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正月十五(2月22日),翦伯赞一行三人到重庆南温泉海棠溪,覃振已派人车接迎。覃振的秘书接翦伯赞一行三人上车,翦氏夫妇暂住南温泉覃公馆。次日上午约9点许,王昆仑在夫人曹孟君的陪同下来到覃府,与翦相见。他表示代表孙科会长和中苏文化协会的同仁向他表示慰问和欢迎,还介绍了有关文协改组后的人事安排和当前的工作情况。大致是:翦已由原来的文协候补理事递补为理事,并被推选为“杂志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兼文协机关刊物《中苏文化》月刊副主编。王昆仑兼主编,侯外庐亦任副主编。3月23日,王昆仑又来南温泉,给翦带来了“聘书”。
在南温泉期间,翦伯赞已与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并几次到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看文件,研究工作。这时周恩来去苏联治病未归,他见到的人有董必武、叶剑英、徐冰、胡绳、潘梓年等。3月底,翦伯赞迁出南温泉,住到巴县歇马场。5月31日,周恩来回到重庆。6月中旬,约翦伯赞到红岩村谈话。周谈了如下几件事: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已同意聘翦为政治部名誉委员;二、任冯玉祥将军的历史教师一事,组织上是同意的,应当做好;三、以政治部第三厅专门委员的名义支持郭沫若做好团结进步文化人的工作;四、要支持《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做理论宣传工作。不久,第三厅解散,另成立仍为政治部属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委员,谢仁钊(后改名李侠公)、阳翰笙为副主任委员,翦伯赞与茅盾、杜国庠、田汉等十人为专任委员,老舍、陶行知、邓初民、侯外庐等十人为兼任委员。翦伯赞初到重庆时,党的组织关系是与周恩来单线联系。次年1月,“皖南事件”发生后,重庆的斗争异常严峻。1944年4月,《中国史纲》第一卷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公开出版,立即在重庆文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吴斯的题为《人人的历史,真的历史》一文说:“历史研究不是为了夸耀住日的光荣,更不是为了再造一个历史上的太平盛世。从烟雾中显示出历史的本质,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乃是为了现在的战斗。一部好的历史书应该具有这种用处:告诉读者过去几千年的人的历史,真的历史,并且导引着你从过去想到现在。”作者认为翦书已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翦伯赞在完成了《中国史纲》第一卷的写作之后,接着又开始了第二卷、也就是关于“秦汉史”的写作。此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在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随时都有遭到迫害的危险,甚至人身安全和生命都受到威胁。可是,正如同著者在该书的《序》最后所说:“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第二卷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脱稿,共有46万余字,于1946年7月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1947年6月,又由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再次印刷。
歇马场刘家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