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促和谈，国共会金陵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向全国人民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发表后，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支持。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民党中亲英美的一派开始产生了与中共谈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介石、宋子文等曾多方设法打通与中共的联系，其重要渠道之一，是由曾养甫出面，派谌小岑找翦伯赞商谈此事。曾养甫是“中央俱乐部”即CC派重要人物，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建设厅长兼浙赣铁路理事会理事长、铁道部次长。谌小岑与他在北洋大学同学，私人关系很好。在杭州时，谌小岑曾在铁路理事会任曾的秘书。谌小岑与翦伯赞是湖南同乡，又有共同创办《丰台》旬刊的老关系。

这年秋季的一天，董维键之妻赵坤元来到翦伯赞家，告诉了董被关在南京卫戍区监狱之事，请翦伯赞设法营救。翦伯赞刚刚送走了这位夫人，谌小岑就登门拜访，用自己的口气谈了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看法，表示了实现“国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愿望，询问翦伯赞有无可能协助打通与中共联系的渠道。翦伯赞知道谌小岑与曾养甫关系密切，也知道曾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及宋子文关系很深。因之对谌小岑谈话的口吻甚为不满。他说：“你找错了人，我不是共产党，怎么能找到共产党的关系呢？”他又说，“国、共两党谈判，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你我谈这件大事，恐怕还没有资格吧！”谌小岑听到这里，知道翦伯赞的用意，就把曾养甫最近打电话把他从杭州召到南京，所谈此事的大意向翦伯赞做了复述，态度也很认真郑重。翦伯赞再追问曾养甫的背后，谌小岑说有陈果夫、陈立夫。他还表示二陈的背后，他“不好再问”。翦伯赞说：“我只认识一个共产党员，名叫董之学，字维键，是位学者，现关在南京监狱中。把他放出来，请他协助，一定可以打通关系。”谌小岑将这一建议向曾做了汇报，曾很赞同，翦伯赞即获得与谌小岑探监的机会。第一次探监，翦伯赞首先与董单独见面，介绍了外面的政治形势及国民党谋求与中共“和平谈判，联合抗日”的打算。后又介绍谌小岑与董见面，谌小岑又谈了一下此事。几天后，再次探监，董表示赞同国民党的“国共和平谈判，联合抗日”的主张。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即把他释放之后，他到湘西去找贺龙，可以通过那里的电台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在曾养甫向陈立夫汇报时，陈立夫一面表示，“这个人物太大，不能轻易放人”，一面派人向董提出，要董先将陈所著《唯生论》一稿译成英文，“以后可以放人”。在翦伯赞与谌小岑再次探监时，董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表示已拒绝了陈的无理要求。他说：“我铁窗生活，体力不支，头脑僵化，不堪当此重任。陈立夫已发火，下令不许放人。”翦伯赞大骂国民党一贯言而无信，专搞阴谋，愤然离去。

后来，谌小岑又多次访翦伯赞，一方面表白自己对“放董”确实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再次请翦伯赞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翦伯赞为了顾全大局，就同意到上海去找关系。翦伯赞通过学生的关系找到中共长江局的张祺，据说是董维键的外甥。谌小岑与张谈过几次，曾养甫认为张的资历太浅，所谈不太接触实质，要求翦伯赞再另设法。翦伯赞就建议谌写信给在北平的吕振羽，说吕的同事或学生中也许会有中共党员。谌小岑与吕虽同为湖南人，过去并不认识。

1932年春，翦伯赞在天津主编《丰台》旬刊时，常约吕写稿，因之在天津经人介绍，两人相识，不过平时并无往来。这时，吕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授，兼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

11月间，谌小岑写信给吕，大意是，东邻侵凌，龚、姜两府宜联姻御侮。兄如愿作伐，请即命驾南来云云。吕振羽接信后，即把信交给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周也是湖南人。数日后，周通知吕，要他辞去教职，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吕到南京，初时住在翦伯赞家，由翦伯赞出面约见谌小岑，做初步商谈。为了不招致社会人士的注意，吕振羽曾到其弟吕持平家住过，他们还曾同到上海“异地谈判”，翦伯赞与吕住一品香饭店，谌小岑住新新饭店。谌小岑知道吕为谈判，已将在北平的教职辞掉，对曾养甫说：“吕振羽是穷教授，穷教书的，应当给点生活补贴。”曾养甫同意给吕以铁道部专员的名义，每月给车马费200元。这些钱都用于他和周小舟来往于南京、北平之间的路费和生活开支。吕振羽还曾与曾养甫面谈过，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他在向周小舟书面报告后，周于次年1月到南京，亦住在翦伯赞家，后移住新街口北面的一家大旅馆也曾与谌小岑、曾养甫会过面。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是在3月间，代表中共向国民党提出六项原则要求。大意是：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爱国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至5月初，陈立夫在曾养甫家口授关于国民党的谈判条件，由谌小岑笔录：第一条，国方欢迎共方的武装部队参加抗日作战，但需加以改编；第二条，共方军队改编后，与中央军同等待遇；第三条，成立民意机关，共方可派代表参加；第四条，国方承认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此四条由谌小岑抄送吕振羽。双方的“要求”或“条件”是以后继续谈判的基础。

参与南京谈判的代表，国民党方面是曾养甫，谌小岑为国民党方面的联络人员。指导曾养甫谈判的是陈立夫、陈果夫和宋子文；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周小舟，吕振羽初为共方联络人员。至1936年3月，周小舟至南京，通知吕振羽，自是年3月起他已为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正式党员，并为“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指导周小舟、吕振羽谈判的是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毛泽东则是最高指导者。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时，就带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署名盖章的墨笔白绸信件，是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翦伯赞当时是中共的追随者，还不是党员，不参与正式谈判，但他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大约在6、7月间，曾养甫将调广州，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他对吕振羽说：“这样的谈判不解决问题，希望周恩来来南京，我或张冲去延安。”不久，谌小岑交给吕振羽一份密电码，并说：“南京谈判到此终止。自后由武汉电台和延安电台直接联系。”吕振羽即将此事通知了周小舟。至8月，周小舟再到南京，处理了一些未了事宜，即回北平。不久，又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有关这次南京谈判的全部情况。他此后即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据谌小岑回忆说，吕振羽于这年9月间又到广州，为国共和平谈判，一直与曾养甫有接触。直到1937年4月，才离开广州，回到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