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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就在这时，蒋介石仍对日本抱有媾和的幻想。至8月，国共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翦伯赞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奉中共地下党组织之命，于9月间，告别覃振，回到湖南的省会长沙。
长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城，它在中国现代史上，因曾发生过“马日事变”而更加有名。“马日事变”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指使国民党第35军军长何键阴谋策动的。5月21日，长沙驻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等率兵一千余人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工会、省农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及进步的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一百余人。从此，以反共“屠夫”著称的何键一直统治着湖南，尤其是用极端残酷的手段严密控制着长沙，时长达九年。他还用所谓“尊孔、读经”这一邪恶手段禁锢、毒化文化教育界。此时的长沙乃至整个湖南省的国民党统治区，几乎都处在黑暗之中。
可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全国的形势在急剧变化，湖南的形势也不得不变化。首先是由平、津、沪等地涌进湖南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和文化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民先队（指民族解放先锋队）员和进步分子，与当地的一些进步青年相联系。其中比较重要或知名的人物如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谭丕模、李仲融、杨荣国、黎澍、曹国智、曹国枢、苏镜、杨赓、潘先隆、梁宜苏等。他们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了《前进》社、《民族呼声》社、《火线下》社，创办了《前进》《民族呼声》和《火线下》等报刊，还成立了读书会、歌咏队等。当然对湖南来说，似是“积重难返”，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12月9日，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名义到长沙工作。著名文学家茅盾对他说：“战争的烽火似乎尚未照亮这里的死水塘，仅仅是积年沉渣浮起了几个气泡，染上了一层抗战的色彩。”不过此时也有一说在流传，即何键将被撤职，由张治中出任湖南，此说对湖南的政局也有相当的影响。张治中是11月26日始到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