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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壮士气,论学天官府

“皖南事变”以后,重庆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特务分子活跃,国民党顽固派又把打击矛头指向在各工作岗位上的进步人士。翦伯赞的政治部“名誉委员”的头衔和中苏文化协会理事及杂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都被取消了。剩下来的,只有《中苏文化》月刊的副主编和由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专任委员了。

文工会的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1940年9月,国民党当局命令三厅工作人员加入国民党,遭到了郭沫若和全体人员的抵制。后来又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当局便宣布解散第三厅,另组文工会。虽然仍任命郭沫若为主任,但文工会的活动受到当局的严格限制。“皖南事变”以后,这种限制更加严重。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保存力量,贯彻党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部署在重庆的党员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一部分转移到解放区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一部分仍留重庆,按照“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闭门”读书,研究学术,提高业务水平,大力开展学术活动,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为迎接新的战斗做好准备。

文工会在市区的驻地是铜元门天官府7号,除主任为郭沫若外,阳翰笙为副主任,冯乃超为党的负责人,其下各部门的负责人和专职委员的多数是进步人士。当然也有极少的国民党右派人士,做特务工作。文工会大院中驻有国民党军一个排,名为守卫,实是武装监视。文工会的对面,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领导的文化委员会,是与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对立的。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郭沫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文工会为中心,大力开展学术活动。

1942年1月22日,天官府文工会门前贴出巨幅海报:“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教授将于本月25日莅会做学术讲演。”讲题为《历史哲学》、《中国人种之起源》和《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连讲三天,号称一个月。讲演会由郭沫若主持,听众几乎包括了文工会在天官府的全部工作人员,还有外面来的一些进步文化人、青年学生,以及大院内的部分士兵。对面张道藩的文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有前来听讲的。熙熙攘攘,总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小小的礼堂内外挤满了听众。

1942年 7月 30日,郭沫若为邀请翦伯赞进城(重庆)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做学术讲演的邀请信

第一天上午,讲的是“唯物史观”。第二天上午,讲的是“中国人种之起源”。由于讲题新颖,旁征博引,极得听众的好评。所以第三天上午前来听讲的更多,其中还有妇女运动领导人物曹孟君等,因为是讲“母系氏族社会”。

翦伯赞说:“原始社会是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即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时期,农业和畜牧业以及狩猎、捕渔业已相当发展。所以说,此一阶段是原始社会历史发展重要的一环。”他根据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资料,讲述了四个问题:一、“中国也有过母系氏族社会时代”;二、“中国古代有‘男子出嫁’与‘子从母姓’的传说”;三、“尧舜禹的禅让”与“二头军长制”;四、“在中国史籍上所见到的母系氏族之例”。他对这些问题的讲述,有理论,有材料,有建设,有批判。如他指出:“在中国也曾经有些学者否认中国太古时代曾经有过母系氏族社会,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一开始便是‘父系父权父治的氏族’。其理由,即在‘宗法社会’之前,不允许有母系氏族之存在。而其所提示的论证,则为现行的‘亲族法’,都是以父系为中心。”他说,“这些母系氏族之否定论者,他们不知道人类之原始的结合,不仅由于肉体的条件,尤其是由于社会经济的条件。社会经济的原始性规制着氏族社会之发生、发展的过程。氏族内的血缘关系,是建基于集团的生产之上。这种集团生产是氏族内部一切规约制度、特别是财产承继和亲族等级计算之现实的基础。所以不是亲族法规定氏族组织,而是氏族组织之经济内容规定亲族法。”他最后联系到近现代的“妇女运动”说,“要想重新恢复母系氏族社会,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恢复女性应有之人的尊严是可能的。不过这决不是单纯的政治呼号所能实现,而是要女性重新走进社会生产组织中,重新担负起人类生活资料之创造,才能实现男女平等的口号。”翦伯赞的讲演,博得一致的喝彩。正月初三(2月17日),郭沫若听到了一件有趣之事:据说姚蓬子在听完翦伯赞的讲演后,对翦翘起了大拇指,称赞说“真是闻所未闻”。可是他回到“文化委员会”,适遇张道藩。张气急败坏地说:“什么闻所未闻?女人当家做主,要男人干什么用?真是奇谈怪论!”郭沫若听后大笑不止,立即写信给翦伯赞说:“日前应城讲学,穷搜博览,析缕规宏,听者无不佩赞,诚为我辈壮气不小也。”

抗战期间翦伯赞与郭沫若(右)合影于重庆赖家桥文化工作委员会

至夏天,重庆市区太热,敌机也一再轰炸,郭沫若与文工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多移至文工会在乡地点,即离重庆四十多公里的歌乐山赖家桥全家院子工作。郭又写信给翦,请他到赖家桥做学术讲演。7月14日信说:

“弟已下乡,极盼我兄能来会讲学。”

翦接信后很高兴。但因天气很热,建议改在秋凉之时。郭沫若于7月22日又来信说:

“惠札奉悉。天气实在太热。老兄的讲演改到秋凉,听者的小弟也极端欢迎。

“不过此间的同志们依然希望您早来,其诚比太阳还要热烈。代达此意,请老兄斟酌。”

稍晚,翦伯赞又来赖家桥做题为《略论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讲演。这次共讲了九个问题:一、“一部二十四史从哪里读起”;二、“看看大汉族以外的中国”;三、“再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四、“中国史没有奇迹,也不是西洋史的翻版”;五“注意客观的倾向,也不要忽略主观的创造”;六、“不要看不起小所有者”;七、“也要注意宗藩、外戚与宦官的活动”;八、“在研究‘内乱’时不要忘记了‘外患’”;九、“应该从文化中找反映,但不要被他们迷住”。讲演深入浅出,明确具体,甚为听众所欢迎。

1942年夏,翦伯赞(坐中)在郭沫若(坐右)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乡间驻地重庆赖家桥做学术讲演后,与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在文工会做学术讲演的人很多,有文工会内部的人,如郭沫若、杜守素等;也有兼职委员,如王昆仑、侯外庐、老舍等。王昆仑曾讲《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等,侯外庐讲过“先秦诸子”,老舍讲过“北京的方言”。 H1l26XkPLPRnPV3LgERcYo1Xt6wf5vzGlTsD+xn7l0CsO+NdjIvqg6ql/JVSq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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