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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反共的阴谋在步步加紧，迫害人民迫害进步的黑潮在滚滚袭来。第二次“反共高潮”才过去不久，第三次“反共高潮”又在策划中。1943年6月，国民党调集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闪击延安。又在国民党操纵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通过了反共的决议案。还开动宣传机器，诬蔑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暗示要以武力解决共产党。在这样的形势下，与反动派同处一地的重庆进步文化人的处境异常困难。他们却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发扬团结互助的光荣革命传统，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学术研究和著述方面，有这样一些互助的事例。如郭沫若拟把宋末抗蒙古军的一段历史“钓鱼城故事”写成剧本，于1942年7月22日写信向翦伯赞借书。他信中说：“小弟需要《宋史·忠义传》及《元史·宪宗本纪》，听说老兄处有之，望能假我一阅，希望在炎热之中写一部火热的剧本也。”在收到翦的书和信后，又于同月30日回信说：
“奉读大札，不啻获得十万雄师，感激感激！《多桑蒙古史》此间有之，已阅读。诚如尊言，一良史也。洁夫回，《宋史》收到。余玠、张珏等传与《合州志》中所录者同，盖为后书所本。立秋后尚不进城，在候兄来也。”
又郭沫若在写成剧本《孔雀胆》后，于1942年12月5日写信给翦伯赞说：
“此稿（《孔雀胆》）之成，事实您是一位助产者，经过了好几番的润色，算他编成了定稿。您说您愿意以历史家的立场来说一番话，我极希望您能够即早执笔。”
翦伯赞接信后，阅读了送来的剧本《孔雀胆》副本，很快写出剧评，以《关于〈孔雀胆〉》为题，发表于当月31日重庆《新华日报》。该文对剧本的写作背景和历史及艺术的真实等，都给予了论证和很高的评价。翦伯赞写此评论时，是很动感情的，他说：“在今年夏天，当寒暑表升到九十度以上的时候，我接到沫若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将在这火热的天气中，写一部火热的剧本’。而我在当时，却正在研究冰河时代的中国史。
“到初秋的时候，我被邀到文委（工）会讲史。我到文委（工）会的第一天，沫若先生已经开始《孔雀胆》的写作。五天以后，我便读到了这个新的剧本。以后，我又听到作者三次的朗诵。我到现在还记得作者读到‘摩诃罗嵯哟！是你的阴灵不昧，把这魔鬼盗弄了来，替一切惨死了的善良的灵魂作为献祭的猪羊’的时候，他那种带着表演的姿态。”
这篇评论不仅评论了剧本本身，还把当时进步文化界人士的坚韧不拔、艰苦奋斗以及他们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都生动地刻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