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君士坦丁大帝统治下的罗马世界
（从公元305年到公元337年）

精彩看点

改变罗马的三大事实——罗马政府已成为君主政体——戴克里先皇帝的政策——官职和品级——民政和军权分离——兴建君士坦丁堡——戴克里先皇帝共治计划的失败——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与君士坦丁大帝的宗教政策——宽容敕令——多纳图派和阿里乌派——亚他那修和基督教宗教会议——阿里乌派的反抗——在提尔召开的宗教会议——亚他那修的命运——宗教论战对朱利安的影响

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哈姆雷特》

公元4世纪早期，因为三个事实的出现，古希腊世界与古罗马世界的命运发生了巨变。迄今为止，对心思缜密的观察家来说，这三个事实显而易见。但这些事实由于隐藏在一大堆神圣、庄严的假象中，所以不为人知。

这三个事实分别是：第一，罗马帝国已不再实行共和政体；第二，“永恒之城”罗马不再是整个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第三，无论是早期简单的形式，还是后来结合了东方神话和宗教仪式的产物，抑或融合了神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多神教都不再被视为罗马人及其统治者信奉的宗教。

这三个重要事实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由某一位皇帝完成。这三个事实可以说代表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执政时期的主要政策路线。然而，戴克里先没有意识到，罗马帝国的宗教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戴克里先在其统治时期，通过残酷迫害基督教教徒来遏制基督教的发展。这意味着皇权与教权终有一搏。另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实施的一些改革在很久以前就已被其他人尝试，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军人皇帝奥勒利安。公元270年到公元275年，在不到五年的短暂统治期间，奥勒利安启动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被其继任者沿用。而这些改革与我们当前研究的、戴克里先后来实施的改革完全同质，也是在短时期内进行的。因此，以奥勒利安执政时期为界，我们可以将罗马帝国划分成两个历史时期。一些德国历史学家将这两个历史时期称为元首制时期和君主专制时期。

当然，就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前任统治下罗马帝国的外部局势和内部发展而言，即使是最粗略的叙述，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的研究范畴。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写过一部研究罗马帝国这一时期的著作。爱德华·吉本的著作尽管有瑕疵，但短时期内不太可能被取代。我们发现，虽然许多现代历史学家可以更公正地评价罗马历史，提供更精确的细节，赢得更广泛的认同，但我们不敢指望这些历史学家的作品能像爱德华·吉本的著作一样有分量并且鼓舞人心。近年来，尽管一些学识渊博的法国学者和德国学者努力追随爱德华·吉本的脚步，把罗马帝国这个宏大课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更多来自各国的专题史研究者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们把这一广阔领域划分为多个部分，专注研究其中的某一部分。那些想要钻研罗马帝国历史的人，如果没有异于常人的天赋，就必须接受罗马人的准则——分而治之。然而，与历史学家相比，传记作家的任务要简单得多。对传记作家而言，这种对研究对象的划分是现成的，也是明确的。传记作家只需把那个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看作是自己的主人公生活和工作的背景。因此，目前我们研究朱利安，与其过多考虑罗马当时的历史，不如了解他的生平及性格。

对前面提到的三大事实的认识极大地影响了朱利安的一生。当这些变化以一种势不可当的趋势袭来时，朱利安意识到自己必须坚决抵制这种趋势。这倒不是说朱利安不愿意沿用前任的政策，毕竟这样有利于罗马帝国的对外防御和对内管理。但朱利安萌生了让人们遵循古法的愿望。当全心全意地捍卫那些已很难对人产生影响的多神教时，朱利安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于是，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对革新的行动中。在英美读者看来，进步的事业和正义的事业似乎是一致的。读者们也许会认为“反改革英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至于朱利安是否应该被称为英雄，在研究结束时我们也许能做出更好的判断。在这里，我只想说，人们不应因朱利安是保守派而从一开始就对他抱有偏见。一些乐观的哲学家希望人们相信，人类进步的进程是稳步向前的。但他们不能否认，在前进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抓住新事物，一些与之不相容的、好的旧事物，也常常被历史丢弃。于是，有学者提醒我们去关注这些正在被丢弃的珍宝，试图找回这些珍宝的碎片。虽然他们表现得过于紧张或满腹牢骚，但后来者无权轻视这些学者付出的努力。

现在，我们必须明白，朱利安抵触这三大事实与其思想和性格密切相关。他憎恨浮华和虚荣，厌恶烦琐、碍手碍脚的宫廷礼仪。他沉迷于雅典民主制和罗马元老院制度创造的古代荣耀，很难从变革的角度理解罗马帝国皇权为何朝东方皇权的形式演变。为了重现罗马元老院制度和雅典民主制的光辉时代，他几乎是单枪匹马、竭尽全力地付出。然而，无论好坏，朱利安的努力都没有产生明显效果。他像尊重古老文明一样尊重罗马城，但并不热衷于捍卫它的地位——至少不像他热衷于捍卫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那样。在朱利安看来，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似乎与罗马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朱利安执政时期，罗马帝国内忧外患。作为君主，朱利安主导的两场战役都取得了胜利。其中一场是在莱茵河，另一场是在底格里斯河。同时，朱利安还致力于维护罗马帝国的军事防御系统，倡导希腊文化和思想的传播。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朱利安在维护罗马帝国的完整性方面尽了一分力量。至于罗马帝国宗教信仰方面的变化，对朱利安来说，这不仅是追求自身事业的不利因素，而且是对自己珍视的多神教信仰的破坏，是对公共利益中最必要的因素的破坏。朱利安觉得自己有义务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种破坏，或者将破坏多神教的企图消灭在萌芽中。

为避免混乱，让我们简要梳理一下要讨论的主要问题：这些政治和宗教上的巨变是如何产生的？这三项事实的意义分别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事实，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将屋大维及其继任者的统治定义为“以共和政体为外衣的君主专制政体”。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性质及伪装方法的研究，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但凡对罗马帝国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在相对繁荣的安敦尼王朝结束后，罗马帝国的实权落入贪婪、残暴的军人佩蒂纳克斯手中。佩蒂纳克斯缺乏民族认同感，不愿意维护国家秩序和加强法纪。因此，国内的无政府状态和边境上无休止的战争使罗马帝国国运衰败。从朱利安的先祖克劳狄乌斯二世开始，一批杰出的统治者相继出现。他们能够恢复秩序，击退傲慢的入侵者，并且采取措施巩固罗马帝国的边防。尽管如此，公元285年，戴克里先即位时，罗马帝国濒临破产，国防亟须彻底重建。戴克里先是一位值得称赞的皇帝，拥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对历史学家来说，戴克里先是一个谜。戴克里先不是罗马人，也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一个出身低微的达尔马提亚人。也许正是因为他较少受到传统的束缚，戴克里先才更有能力实施必要的改革。戴克里先平息了执政初期的叛乱后，随即将精力转向一系列的行政部署上，将罗马帝国境内的各个地区直接置于专制统治者的控制下。戴克里先还通过增强政府的财力，减少篡位和暴动发生的可能性。戴克里先将东方君主专制国家的礼节移植到自己的宫廷中，享受起皇帝的威严，坚持让臣民跪下亲吻自己的紫色长袍。戴克里先还给自己选了一个新的头衔，即“主与神”。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现在有名无实。元老院失去了立法权和表决权。皇帝的敕令和诏书是唯一的立法形式。皇帝凌驾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之上。而宫廷官员，尤其是部门总管在公职人员中地位最高。国务会议由一名宫廷官员主持。戴克里先的私人财产很难与公共财产区分开来，戴克里先及其继任者遵循的浮夸而隆重的宫廷礼仪被推广到所有政府机构。高级官员被授予不同等级的荣誉称号，例如，显赫的、非凡的、杰出的，以便他们明确职责、接受密切考察。大部分贵族头衔不是世袭的，而是被授予的。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贵族头衔甚至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个人荣誉。在较低的社会阶层，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从船主、面包师到石匠，个人创业受到了当局设置的强制世袭规定的严格限制，这些人还必须缴纳高额费用才能获得开展业务的许可。在皇帝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权威下，政府作为官僚机构通常由法律工作者管理。国家的混乱往往是由一些将军的权力过大引起的。因此，罗马皇帝采取削减个人权力的办法，避免这种混乱。在君士坦丁大帝的领导下，近卫军长官被剥夺了一切军事指挥权。正如现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的，“军民分离成为新的行政组织的基础” 。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划分成一定数量的行政区域，这些行政区域被称为管区。罗马帝国的东部有七个管区，西部有五个管区。除了由执政官直接管辖的管区，每个管区都归主事官管理。我们发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有两位主事官，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有四位主事官。组成管区的各个行省都有自己的管理者，他们一般被冠以总督的头衔。当时有一项法令规定，禁止本行省人担任本行省总督一职。这样做似乎不仅有利于公平，还有利于各行省的安定。如前所述，在边界和各地担任指挥的军事长官，通常都有军事首领和扈从长官的头衔，他们与行政部门没有任何联系。罗马军队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一些蛮族人就是罗马帝国最优秀的士兵。而守卫边境的任务通常交给外来移民，这些移民通过服役换取对土地的所有权。

关于第二个事实，罗马帝国的重心从罗马城转移是为了解决一系列长期存在的问题。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罗马公民的特权被当权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些特权也是他们热切渴望拥有的权力。为巩固统治基础，统治者不断扩大公民权的授予范围。卡拉卡拉掌权后，授予所有在罗马帝国出生的自由人罗马公民权。意大利人尽管不情愿，但不得不缴纳从前只要求其余行省缴纳的土地税。罗马城虽然保留了市政官，但随着元老院权力的减弱，罗马城的特权被削减到略高于罗马帝国其余主要城市的水平。例如，戴克里先采取措施，向亚历山大城提供过去只向罗马城提供的谷物和各种必需品。从固定的皇家住所这个意义来说，戴克里先没有都城，他和他的幕僚也常常去梅蒂奥拉努 和尼科美底亚度假。与其他贵族的住宅讲究排场相比，戴克里先喜欢在大型公共建筑一掷千金。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的一大壮举就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兴建新都君士坦丁堡。新都约于公元330年建成。君士坦丁大帝此举的初衷可能并不是为了与元老院所在的罗马城抗衡。他为了拥护基督教而放弃了古老的罗马城的离奇传说，当然是后来的虚构故事。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君士坦丁堡确实成了罗马城在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由于君士坦丁大帝制定的法律和政策，罗马主教被赋予独特的地位，其权力大大增强。

尽管罗马帝国在东部建立了新都君士坦丁堡，并且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地方分治，进一步加剧了东西部的分离局面，但如果认为戴克里先或其继任者的分治政策是为了在罗马帝国建立两个或多个国家，造成所谓的分裂，那就大错特错了。公元286年，戴克里先成为罗马帝国东部的皇帝，马克西米安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皇帝，都被授予“奥古斯都”头衔。不久，戴克里先收养了年轻的加莱里乌斯并封他为“恺撒”，还迫使马克西米安收养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也将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封为“恺撒”。当这两位恺撒分别被看作是奥古斯都的同僚和皇位继承人时，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仍然没有意识到罗马帝国将要走向分裂的事实。法律仍然以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的名义颁布，两位皇帝共同享有最高头衔。甚至到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去世时，罗马帝国皇帝也从未计划建立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的政府。人们可以说，罗马帝国最终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纯属意外。然而，在任何国家，特别是在一个君主专制国家，两位君主意味着两个宫廷和两个行政中心。如果因宗教、语言或民族特性的差异而存在政治分离的趋势，那么这种趋势必然因两位或更多掌权者共同执掌最高权力而加快国家分裂的进程。

戴克里先设计的人为划分权力、四帝共治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仍享有奥古斯都头衔。按照计划，他们的皇位应该由加莱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继承。然后，两位新皇帝再任命另外两位恺撒接替自己副帝的位置，作为自己的副手和继任者。然而，实际结果是，为了争夺皇位，罗马帝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一段时间内，有六个人同时声称自己是奥古斯都。随后几年，这些伪皇帝或者倒在战场，或者从历史舞台消失。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直到驾崩，君士坦丁大帝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独裁统治地位。众所周知，君士坦丁大帝后来将恺撒头衔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行政职务授予自己的三个儿子和一些亲戚，完成新一轮领土与权力划分。当时，朱利安大约七岁。

关于第三个事实，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与基督教和异教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庞大而极具吸引力的研究领域。在这里，我们只涉及关系到罗马帝国切身利益的几个重要问题。戴克里先虽然本性并不残忍，也没有背离当时温和、文明的社会风气，却是最后一个迫害基督教教徒的皇帝。他严厉处罚的第一类对象是摩尼教信徒。摩尼教教义融合了基督教教义与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强调光明和黑暗之间的永恒冲突。在戴克里先统治后期，基督教经历了长期稳定的发展后，基督教教徒遭到了迫害。公元303年，戴克里先颁布了一系列敕令，下令摧毁所有基督教教堂并销毁一切基督教书籍，命令所有在宫廷任职的基督教教徒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就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其中一项敕令专门针对基督教神职人员。在三百零四名受牵连的基督教教徒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因拒绝放弃信仰而被监禁和处以酷刑。

戴克里先上述举措的动机并不容易被看透。或许他认为，部分基督教教徒声称的独身主义、禁欲主义和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态度，有损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这至少可以解释戴克里先为什么会严厉地对待摩尼教信徒。或许戴克里先考虑到随着教会组织越来越强大，教义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自己的行政改革会受到干扰。又或许戴克里先被一种真正的恐惧驱使，就像加莱里乌斯一样，害怕古罗马多神教的衰落会招致诸神的惩罚。不管怎样，戴克里先对基督教教徒的迫害是短暂而残酷的。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前，这种迫害的残酷程度已经大大减轻。另外，争权者之间的竞争让基督教从中获益。人们通常认为，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及其子君士坦丁大帝早已加入了基督教。对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来说，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信，尽管他的妻子、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信奉基督教这一点毋庸置疑。君士坦丁大帝则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是君士坦丁大帝对基督教的热忱使蛮族人及其首领放弃了自身信仰，那就大错特错了。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和君士坦丁大帝似乎都是一神论者，并且正如我们稍后看到的，他们对待基督教和多神教的立场是一致的。即使是古老的异教仪式和习俗，他们也都虔诚对待，认真关注。而十字架上刻着“以此为名，征服一切”的故事，现在被普遍认为不合史实，也不符合我们对君士坦丁大帝性格和地位的认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君士坦丁大帝制定的法律中，对不洁罪行的处罚尤其严厉，这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针对道德的立法是由戴克里先开创的。而君士坦丁大帝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下令处死其命运多舛的长子克里斯普斯的行为，让人很难将他看作一个自始至终严守道德和宗教信条的人。这里，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君士坦丁大帝把自己的受洗仪式推迟到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们还要注意到，基督教和多神教的标志都出现在了君士坦丁大帝发行的钱币上，直到他统治结束。

不管君士坦丁大帝是不是基督教教徒，他都是一位政治家。君士坦丁大帝痛恨分裂，希望团结所有宗教派别，使他们忠于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绝非不受宗教的影响，也清楚地知道宗教在人的思想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的敕令常常体现出宽容和自由的精神。从他写给意见相左的基督教人士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宗教观点即便不总是十分明智的，也有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外行人的思想——也许是一种直率的思想。如果条件允许，君士坦丁大帝可能会在一切宗教问题上保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公元311年，在两位幕僚的支持下，君士坦丁大帝起草第一份宽容敕令，授予罗马人信仰自由的权利，命令所有人为皇帝祈祷。这似乎显露出君士坦丁大帝内心的恐惧。他担心禁止基督教教徒礼拜会产生恶劣的后果。这一观点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和李锡尼在梅蒂奥拉努颁布的第二份宽容敕令 中体现得更加突出。该敕令确立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合法地位，承诺恢复被查封的教堂。君士坦丁大帝和李锡尼认为授予基督教教徒这些权利是一种虔诚的行为，但如果从敕令的措辞来判断，我们会发现他们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的宗教立场偏向基督教。

君士坦丁大帝制定的有利于基督教教徒的法律表明，他希望在宗教上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和宽容的态度。授予基督教高级神职人员与多神教祭司同等的特权印证了这一宽容政策；对礼拜日的规定既体现了对密特拉神的崇拜，又体现了对基督教礼拜日的尊重。然而，君士坦丁大帝禁止多神教的祭祀活动——尽管可能没有严格执行，他在教会纷争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这些因素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君士坦丁大帝并没有严格保持中立，而是不得不视基督教教会为亲密盟友或强大而危险的敌人。

在针对基督教教义的两次大论战中，我们看到了皇权的力量。公元313年，多纳图斯派向君士坦丁大帝提出上诉。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引发这场论战的深层原因，只知道直接原因是对迦太基主教人选的争议。争议焦点是在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教徒期间未能坚持信仰的叛教者是否在基督教教会中享有合法地位。在这场论战中，君士坦丁大帝认为多纳图斯及其追随者会制造暴动和混乱，于是以皇帝的权威镇压了多纳图斯派。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大帝将此事交给罗马主教负责。然而，君士坦丁大帝为和平与统一付出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效。多纳图斯派用暴力手段对抗基督教教会。

罗马帝国皇帝第二次干预宗教的意义更深远，影响也更广泛。亚他那修和阿里乌的神学争论给现代学者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是从宗教纷争遗留下来的文件中寻找事实的人，需要有较强的辨识力；二是当人们推测历史时，需要把自己置于公元4世纪崇尚形而上学的亚历山大人的位置。我们可以在此尽量概述冲突的主要外部因素，特别是体现基督教教会和罗马帝国之间关系的事件。

阿里乌争论第一次出现时，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虽然没有非凡的才能，但能够通过助手亚他那修的影响力而站稳主教之位。亚他那修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来自亚历山大城。这座城市里弥漫着高度形而上的神学思想。亚他那修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并且终生为之坚守。他对道成肉身 的研究似乎可以追溯到与阿里乌的争论之前。和亚他那修同时代的阿里乌曾是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出生于利比亚，在安条克接受教育。安条克流行的思想与亚历山大城截然不同。与阿里乌有关的第一个争论是主教和长老的相对地位，但针对基督教教义的大辩论很快使这个问题变得无足轻重。

阿里乌主张的教义使他和追随者受到了亚历山大主教的斥责。大约一百名主教参加的主教会议通过审议，将阿里乌派成员逐出基督教教会。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阿里乌派的独特信条：“耶稣不等同于上帝。”阿里乌派的教义和阿里乌派成员受到斥责后，阿里乌继续用这一信条传教，并努力恢复自己的地位，以对抗亚历山大主教等人。据说，阿里乌试图通过将自己主张的教义融入柔和悦耳的歌词中来赢得民众支持。他还为了教派利益，利用人们对亚历山大城享有的特权的忌妒心理挑起教区之间的纷争。事态很快就变得十分严峻。

君士坦丁大帝既不是神学家，又不是哲学家。但从政治家的立场出发，他深谙教会团结与国家安宁之间的关系。如果条件允许，君士坦丁大帝必然会平息任何引起派系纷争和国家混乱的事端。君士坦丁大帝了解阿里乌争论后，首先试图通过劝诫使双方达成协议，平息事端。当友好的劝说被证明无效后，君士坦丁大帝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召开基督教宗教会议。公元325年6月，这场宗教会议在比提尼亚的尼西亚举行。君士坦丁大帝出席了会议，尽管表现谦逊，但难掩其巨大的影响力。一开始，君士坦丁大帝似乎想在这场争论中寻求平衡，但很快，他就被一种我们现在无从探寻的动机引导，放弃中立，转而支持亚他那修的主张。亚他那修的主张的核心是“三位一体”，强调“耶稣即上帝”。君士坦丁大帝给反对这一主张的阿里乌派打上异端的烙印。尽管尼科美底亚和尼西亚的主教拒绝接受将阿里乌派逐出教会的法令，但除了几位阿非利加主教没表态，在场的其他人都接受这一裁决。

亚他那修及其支持者似乎取得了胜利，而阿里乌及其追随者被放逐。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主要得益于优西比乌主教的努力。优西比乌主教曾先后担任尼科美底亚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是阿里乌派最能干、最有政治家风范的人物。在优西比乌的影响下，君士坦丁大帝恢复了从前的中立态度，并且收回了放逐阿里乌的命令。阿里乌向君士坦丁大帝表达了忏悔。在忏悔时，阿里乌隐藏了自己引起争论的核心观点。对此，君士坦丁大帝十分满意。此时，亚他那修接替前任亚历山大，成为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当君士坦丁大帝命令亚他那修让被放逐的阿里乌复任时，亚他那修拒绝执行皇帝的命令。虽然现代读者对这场争论中的双方缺乏忍耐和仁慈之心感到遗憾，但令人欣慰的是，至少亚他那修敢于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反对统治者的专横命令。可见，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无法探知阿里乌派随后对亚他那修提出的恶意指控。被传唤到宫廷时，亚他那修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随后，亚他那修被客气地送回亚历山大城。不久，君士坦丁大帝的态度再次改变。亚他那修被迫参加在提尔召开的宗教会议。在此次会议中，阿里乌派占了上风。由于失去了获得正义的希望，亚他那修离开提尔，来到君士坦丁堡，勇敢地与君士坦丁大帝对峙，要求君士坦丁大帝调查这起宗教争论。亚他那修的部分请求得到了应允。但也许是出于恢复和平与秩序的目的，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将亚他那修流放到特里尔，并邀请阿里乌到君士坦丁堡任职。虽然阿里乌在复职之前突然去世，但阿里乌的主张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盛行。君士坦丁大帝驾崩后，亚他那修重新担任主教，但在公元341年到公元346年和公元356年到公元361年，两度遭到流放。

很多朱利安的传记作者十分关注一个事实：在朱利安接受教育、开启心智的岁月里，占据上风的不是正统的天主教会，而是阿里乌派。我们也许有理由怀疑这个事实的重要性，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事实也应引起注意：君士坦丁大帝在解决宗教争端方面的果断干预为其继任者提供了一个先例，而其继任者在宗教观点和性格上与君士坦丁大帝截然不同。罗马帝国皇帝一度行使了祭司的职能，兼任罗马大祭司一职。在神学冲突激烈的时代，君主的宗教身份绝非无关紧要。

通过简短的回顾，我们了解到：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罗马帝国并没有出现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是一个肮脏而官僚气息浓厚的君主专制国家。在社会结构上，它有等级和派系，有封闭的行业组织，有一套僵化的监督和税收制度。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它几乎没有独创性。人们虽然对文学充满热爱，却思想贫乏。教会中充斥着严重的分歧。然而，在表象下，有一种力量在涌动，它是孕育美好生活的种子，使那些无法展望未来的人可以逃离不体面的现在，去歌唱逝去的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盛世，因为古希腊与古罗马继承了古代文明、古代文学作品和辉煌时代的遗迹等宝藏。这些宝藏的价值和现实生活的困顿，迫使人们做出选择，至少是让那个时代最热切、最有抱负的人做出选择，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0l+RRt9lm6k7WrxJdnZqxE+mFFPFgPBDDcEo9zCrCEJc6vmlyv9TgvxIqVMll/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