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批胡适，加入共产党

胡适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可算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史文兼通的著名人物。1891年12月出生于安徽绩溪，1910年以官费留学美国。1917年学成归国，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由他主持创立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自任主任，同时兼任英文科主任，并因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倡议“文学改良”和行用“白话文”，获得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声誉。此后，他虽脱离《新青年》编辑部，却由于提出“整理国故”，“好人政府”，鼓吹疑古主义，又担任中美教育文化基金会秘书等，更名闻遐迩。

此外，他还打着实用主义的招牌，出版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又先后办过《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发表过很多学术、政论文章；后来又担任过上海几个大学的教授和中国公学校长。1931年1月，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平步青云，在数年中已为他奠定了崇高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地位，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颇具吸引力。可是，胡适在政治上是“拥蒋、反共和对日妥协”的。“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春，汪精卫写信邀他加入政府，任教育部长。他复信婉拒，表示要以“无偏无党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实际上是给反动政府当策士。他经常发表一些似是而非的政论文章，掩饰国内的矛盾，歪曲国际的矛盾，欺骗群众，为蒋介石出谋划策。1937年1月5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新年的几个期望》一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翦伯赞于同月16日在上海《世界文化》杂志，用笔名林霖发表《读胡适〈新年的几个期望〉之后》一文，对胡适的文章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批判。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揭露了胡适在政治上是一贯赞成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胡适看来，中国这个国家不像个国家，中国这个民族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他的“期望”“一向都是向着我们‘友邦’倾注的”。这篇文章突然将“期望回到自己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他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用胡适自己的话说，是因为1936年12月12日“那不幸的西安叛变，也终于逢凶化吉，年底六、七日的全国欢声，使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国家到底还像个国家，这个民族到底还像个有出息的民族”。此外，还有“两广事件的解决”“对日外交的强化”“绥远抗战的胜利”等，无一次不是“逢凶化吉”。这“使得他不知不觉地发出惊奇的、犹疑的赞赏：国家好像更统一了，民族也好像更团结了”？于是，他“把以前期望我们‘友邦’的热忱，转而来期望着自己的国家”。

文章的第二部分介绍并批判了胡适提出的第一个期望，即“今年必须要做到宪政的实行”。他说，中国“这几年逐渐做到的统一”有“武力”统一的作用，有“外患压迫和交通进步养成的一种向心力”的作用，而“教育的功用，至今还是统一的最大力量”。但是，他认为实行“宪政”是最好的办法，而召开国民大会“是今日必不可少的维系全国的向心力、培养统一习惯的新政体的起点。所以我们期望国民大会必须在今年召集”。翦伯赞批判说：“总括胡适先生这一大篇理论，可以归结以下八个字，即‘取消党治，施行宪政’。虽然中间说了一大堆‘外患’‘交通’‘教育’‘武力’‘统一性’‘向心力’，然而那都不过是在那里装模作样的绕弯子。”他接着分析了“武力”的两面性，有“反动”的武力，又有“革命”的武力。他指出，胡适奢谈反对武力是“反对作为革命政权之寄托的武力——革命的武力”。又指出，胡适“夸张‘外患的压迫’，‘交通的进步’，以否革命的武力之无用”。他还指出，教育有殖民主义教育，奴化教育，“这种教育的功用，不但不是统一的最大力量，而且是灭绝人种的东西”。就是“一味把教育作为宣传资本主义文化的事业而所谓教育家又把教育当作混饭吃的生意，把教育机关当作夺取政治地位的堡垒，我以为这不仅不是统一的最大力量，反之，而适足以形成思想上之最大的反动，成为政治上之最大的反动”。至于胡适所鼓吹的“宪政”，是他“所期望的那种十八世纪的宪政，或是我们胡适先生所最醉心的美国式的宪政”。他指出：“一种政权的发展，也就必然是向着更进步的方面走的。要想把现存的政权拖着向后转，拖着它向封建余孽和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是不可能的。”他说，“不管政权的建立，是由下而上，抑或是由上而下，在其本质上，总是要保持并发展其革命性的。换言之，革命的政权是永远要坚强地握在革命者的手里的。”

文章的第三部分介绍并批判了胡适提出的第二个期望，即“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他劝蒋介石不要躬亲庶政。要如“现代的独裁国家的首领如希特勒，如墨索里尼，如斯大林，都是不问庶政的，所以都能有闲暇的时候做读书思考之用”。他要蒋介石慎选人才，自己不要“越俎代庖”，要尊重法律。他说：“英国的前王为了一个女人而牺牲王位。”他别出心裁地说，这“不是‘不爱江山爱美人’，乃是不爱尊荣爱宪法”。翦伯赞批判说：“领袖是要守法，但是英国的前王不见得就是守法的领袖。因为英国前王的结婚就是违反党法。因为要始终违法，才离开王位。他如果是爱宪法，就不应做出违背宪法上规定的结婚。比如中国人是不许做汉奸的；但是为了要做汉奸而脱离中国的国籍，这就是守法吗？”

文章的第四部分介绍并批判了胡适提出的第三个期望，也就是最后一个期望，“期望政府今年能做到整个华北的疆土的收复和主权的重建”，却只字未提收复东北四省之事。这也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翦伯赞最后说：“唯实论者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筑在‘有用的就是好的’这一庸俗的原理之上。詹姆士（WilliamJames）的徒子徒孙无论在学术上或在政治上，都一样的表现在这种‘唯利是图’的市侩的态度。”

5月，中共南京地下党告诉翦伯赞，他的入党申请已获中央批准，入党介绍人是吕振羽，入党时间从1937年5月算起，预备期一年，党员身份不公开，是秘密党员，组织上有人联系。“七七事变”不久，吕振羽自北平来南京，亦向翦伯赞讲了关于翦伯赞入党之事。

翦伯赞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多年的政治追求。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曾在长沙向董维键表达了这一愿望。1933年在上海正式请董向党组织转达他的要求。1936年国共南京和平谈判后期，他又请吕振羽向党转达这一要求。吕回北平后，将他的要求向党做了汇报。翦伯赞于1938年6月在长沙转为正式党员，入党介绍人增加了谭丕模，仍为秘密党员。 1FfVNzBWT+wyLkQ8RwycnnyvMHetmTczGD0/0OwLXhyrxf09nCj95X1fe2q/sz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