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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翦伯赞辞父别妻，只身赴美，到美国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翦伯赞原想一头钻入书中，学成归国，为国家、民族做些有益之事。可是他到美国不久，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巨大差异就让他感到心情极不舒畅。他曾回忆说：“我以往在长时期中憧憬于资本主义文化的优美，把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设想为人间天堂，梦想要到这些国家去受资本主义文化的洗礼。这种殖民地买办思想虽经五四运动的洗刷，并没有洗掉。”初到美国时，他对这个新的国度的感觉是：“到处表现出青年的气象，认为传者不虚。”可是不久，他发现并感受到美国社会的另一面，就是有一种卑鄙的物质主义重重地压在他的思想上面；特别是种族的歧视，更使他不能忍受。他后来常谈到这样几件事：一是他在加州大学校内或校外，或在美国的其他地方，穿的是西装革履，讲的是美式英语，可总有一些美国人鄙视地问他：“你是洗衣服的中国人吗？”二是他几次遇到美国白人殴打美国黑人。有一次，他遇见两个白人打一个黑孩子，黑孩子已被打得满脸青肿，眼鼻流血。他气愤不过，就去制止，被那两个白人骂为“臭亚洲人！臭土耳其人”！他说到这里，感到既可气，又可笑。他说：“怪不得美国白人至今仍热衷于搞种族歧视，大概上帝确实给了他们识别族类的本事吧！”他对美国社会内部的卑鄙龌龊更加深恶痛绝。
翦伯赞在加州大学除了听过为数不多的课程或讲座之外，还读过一些资产阶级古典派的经济学著作，如英国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他认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理论，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有许多错误。至于那些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他是持批判的态度。不过，有一件事是使他终生不忘的，就是他在加州大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当时是因为有的教授经常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箭靶，加以攻击。可是，这些攻击多牵强附会。他认为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于是阅读了《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感到真是闻所未闻，大开眼界。当他一口气读完《共产党宣言》时，他兴奋极了，认为这确是全世界的广大劳动群众所应走的翻身解放之路，也是中国各族人民所应走的光明大道。他在日记上写道：“这是黑暗世界中的一个窗户，从这里，我看见了光明，看见了真理，看见了人类的希望。”他开始反思，认为就中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来说，“实业救国”行不通，梁启超的政治改良也行不通。他认为，中国需要革命，要用暴力砸烂旧世界，要打倒军阀，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要人民有饭吃，有衣穿。就这样，他于1925年冬，带着一种非常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离开美国，回到了可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