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家桥,在歌乐山金刚坡下,是文工会在乡的驻地。郭沫若记述说:
(赖家桥)在成渝公路上,离城四十多公里。桥东不远的公路旁边有一家相当宽敞的农家院子,做了四年半的文工会的在乡地点。就在这院子里面,我把一间原是堆稻草杂具的四面土墙的房屋改修了一下,开了一些窗眼,围了一圈篱栅,也就自成了一个小小的院落。我就住在这儿。
他在记述冬居天官府、夏居赖家桥时说:
“这是每年的惯例,就像候鸟一样,冬天冷的时候住城,夏天热的时候下乡。”
赖家桥地近北碚,附近有众多的大学和文化学术单位,学者、专家很多。每年文工会下乡,赖家桥就成为学术中心,经常是群贤毕至,学者云集,不期而然地不断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观。
历史学上分歧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中国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翦伯赞的一贯主张与范文澜、吕振羽基本相同,是“西周封建论”。即认为殷商是奴隶社会,西周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分为两个阶段,自西周至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即封建领主制社会;秦汉至鸦片战争前夕为发展期封建社会,即封建地主制社会。郭沫若原来是主张西周以前为原始共产制、西周为奴隶制的,春秋以后才是封建制。这时已修改了旧说,提出新说。他认为“从殷朝到春秋中叶,都是奴隶制度的社会”。春秋中叶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其实基本上还是“春秋封建论”。侯外庐认为封建社会出现的时间更晚。他说,殷商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西周则是奴隶社会,一直到秦汉之际,才结束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这实际是“西汉封建论”。这几位在当时均已是名家,都认为学术观点上出现或存在分歧是普遍的、正常的;也认为互相讨论、乃至争论都是必要的。可是每次讨论的开始,尚可做到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如果随着讨论的深入、发展,亦会出现慷慨激昂、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的情况。郭沫若就曾声言我“这一结论,是没有方法推翻的”。侯外庐也曾说,我“要奉陪西周封建论者辩论到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不少分歧。如关于《诗·小雅·信南山》之“中田有庐”一句,翦伯赞释为“田中有小屋”,是庶民在耕田时栖息之处。郭沫若认为,当时种田的是奴隶,奴隶听奴隶主指挥,不可能有此居处。他说:“庐者,芦腹也,是萝卜。”有一次,翦又应邀到赖家桥做学术讲演,也是郭沫若主持大会。翦伯赞幽默地谈到“中田有庐”一语说:“沫若先生把我的房子拆了,种上萝卜。”郭沫若点头称“是”!并说:“要拆的!要拆的!”翦伯赞对郭沫若所写历史剧的一些处理也有批评意见。如《屈原》剧中虚构了一个婵娟是很好的,但把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宋玉说成是一个叛徒,他很伤心;又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张仪说成是一个特务,他也反对。他曾在赖家桥当着众人之面,对郭沫若说:“我要代表宋玉和张仪向您提出抗议!要您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郭只是连连点头,笑而不答。王冶秋与侯外庐也是老熟人、好朋友。王是中共秘密党员,在冯玉祥处工作。他写了一篇有关《诗经》的文章,投到《中苏文化》杂志,在侯外庐审稿后,竟然退而不用。王为此大为恼火,就到歌马场向翦伯赞诉说。翦伯赞也认为侯的处理不妥,立即找侯询问:“您了解王冶秋吗?”侯答:“了解!”翦问:“那为什么退他的稿子!”侯答:“此人可用,此稿不可用!”后经翦一再追问,才知侯想请他把有些话改得通俗一些,以适应《中苏文化》的要求。可是因忙忙碌碌,此话尚未与王详谈。郭沫若与杜守素在日本留学时,就是好朋友。这时同在文工会,志同而道合。可是两人对墨子的评价却有根本性的分歧。郭认为墨子是“一位宗教家,而且站在王公大人立场的人”。杜则崇拜墨子,认为“墨子是革命的”。两人经常争论,互不相让。杜老的生活简朴,常以一件蓝布长衫遮体,类似文献所记“墨者”,郭老每戏称他为“墨者杜老”。他则故意含笑致答。上述的名言趣事在重庆的进步文化界传为佳话。
郭沫若致翦伯赞信
侯外庐
侯外庐(1903—1987),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省平遥县人,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