之王独领风骚的四十年。其间，他始终坚持雄辩。当然，他也要面对许多困难：自己孱弱的身体、学生的不服从、同行的奸诈阴谋和民众的派系斗争。然而，他经受住了全部考验，并且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声誉和快乐的本性。
在宗教信仰方面，利巴尼乌斯是多神教信徒。这也许更多来自品味和性情的契合，而不是信仰。利巴尼乌斯不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他替受压迫的基督教教徒写的申诉信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善良的天性，以及在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上保持理智，挽回了他言语轻浮的声誉。利巴尼乌斯也曾替一个被总督残酷压迫的穷人写过一封信。这种行为着实令人钦佩。同时，我们必须尊重在饥荒时期利巴尼乌斯对安条克的面包师们的支持和保护。当时，面包师们正准备奋起反抗。利巴尼乌斯对宗教和雄辩术的重要性的论述，在一封祝贺朋友当选为主教的信中也有体现。他在这封信中指出，主教职位为修辞艺术的运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像利巴尼乌斯这样的人，对发生在身边的宗教变化的真正意义视而不见，这着实令人感到奇怪。
在评价利巴尼乌斯及其创立的学派的功绩时，我们不能忽视他们对文学的贡献。在利巴尼乌斯及其追随者看来，古籍与其说是一座蕴藏着崇高内在价值的宝藏，不如说是一座为辩论者提供原材料的采石场。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想法和感受，都为后世保存了这份宝藏，让我们能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
特米斯提乌斯在帕夫拉戈尼亚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尼科美底亚等地生活和教学。与以弗所的马克西穆斯不同，他不是狂热的信徒。与利巴尼乌斯不同，他更公正地理解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认为语言应该服从思想。朱利安与特米斯提乌斯曾经互相通信，讨论罗马帝国皇帝应当承担的义务。这些信表明特米斯提乌斯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修辞至上的时代，特米斯提乌斯不可避免地经常被邀请上台演讲。流传到我们手中的经特米斯提乌斯修改的演讲稿显示，他将哲学置于修辞学之上。特米斯提乌斯尽管没有忽视对柏拉图主义的研究，但更愿意致力于阐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信奉希腊正教、多神教或者无宗教信仰的各位皇帝的统治下，特米斯提乌斯接受不同任命。这表明，在宗教信仰方面，他可能是一个见风使舵、随遇而安的人。然而，这种断言有失公允。尽管特米斯提乌斯的观点很难纳入同时代的任何哲学派系或宗教派别，但他从未宣称自己不信教。
特米斯提乌斯认为各个宗教派别的基本原则都有其必要性和真理性，同时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宗教仪式应该保持下去，让大众见证真理的延续和传承。后来，当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迫害那些拥护《尼西亚信经》的基督教教徒时，特米斯提乌斯以这是哲学问题为由反对瓦伦斯的做法。他说：“皇帝陛下，您不应该对基督教教徒之间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感到惊讶。与不同宗教之间产生的大量尖锐矛盾相比，这种分歧微不足道。那些矛盾甚至多达三百种。事实上，争论是意见分歧导致的必然结果。但上帝的荣耀并不会因人们观点的多样性而减损，而皇帝陛下也会因分歧的存在而更加受人尊敬。这表明正确地了解上帝是多么不容易。”
特米斯提乌斯与基督教教父
格列高利·纳西昂关系很好，对格列高利·纳西昂的行为和言论都表现得很包容。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一个事实：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教授和基督教教徒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敌对的。在朱利安时代的雅典哲学家中，至少有一位宣称自己是基督教教徒，那就是格列高利·纳西昂，虽然他对基督教信仰不是很热衷。格列高利·纳西昂和他的朋友巴西流曾是朱利安在希腊求学时的同学。当时，教师无论是信仰基督教还是多神教，都要教授修辞学。在修辞学上，追求学术地位的人和渴望获得宗教身份的人要付出一样的努力。无论教会人士是出于获得教会的青睐，还是拯救灵魂、教化信徒的目的，雅典学派的修辞学训练都是必修课。至于这些教会人士是否能以一颗赤诚之心，接受古代文化的精华，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在后面揭晓。
我们如果想要从公元4世纪中叶教师的角度了解当时学生的生活，那么借助格列高利·纳西昂和尤纳皮乌斯的作品就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画面，尤其是雅典大学的生活画面。其中，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学里极度缺乏纪律约束。对比早期《雅典男青年》提到的过去对学生的严格规定，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大学里的教授更像是雇佣兵的首领，而不是教育机构的学术权威。与“首领”讲授的课程相比，学生们更拥护“首领”本人，并准备随时为“首领”而战。学生们甚至用公平或不正当的手段扩大拥护“首领”的学生队伍。人们推测，教授们会把不缴学费的学生当作招募官，让他们招揽更多学生加入自己的阵营。他们的收入并不完全依赖于学生们的学费。就像中世纪的大学一样，雅典的大学通常按地域招收学生。来自不同行省或地区的学生都会拉拢一些优秀的同乡到自己教授门下，但这种现象并不普遍。我们知道，利巴尼乌斯一进入大学，就被一帮学生逼着投向一个他不想跟随的教授门下。当利巴尼乌斯作为“新生”到达他憧憬的学校时，这个还没从晕船中恢复过来、运气不佳的年轻人就遭受了不公正对待。利巴尼乌斯的第一次公共浴场之旅就是一个并不友好的开始。他尽管竭力控制自己的脾气，但还是免不了被教训一顿，受些皮肉之苦。根据不同的官方记录，有两名学生经过特别请求，免遭这番磨难。一名是体质虚弱的巴西流，他在友人格列高利·纳西昂的帮助下得以逃脱；另一名是尤纳皮乌斯，因为到大学时他正身患重病，所以普罗埃雷修斯特别叮嘱学生头目要善待尤纳皮乌斯。
正如前文提到的，学生之间的矛盾和斗殴有时会诉诸法庭的裁决。如果教授们愿意尽其所能，学生们也许可以维持更有序的组织。有些人——比如利巴尼乌斯，坚持棍棒教育。但当棍棒落在远离父母控制的年轻人的背上时，其结果就是教室里很快空无一人。而面对下文希迈里奥斯针对在假期结束后没能如期返校的懒散学生发出的呼吁，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
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无视我的爱。我很想问问他们：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比我的声音更悦耳？有什么比我容光焕发的容颜更令人振奋？有什么鸟儿会发出如此甜美的歌声？有什么音乐能像我在讲坛上的声音一样可以触动他们的心灵？我的确看不惯某些“牧羊人”。他们不是用音乐和笛子带领羊群，而是以惩罚和鞭子相威胁。面对我的“羊群”——我的学生们，我见不得他们愁眉不展！我将用理性引导他们走向缪斯女神的草地和树林。献给他们的将是歌曲，而不是打击。因此，我将始终用音乐和理性引导他们。愿我们彼此的爱长盛不衰。
这个典型的例子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语言典范！遗憾的是，在实践中，这种劝诫并不足以让来自四面八方、从父母的管教下解放出来的青年群体遵守秩序。
尽管大学生活有种种弊端，但在公元4世纪，只要还有年轻人，只要知识的大门还敞开着，大学就必然具有现实的魅力，也孕育着未来的希望。曾在雅典学习过的人一直对母校怀有一种忠诚。这种忠诚与现代人对母校的依恋如出一辙。面对全新的独立生活的兴奋，第一次认识历史传承下来的璀璨遗产，老师对学生的热情激励，志趣相投的同学在身心上的相互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备受推崇的圣地及不同思想、观点的相互碰撞，这些都是当时雅典大学生活的乐趣。一方面，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出于忌妒把朱利安排除在符合身份和地位的生活领域外；另一方面，朱利安或许会感谢诸神，庆幸自己没有留在压抑的宫廷，而是处于自由思想与文化的环境下。在雅典期间，朱利安积极投身学习，并且结交了几位终身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