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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以文工会为核心和主导，重庆的进步文化界的学术活动在逐步展开。可是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自香港传到了重庆：“爱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董维键博士在香港以病与世长辞了。”时间大约是在1942年2月，由于香港已为日寇攻占，消息长时间未能传出。至5月1日前后，重庆才得知确切的消息。翦伯赞与董在少年时代即为总角密友。在后来的革命岁月中，翦伯赞又多次得到董的指引。在董身陷囹圄之时，翦伯赞亦曾为营救董而多方奔走。两人义同手足，情感深厚。虽为革命而长期天南地北，但两人的心都一直互相牵挂，互相勉励。噩耗传来，翦伯赞如闻晴天霹雳，悲㤼欲绝。怅然久之，在夫人戴淑婉的协助下，改客厅为灵堂，在院中采集草花一束，再供白酒三升，又草《祭董博士维键兄文》一篇，以寄哀思。祭文之《序》曰：
我和董博士是同乡，又是童年的同学。虽然在我们的中年时代没常在一起，但抗战军兴以来，我们却常常见面。到底因为我们有过总角之交，所以尽管多年不见，而一见之后，亲切如故。抗战五年中，朋友们大概都转徙流离于苦难之中，我和董博士也很少在一起。他在武汉时，我在长沙。他在重庆时，我在沅陵。等到我到重庆，他又飘流于桂林、香港之间。算起来，我们的朋友关系有三十几年的历史，然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却只有在中学时代同学的半年。古人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和董博士正是如此。满望他年抗战胜利，同归故里，白首相对，共话童年；孰意噩耗传来，博士已病逝香港。回首前尘，悲怆如何！因借书所知博士生平之片断，以悼亡友。
《诔》曰：
董博士，名维键，号润因，之学是他的笔名。他于1892年生于湖南桃源之盘塘桥附近。
博士家世业农，自祖父以来，皆自耕而食。到他父亲时代，家道始渐渐丰裕。博士之父，因感于巨室之欺凌，遂令博士就学，其意盖欲博士借此而跻于缙绅之列，以与所谓巨室者相颉颃也。
我第一次认识博士，是在官立常德中学堂，当时他在丙班，我在乙班，我们同学半年，他就毕业了。我们同学的时间虽短，但友谊却很好。他常常教我学英文拼音和算术。当时他有一种志愿，他以为只有振兴工业才能救国，所以他在中学毕业以后，就考进了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采矿冶金。
他在高等工业学校尚未毕业，就考上了留美官费。在这个时候，他不知受了什么影响，他的思想忽然改变了。他曾向我说，仅仅学会一种工业技术还是不能救国，必须要从整个国民经济上去求得改良才能救国，所以他到美国以后又改学经济。他在美国七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的学位。
他回国的时候，正是北洋军阀专政的时代。他的经济改良的思想当然无法实现，满腹经纶也只好付之空谈。他先后在国立武昌高师和国立武昌高商及湖南高工充当教授。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又改变了。他说，空谈经济改良不足以救国，要救国必须要革命。大约在不久以后，他就参加中国国民党了。
当北伐军克复长沙以后，他被任为湖南教育厅长兼湖南外交特派员。在这一时代，博士的思想似乎又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从此以后，十余年间不复相闻。同乡朋友，或谓博士已死，或谓博士亡命海外，始终不知其下落。
抗战军兴，偶与博士邂逅于武汉，始知他尚在人间。其时他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专门委员兼第三厅国际宣传科长。久别重逢，欢愉可知。我当时很冒昧地问他，你是否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答复我，你不必问我党派，反正现在任何党派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抗战建国纲领之下了。将来的中国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同时他告诉我，他患湿气病甚重，手足麻痹，不但步履艰难，举箸执笔亦不灵活。
武汉退守，博士偕其夫人重回故乡，道经长沙，又得一晤。以后他即随同政治部西来重庆。一九四○年，博士奉命赴湘视察政治工作，道经沅陵，而我又适往乾城（今吉首县）省视流亡山谷间的父母，以致相左。我知道他在这一次旅程中，曾经一次翻车，八次被劫，身体受了很大的损伤。
大约就在同年，博士应太平洋学会之约赴港，担任国际问题的研究。旋又应广西大学之聘，回桂林讲学。不久以旧病转剧，又赴港医治。不幸日寇适于此时攻占香港。博士以衰病的身体，贫困的境遇，在敌人黑暗的统治之下，遂不得不忧愤而死。
博士死矣！但博士之死，正表现了中国士大夫临危不苟生、临难不苟免的传统精神。而博士的一生也正表现了一个中国士大夫走向革命的进程！
尚飨！
翦伯赞读毕祭文，与夫人三鞠躬，又恭奠水酒三杯，再整牌位，泣不成声。
这些日子，来翦家探望、商谈董事的友人很多，其中有王昆仑与曹孟君夫妇、侯外庐等。5月7日，一位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青年，送来郭沫若一信，内曰：
“关于追悼董维键兄的事体，很想同老兄商量一下。前天曾往中苏文协拜访您，才知您没住在那儿。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会着您，请您告诉我，我想来访问您。”几天后，在天官府文工会为董维键举行了追悼会。5月14日，重庆《新华日报》出《追悼董维键同志特刊》，翦伯赞的祭文略做修改，以《我所知道的董维键博士》为题发表。同时发表的纪念文章还有郭沫若的《怀董博士维键兄》，述与董相识，共事经过，赞美董的优秀品质及抒惋惜之情。
大革命失败以后，董维键主要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他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出版了一些专著，署名均用笔名“董之学”。专著最主要的有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国民权运动史》、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世界农业史》，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世界殖民地独立运动》，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与傅勤家合译的（英）C.A.柏尔著《西藏志》等。这些著译都和中国的革命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