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因为我已经花了大量时间来尽力熟悉中国陶瓷的历史，并且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中国陶瓷标本，所以在编写《中国瓷器史》时，我的心情比较轻松。然而，像许多尝试去指导同伴的人一样，当确信自己的知识储备还不充足时，我无法深入开展工作。因此，我有必要开始新的学习，以便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当我得知，英国驻中国公使馆的医生，同时是中国陶瓷研究领域权威的卜士礼博士，认真地阅读了我为1895年和1896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的青花瓷和东方彩瓷展览撰写的介绍时，我深受鼓舞。但自诩能胜任编写《中国瓷器史》工作的我，从卜士礼博士的身上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并不是因为他对我的作品提出了负面批评，而仅仅是因为他宣告出版了新书。在此之前，我阅读了卜士礼博士的一篇非常有趣、有价值的论文《清朝以前的中国瓷器》 。我还做了阅读标注，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并消化了这篇论文中的知识。在《清朝以前的中国瓷器》中，卜士礼博士描述了附有插图的、16世纪明朝收藏家项元汴撰写的中国瓷器藏品目录《历代名瓷图谱》。然而，如果他打算出版一部规模更大的著作来论述东方瓷器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那么《清朝以前的中国瓷器》中的知识有什么用处呢？卜士礼博士用自己的巨著给出了答案，这就是《东方陶瓷艺术》。在《东方陶瓷艺术》中，卜士礼博士以一百一十六张彩色插图和四百三十七张黑白插图为例，详细说明、再现了威廉·汤普森·沃尔特斯的瓷器藏品，完整描述了东方瓷器的历史，包括瓷器的生产过程和款识等内容。威廉·麦凯·拉芬为《东方陶瓷艺术》撰写了简介，并且添加了注释。《东方陶瓷艺术》总共十册，版面特别大，不便携带，1897年出版时价格高达五百美元 。出于对订阅《东方陶瓷艺术》的人的怜悯，亨利·沃尔特斯 先生将单独印刷的原书中的文字部分赠给他们。但我无福消受这份怜悯，因为我必须读完整套著作。在看到最后一页之前，我必须忍受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煎熬。然而，我不想让任何人觉得我在诋毁《东方陶瓷艺术》这部巨著。它唯一的缺点是过于笨重，但这正是高质量著作的表现，是几乎完美的多张彩色平版印刷图片带来的必然结果。

1878年，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 爵士收藏的东方瓷器借给贝思纳尔格林博物馆 展出。在关于本次展览的《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东方瓷器藏品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知道的关于瓷器制造的知识都来自珍贵的著作《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录》是1815年由景德镇的一位地方官蓝浦根据已有的地方志文献编撰而成，并且由法国汉学家儒莲 翻译成法语版及添加评论 ^[1] 。”在儒莲的这本著名译著《中国瓷器的制造及其历史》出版后，还有许多著作和论文出现，使我们增长了关于中国陶瓷的知识。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前面提到的卜士礼博士的著作，德国汉学家夏德 博士的著作《古代瓷器：中国中世纪工业与贸易研究》，法国收藏家恩斯特·格朗迪迪埃的著作《中国陶瓷》，英国收藏家贺璧理的著作《中国陶瓷艺术》和论文《贺璧理收藏的中国瓷器》。其中，《贺璧理收藏的中国瓷器》刊载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1888年的年度报告中。

上述著作和论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提供了新的知识，还在于它们更正了儒莲在自己的译著《中国瓷器的制造及其历史》中的一些错误。儒莲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但并非陶瓷专家。在翻译时，他似乎没有亲眼见过译著中描述的各色瓷器。因此，读者很难将现存的一些瓷器与儒莲描述的瓷器的类型对应上。在汉语中，汉字“青”指蓝色，也指绿色。在“青”指绿色时，儒莲却将“青”翻译成蓝色。于是，古青瓷或如玉般色彩的瓷器被他描述成了蓝色的瓷器。特别是在提及明朝以前的瓷器时，发现儒莲的这个错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明朝以前的绝大多数瓷器 都施青釉。按照德国汉学家夏德博士的观点，儒莲的译作中有一些费解之处的另一个原因，是儒莲对汉字“花”的翻译不当。在原文中，“花”并不一定是“花朵”的意思，而是指任何一种装饰图案。因此，尽管儒莲告诉我们宋朝有一个姓周的优秀女陶工以花朵图案装饰瓷瓶而闻名，我们却不能确定今天我们说的花朵就是她装饰瓷瓶的图案。

卜士礼博士对我们了解陶瓷知识的杰出贡献，在于他从许多汉语著作中获取了大量信息。而迄今为止，欧洲读者对这些汉语著作并不熟悉。在这些汉语著作中，最重要的是1774年出版的《陶说》。《陶说》共六卷，作者是朱琰 。《陶说》 引用了1774年以前的一些学者的观点，并且描述了1644年明朝灭亡前所有著名的陶瓷制造方法。卜士礼博士翻译了《陶说》，译本虽然还未完整出版，但对《东方陶瓷艺术》的写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值得期待的是，卜士礼博士的《陶说》英语译本及他修订的《景德镇陶录》—儒莲的译著《中国瓷器的制造及其历史》的原著—不久就会出版。

与历史学家相比，收藏家认为前面提到的16世纪的著作《历代名瓷图谱》具有更大价值，也能引起更多关注。《历代名瓷图谱》的原稿含有八十二件精品瓷器的彩色图片。它的作者项元汴，字子京，是明朝著名学者和画家，擅长画山水、古树、梅花和兰花。不幸的是，《历代名瓷图谱》的原稿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了。不过，我见过卜士礼博士收藏的一份复印稿。这份复印稿与原稿—包括插图及所有文字—相差无几。卜士礼博士翻译了《历代名瓷图谱》中的文字部分，并且包含在前文提及的他的论文《清朝以前的中国瓷器》和著作《东方陶瓷艺术》中。《历代名瓷图谱》很好地展现了16世纪中国陶瓷鉴赏家的品位、各种当时非常罕见和珍贵的瓷器及16世纪以前的瓷器制造历史。卜士礼博士为人和善，准许我使用他收集的信息。尤其令我感激的是，他把自己收藏的《历代名瓷图谱》提供给我使用。1888年，德国汉学家夏德博士撰写的《古代瓷器：中国中世纪工业与贸易研究》包含许多他本人研究汉语文献获得的新信息，尤其对研究古青瓷及中世纪 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陶瓷贸易具有重要价值。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印度、波斯、婆罗洲 、爪哇岛、阿拉伯半岛及许多其他向南一直延伸到桑给巴尔 的地区。恩斯特·格朗迪迪埃充满趣味的陶瓷专题论文及英国人贺璧理撰写的《贺璧理收藏的中国瓷器》，虽然在新鲜材料方面没有夏德博士和卜士礼博士的著作丰富，但仍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因为恩斯特·格朗迪迪埃和贺璧理是杰出的汉学家和收藏家。

我们听说的最早的中国瓷器藏品，是1171年由赞吉王朝 君主努尔·阿德丁麾下的将领萨拉丁 送给他的。这批藏品虽然仅有四十件瓷器，但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了不起了。

欧洲收藏的最古老的东方瓷器现存于德国德累斯顿，1694年到1705年由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 收集完成。现存瓷器中，可以确认是明朝以前运送到欧洲的瓷器很少。德累斯顿美术馆里有一个镶嵌红宝石和绿宝石的象牙白小盘，据说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十字军 士兵带过来的。威尼斯有一个白色的香炉，据说是1280年到中国访问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带回来的。我们从夏德博士那里得知，13世纪时，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通过海路和陆路进行了大规模的瓷器贸易，但15世纪以前，欧洲对瓷器这种美丽的物品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5世纪，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才出现了瓷器。这些瓷器可能来自埃及、摩洛哥或威尼斯。

1487年，马穆鲁克王朝 的苏丹 卡伊特贝伊把一些大型瓷瓶送给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统治者洛伦佐·德·美第奇。有人认为，英国最古老的中国瓷器是牛津大学新学院的一个青瓷杯。据说，这个青瓷杯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 的物品。然而，有些东方瓷碗可能比这个青瓷杯的历史更加久远。其中一个瓷碗的碗边有大面积镀银。1506年，卡斯蒂尔国王腓力一世和王后卡斯蒂尔的乔安娜把这些东方瓷碗送给托马斯·特伦查德爵士。在此之前，腓力一世和卡斯蒂尔的乔安娜曾来到韦茅斯并受到托马斯·特伦查德爵士的款待 。16世纪时，葡萄牙船经过好望角，第一次把瓷器直接运到欧洲。其中，有些瓷器今天在英国，被镶嵌在伊丽莎白一世 统治时期 的镀金银托上。这些瓷器至少是明朝瓷器，主要是青花瓷，产于明朝嘉靖时期 和万历时期 。

17世纪和18世纪，尤其是18世纪，大量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出口到欧洲。其中，许多瓷器被收藏。今天，在荷兰王国、法国和英国许多古老家族的房子里，我们还可以见到一些收藏的瓷器。16世纪末，在美第奇家族的赞助下，意大利佛罗伦萨开始制造欧洲最早的一种手工瓷器。后来，法国鲁昂和圣克卢也开始制造手工瓷器。但严格意义上的瓷器生产要追溯到1709年奥古斯特二世建立德累斯顿瓷器工厂。而在1709年以前，荷兰的代尔夫特、法国的讷韦尔和鲁昂仿照中国瓷器的外观，已经生产出了一种精巧的彩色瓷器。英国国王威廉三世携带大量原始瓷器和荷兰仿制瓷器到英国。其中，有些瓷器今天仍可以在汉普顿宫 见到。我并不是想在这里一步步追溯欧洲人对中国瓷器喜爱的历史，但所有熟悉18世纪文学和威廉·霍格思 版画的人，一定非常了解18世纪的“瓷器热”是多么疯狂。后来，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在自己的著作《古瓷器》中写道：“对于古瓷器，我怀有一种偏爱，这种偏爱与女性对瓷器的无限痴迷类似。每访问一户富贵人家，我首先要看他们的瓷器柜，然后再看他们的藏画。”根据这句话，我们可以判断，查尔斯·兰姆在瓷器柜中搜寻的不是美丽的德累斯顿人物像或英国切尔西瓷厂的花瓶，而是中国的青花瓷，“那些小巧的天蓝色怪异形体，没有规律可循。在常人眼中，它们在没有透视的世界—一个瓷茶杯上，飘忽不定，不受任何局限”。然而，在中国与欧洲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后，虽然中国瓷器持续、稳定地涌入欧洲，但显而易见的是，输入欧洲的瓷器绝大部分都是明朝和清朝特别为欧洲市场生产的产品。原因有两点：第一，欧洲当时还没有对古瓷器的需求；第二，古瓷器在中国已经不多见，而中国人十分喜爱古瓷器，不愿意古瓷器流出国门。输出的大量明朝瓷器，很可能是万历时期制造的青花瓷。卜士礼博士告诉我们，作为明朝时期瓷器品种之一的五彩瓷，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输入欧洲。

因此，我们需要区分过去的收藏家与当代收藏家的差异。威廉·霍格思的版画《时髦的婚姻》中的伯爵夫人霍勒斯·沃波尔，以及查尔斯•兰姆拜访过的高贵人家的主人，不了解也不关心自己购买的古瓷器的历史。他们之所以购买古瓷器，只是因为古瓷器造型奇特、小巧精致、古色古香或精美绝伦，而对古瓷器经历的年月并不在意。19世纪60年代的收藏家则大不相同，希望兼顾瓷器的悠久历史与美丽外观，认为收藏瓷器和其他艺术品都应遵循这个原则，即美丽的外观是悠久历史的标志。这个观点可以得到足够支撑，因为明朝特定时期，比如宣德时期 和成化时期 生产的瓷器，特别受中国人珍视，并且市场上大多数精美的瓷器上都有这些时期皇帝的年号款识。然而，现在众所周知的是，尽管有年号款识，但明朝特定时期的精美瓷器大多是在清朝康熙帝统治时期制造的，时间应该是17世纪到18世纪，而不是15世纪。从项元汴的《历代名瓷图谱》来看，即使在明朝末期以前，宣德时期和成化时期等盛世制造的珍贵古瓷器在中国也非常少见了。而到清朝乾隆时期 ，这些珍贵古瓷器就更加罕见了。针对这个现象，1776年乾隆帝专门写了一首诗。后来，卜士礼博士将这首诗翻译成了英语。这首诗的内容如下：

咏鸡缸杯

李唐越器人间无，

赵宋官窑 晨星看。

殷周鼎彝世颇多，

坚脆之质于焉辨。

坚朴脆巧久暂分，

立德践行义可玩。

朱明去此弗甚遥，

宣成雅具时犹见。

寒芒秀彩总称珍，

就中鸡缸最为冠。

牡丹丽日春风和，

牝鸡逐队雄鸡绚。

金尾铁距首昂藏，

怒势如听贾昌唤。

良工物态肖无遗，

驱华风气随时变。

我独警心在齐诗，

不敢耽安兴以宴。

许多收藏家不得不接受这个结论，即他们视为明朝瓷器的一些藏品很可能是在明朝灭亡很久以后制造的。这时，失望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然而，这种失望情绪随后得到了极大缓解，因为收藏家后来发现，他们的许多其他假设也是错误的，并且最古老的瓷器不一定是最漂亮的。收藏家现在可以确信的是，瓷器上的年号款识并不能完全保证瓷器的确切历史。此外，即使年号款识是真实的，也不能保证瓷器一定很漂亮。

瓷器上的年号款识并不是瓷器历史的唯一标志，但无论年号款识真实与否，都可以作为了解瓷器特征的指南，或者至少可以用来区分所指时代的瓷器样式。通过检验瓷器的胎骨、釉料、颜色和装饰，可以区分明朝真品瓷器与后期的瓷器。这种检验多数情况下显示所检瓷器是赝品。例如，如果一件瓷器装饰釉上蓝彩，我们就可以确信它不是明朝瓷器，但不能确定它究竟属于后来的哪个时期。不过，关于这个话题，我无须重复在本书其他章节中陈述的内容。我只想说，单凭瓷器外观而做的瓷器鉴定没有取得大的进步。一个原因是我们缺乏历史知识，没有机会比较大量存疑的瓷器标本。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觉得与清朝的瓷器精品相比，明朝瓷器在美学价值方面有些逊色，所以对明朝瓷器的兴趣相对缺乏。然而，19世纪末以后，我们的历史知识有了很大增长，并且我们对更加久远、更加粗糙的瓷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因为在瓷器爱好者中，有人喜欢有特色的瓷器，有人喜欢漂亮的瓷器，有人喜欢粗糙的瓷器，有人喜欢做工精良的瓷器。

实际上，形形色色的收藏家大致可以分为历史型和审美型两大类。尽管很多收藏家同时属于历史型和审美型，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当代英国的中国瓷器收藏家具有强烈的审美意识，如丹蒂·加布里埃尔·罗塞蒂、亨利·汤普森爵士、路易斯·胡思先生、乔治·萨尔丁先生。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优秀的瓷器收藏家，收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瓷器。现在已经捐赠给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乔治·萨尔丁先生的瓷器藏品，与大英博物馆中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的瓷器藏品互为补充，为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瓷器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机会。如果论藏品的历史延续性和完整性，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的瓷器藏品可能是世界上最佳的。但如果论藏品质量，乔治·萨尔丁先生的瓷器藏品更胜一筹。

现在，如果想得到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的瓷器藏品和乔治·萨尔丁先生的瓷器藏品，或者恩斯特·格朗迪迪埃的瓷器藏品、贺璧理在华盛顿的瓷器藏品、威廉·汤普森·沃尔特斯在纽约的瓷器藏品，已经日益困难或者不可能了。也许只有富有的收藏家才会尝试去搜寻这些瓷器藏品。我的《中国瓷器史》可以为富有的收藏家提供一些帮助。但关于上述藏品的具体瓷器类型，我能给出的线索很少。谈到收藏，对买不起精品瓷器却渴望获得有趣的、漂亮的瓷器的收藏家来说，我给出的建议非常有用。我想说的是，以合理价格来拥有小规模的瓷器藏品，仍然是可能的。但并不是说拥有小规模的瓷器藏品很容易，因为这同样需要品位、知识和耐心。这里说的品位，不是指大众接受并会随着时尚而改变的高雅品位，而是指收藏家真实的个人品位。收藏家会因喜欢某件瓷器而收藏它，或者因不喜欢而拒绝收藏。如果不遵循这个简单却基本的原则，没有人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收藏家。真正的艺术收藏家可能在藏品的真伪、价格等方面需要其他人的建议，但他想要获得藏品的冲动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否则无论他的藏品有多精美，也只是他的商品和动产，并不真正属于他。收藏家也许会以这些藏品为傲，却不会因拥有它们而产生最强烈的满足感。即使在一般的旁观者看来，这种个人品位的作用也会引起收藏家的兴趣。个人品位可能偏向漂亮或者奇特，造型或者颜色，也可能会显得古怪，但个人偏好会让这种品位具有独特性，并且拥有存在的价值。

至于知识，收藏新手应该记住的是，书本知识无论多么有趣，对训练辨别力的帮助都是有限的，而培养辨别力是收藏家所受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无法区分最好与稍次的差异，最好的收藏家是拥有感知细微差异能力的人。以对英国收藏家具有特别吸引力的一种中国陶瓷—青花瓷—为例。青花瓷的种类繁多，拥有一双训练有素的慧眼的收藏家，应当能区分最好的青花瓷和稍次的青花瓷，不仅能在同时看到它们时辨别出来，也能在单独看到它们时辨别出来。这种能力只有经过大量的比较才能培养出来。仔细查看众多精美瓷器藏品也许能获得许多知识，但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自己收藏瓷器，并且与自己收藏的瓷器朝夕相处，尽情欣赏它们。我们拥有的旨在训练辨别力的瓷器不一定非得是重要或完美的标本。在最小的瓷器上就可以欣赏到最佳的蓝色 。有时甚至只需一块瓷器碎片就可以检验我们的辨别力。如果一个收藏家可以通过小型瓷器甚至破碎的瓷器来培养自己极佳的辨别力，不受最高明的伪造术蒙骗，那么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我并不是建议收藏家仅仅为了教育目的去购买瓷器。如果收藏家看到了特别称心如意的瓷器，也可以主动出手购买。毫无疑问，刚开始收藏家会犯很多错误，但这些错误对成长为鉴赏家是最宝贵的财富。有时，甚至鉴赏家也会被蒙蔽。之前，一个收藏家给了我一件日本仿制瓷器，仿制的是明朝万历时期的瓷器。他当初买下这件日本仿制瓷器，是为了与自己的一件真品瓷器凑成一对。直到仔细比较了两件瓷器，他才发现受骗了。鉴别青花瓷是这样，鉴别釉色和珐琅也不例外，只有通过不断详细比较大量实物，才能练就一双瓷器鉴定的火眼金睛。然而，仅仅训练眼睛的辨别力还不够。瓷器表面的细微差异只有通过触摸才能发现。

无须赘言，耐心是所有收藏家的必备素质，对富有的收藏家或贫穷的收藏家都是这样。的确，富有的收藏家只需耐心等待心仪已久的瓷器出现。不过，一些非常珍贵的瓷器除外，因为它们会引发财力的较量。而对资金不足的收藏家，我怀有深切的同情。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耐心等待，直到价格合适才能买下看中的瓷器。所有收藏家都想以低价购得某件藏品，为了获得它，他们会展开一场真实、合法的“运动竞赛”。真正的“运动员”的确会看不起某些场地，尤其是穷人的简陋小屋，但拍卖室和商店是可以经常出入的场所。一个具有高雅品位和专业知识的收藏家有时可以收获意想不到的珍品，甚至在佳士得拍卖行 或一些精品商店里也会有奇遇。这些珍品很少是更加时兴的瓷器品种，比如精美的青花瓷或宝石红底薄胎盘。然而，真正的收藏家不会因市场价格的变化而改变品位。因此，对真正的收藏家来说，这些珍品可能更加宝贵。

[1] 法语书名是 Historie de la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 Chinoise （《中国瓷器的制造及其历史》），1856年在巴黎出版。—原注 bOkBC4S0q+1/qxlNaZj2fM65aOkOnAHDXzbVfn38A+lZ80KEmLsEQFm01u9pZW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