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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以后，重庆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特务分子活跃，国民党顽固派又把打击矛头指向在各工作岗位上的进步人士。翦伯赞的政治部“名誉委员”的头衔和中苏文化协会理事及杂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都被取消了。剩下来的，只有《中苏文化》月刊的副主编和由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专任委员了。
文工会的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1940年9月，国民党当局命令三厅工作人员加入国民党，遭到了郭沫若和全体人员的抵制。后来又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当局便宣布解散第三厅，另组文工会。虽然仍任命郭沫若为主任，但文工会的活动受到当局的严格限制。“皖南事变”以后，这种限制更加严重。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保存力量，贯彻党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部署在重庆的党员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一部分转移到解放区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一部分仍留重庆，按照“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闭门”读书，研究学术，提高业务水平，大力开展学术活动，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为迎接新的战斗做好准备。
文工会在市区的驻地是铜元门天官府7号，除主任为郭沫若外，阳翰笙为副主任，冯乃超为党的负责人，其下各部门的负责人和专职委员的多数是进步人士。当然也有极少的国民党右派人士，做特务工作。文工会大院中驻有国民党军一个排，名为守卫，实是武装监视。文工会的对面，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领导的文化委员会，是与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对立的。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郭沫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文工会为中心，大力开展学术活动。
1942年1月22日，天官府文工会门前贴出巨幅海报：“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教授将于本月25日莅会做学术讲演。”讲题为《历史哲学》、《中国人种之起源》和《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连讲三天，号称一个月。讲演会由郭沫若主持，听众几乎包括了文工会在天官府的全部工作人员，还有外面来的一些进步文化人、青年学生，以及大院内的部分士兵。对面张道藩的文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有前来听讲的。熙熙攘攘，总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小小的礼堂内外挤满了听众。
1942年 7月 30日，郭沫若为邀请翦伯赞进城（重庆）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做学术讲演的邀请信
第一天上午，讲的是“唯物史观”。第二天上午，讲的是“中国人种之起源”。由于讲题新颖，旁征博引，极得听众的好评。所以第三天上午前来听讲的更多，其中还有妇女运动领导人物曹孟君等，因为是讲“母系氏族社会”。
翦伯赞说：“原始社会是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即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时期，农业和畜牧业以及狩猎、捕渔业已相当发展。所以说，此一阶段是原始社会历史发展重要的一环。”他根据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资料，讲述了四个问题：一、“中国也有过母系氏族社会时代”；二、“中国古代有‘男子出嫁’与‘子从母姓’的传说”；三、“尧舜禹的禅让”与“二头军长制”；四、“在中国史籍上所见到的母系氏族之例”。他对这些问题的讲述，有理论，有材料，有建设，有批判。如他指出：“在中国也曾经有些学者否认中国太古时代曾经有过母系氏族社会，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一开始便是‘父系父权父治的氏族’。其理由，即在‘宗法社会’之前，不允许有母系氏族之存在。而其所提示的论证，则为现行的‘亲族法’，都是以父系为中心。”他说，“这些母系氏族之否定论者，他们不知道人类之原始的结合，不仅由于肉体的条件，尤其是由于社会经济的条件。社会经济的原始性规制着氏族社会之发生、发展的过程。氏族内的血缘关系，是建基于集团的生产之上。这种集团生产是氏族内部一切规约制度、特别是财产承继和亲族等级计算之现实的基础。所以不是亲族法规定氏族组织，而是氏族组织之经济内容规定亲族法。”他最后联系到近现代的“妇女运动”说，“要想重新恢复母系氏族社会，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恢复女性应有之人的尊严是可能的。不过这决不是单纯的政治呼号所能实现，而是要女性重新走进社会生产组织中，重新担负起人类生活资料之创造，才能实现男女平等的口号。”翦伯赞的讲演，博得一致的喝彩。正月初三（2月17日），郭沫若听到了一件有趣之事：据说姚蓬子在听完翦伯赞的讲演后，对翦翘起了大拇指，称赞说“真是闻所未闻”。可是他回到“文化委员会”，适遇张道藩。张气急败坏地说：“什么闻所未闻？女人当家做主，要男人干什么用？真是奇谈怪论！”郭沫若听后大笑不止，立即写信给翦伯赞说：“日前应城讲学，穷搜博览，析缕规宏，听者无不佩赞，诚为我辈壮气不小也。”
抗战期间翦伯赞与郭沫若（右）合影于重庆赖家桥文化工作委员会
至夏天，重庆市区太热，敌机也一再轰炸，郭沫若与文工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多移至文工会在乡地点，即离重庆四十多公里的歌乐山赖家桥全家院子工作。郭又写信给翦，请他到赖家桥做学术讲演。7月14日信说：
“弟已下乡，极盼我兄能来会讲学。”
翦接信后很高兴。但因天气很热，建议改在秋凉之时。郭沫若于7月22日又来信说：
“惠札奉悉。天气实在太热。老兄的讲演改到秋凉，听者的小弟也极端欢迎。
“不过此间的同志们依然希望您早来，其诚比太阳还要热烈。代达此意，请老兄斟酌。”
稍晚，翦伯赞又来赖家桥做题为《略论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讲演。这次共讲了九个问题：一、“一部二十四史从哪里读起”；二、“看看大汉族以外的中国”；三、“再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四、“中国史没有奇迹，也不是西洋史的翻版”；五“注意客观的倾向，也不要忽略主观的创造”；六、“不要看不起小所有者”；七、“也要注意宗藩、外戚与宦官的活动”；八、“在研究‘内乱’时不要忘记了‘外患’”；九、“应该从文化中找反映，但不要被他们迷住”。讲演深入浅出，明确具体，甚为听众所欢迎。
1942年夏，翦伯赞（坐中）在郭沫若（坐右）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乡间驻地重庆赖家桥做学术讲演后，与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在文工会做学术讲演的人很多，有文工会内部的人，如郭沫若、杜守素等；也有兼职委员，如王昆仑、侯外庐、老舍等。王昆仑曾讲《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等，侯外庐讲过“先秦诸子”，老舍讲过“北京的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