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背后
——读《大国医施今墨的几点启示》

屠志涛

近日，读了著名戏曲剧作家张永和先生及其学生张婧撰写的《大国医施今墨》，心绪颇不平静。今年，是中国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诞辰 140周年。两个作者对以施今墨为代表的中医大师之格局、思想、襟怀做了精准的诠释与解读，医文相生、浓墨重彩，努力做打通中医文化的尝试与创举！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写国医大师施今墨的一生，就是写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有着数千年的祖国医药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新征程，突破旧思维，一个中国新医学就会在今后的一百年中，在世界广宇中出现！

掩卷深思，“大师”二字默默萦绕于耳畔。《周礼》中说：“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一个大师辈出、名家云集的时代，必定是思想文化高度活跃、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高度融合的时代，而文化的核心是“人”，深入研究这些大师级“人”物的生平，思想，性情，心胸，格局，见识……使之形成一种“大师”文化现象，进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构建这个大时代的文化格局，贡献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力量，这对于传承中国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践行习总书记在新时代提出的“以史为鉴，传承精华”“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那么，大师的背后，究竟有什么值得我们思考的文化意义？对大师生平的浮光掠影，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与思考？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一谈：

一、大师是如何改写近代中医发展史的

施今墨出身于清末官宦之家，濡染着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儒风大德，更沉淀着一份深沉的家国情怀。他的一生，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三个历史时期，青年时期接受孙中山先生“民主与革命”思想，把“救中国”与“救中医”作为一生追求的方向。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涌入中国的时代，他提倡中西医相结合，互为佐证，以科学之原理，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论证改进中医方法，使祖国中医数千年之宝贵经验，不但没有在西学入侵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寿终正寝，反而得以日臻完善。

对近代中医“存亡续绝”命脉的历史性改写，诚然不是施今墨个人完成的，但却得益于施老思想深处“万民忧乐在心头”的忧患意识与“何处人间有自由”的求索心态，忧患之必求索之，求索之必融贯之，“一切皆以科学之方法而研究之”。一个“融”字，使他站在近代中医人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破除旧中医故步自封的思想壁垒，推进了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旧中医，向着科学化、学术化方向迈进。

二、大师是如何成为集三名（名医，名师，名家）于一身的翘楚的

施老曾说：“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学术之成否，当然在于学校……”正是在这样忧患意识的牵引下，他于 1931年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中西医结合授课的高等学府——华北国医学院，以“中西医相结合，临床与实践相结合，医德与医术相结合”作为办学宗旨，十七年间，培养了六百余名思想进步、德术双馨、具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毕业生，其中的佼佼者祝谌予、李辅仁、翟济生、董德懋、索延昌等皆成为北京中医界的名医大家……

所谓名医，指术业精湛，为病患解决实际问题；而名师，则要具备引领后学，带出传人、教学相长的授业能力；名家，则要在学术思想领域自成一派，有突破前人、建设性的理论成果。纵观施今墨的一生，在民国时期悬壶京城时，便已享有“北平四大名医”美誉，直到后来编书、办医院、办学校，鼓励弟子临床与实践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更提出“中医辨证、西医辨病”学术思想与“气血十纲”理论，都是在其忧患意识与变革思想的指引下，始终不忘“中医之生命……而在学术……”这一根本，抑或可以说，施今墨成为名医、名师、名家的整个生命蜕变过程，就是他以救亡图强精神求索、变革，为“中医之生命”孜孜以求的过程。

三、大师是如何成为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觉的典范的

文化自信是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肯定和坚守。文化自觉是对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理性审视，文化自觉主要有三层内蕴：1.文化自觉建立在对“根”的找寻与继承上。2.建立在对“真”的批判与发展上。3.建立在对发展趋向的规律把握与持续指引上。应该说，施今墨对于传统中医始终持批判继承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师古而不泥古，既肯定祖国中医数千年宝贵思想经验，又希冀以科学方法整理之、论证之和完善之。他在为汪精卫岳母诊病时所言“一诊可愈”，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中医辨证，西医辨病”思想，正是站在高度文化自信的视角。他深知《内经》《金匮》《伤寒》等中医典籍，内蕴“精良器械”，而“治病如治矿，必先明矿质之所在，而后以精巧之器械取之……”，他之所以大力提倡中西医走结合发展之路，正是建立在对“求真”的批判与发展之上，以西医“生理研究“之科学方法，探求中医数千年来经典古籍之奥理，做对传统中医“根”的探寻与继承。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觉，根植于施今墨心向真理、求索变革，希望祖国中医在西学侵入之严峻形势下，变不利为有利，1 十 1 的模式，在那时便形成了雏形，这还不是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觉吗？

四、大师打通传统文化为弘扬优秀文化做了示范

作为一个医生，就医术谈医术，是不会成为良医的，更不要说成为名医。施今墨先生的处方，内蕴医学、文学、历史、哲学等综合之美，所谓处方平和、细腻，融贯中西，法出自然，不偏不倚，不存门户之见，而自成系统。正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触类旁通的基础之上，施今墨具备了一种融贯诗、画、医、艺的参合思维，他精于书法笔墨，喜好京剧，善读哲学、历史，时刻关注国家政治时局的发展，与文化界、京剧界、科学界多位鸿儒名流皆是君子之交，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和艺术方面的心得。施今墨大师以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功夫在“术”外的格局、眼界，从而打通了传统文化的血脉，洞悉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参透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赓续我中华民族“知史崇德”的家风，诸多因素汇集一起方能成就一代医宗。

五、大师体现的名医文化是传承中医药的不竭源泉

我曾在中医药学术会议上反复提出，大师要具备五个标准：1.改写历史；2.超越前人；3.带出后人；4.解决实际问题；5.讲述优秀的传统文化故事。施今墨门下桃李芬芳，枝繁叶茂，弟子成就卓越，如今已至五代，成为“京城四大名医”中以“门”卓然自立的学派，以施门二代传人索延昌为代表的延昌燕京国医学派研究会，就是在挖掘、传承施门学术精髓基础上建立的。

我们以为，施今墨作为一代达儒“明”医，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标识意义的文化现象，而我们整理他的生平经历、学术思想、医案典籍，正是为了深入研究“名医”背后蕴含的文化之根，使之从术的层面上升为道的高度，为传承祖国中医药事业如水向源，孜孜以求。

我们要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大国医施今墨》的出版，尽管不能说完全回答了上述的问题，却为我们走近大师，研究名医文化，打通传统文化，“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不得不说，2020年是极其凶险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与生命安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果断地推出中西药并用的方针，对有效地治疗及控制疫情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医药从来都是讲究疗效的，以治病救人为第一，以人民的生命安全为第一，这也就是我党所要求的：不管疫情如何肆虐，要保障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习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铿锵有力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因此我们要积极为中医立法，要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施今墨老先生，如地下有知，也该朗声大笑于天庭之上了！

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我们要把中医药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好、发展好和利用好，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真正继承下来！我想这也就是两位作者暑天不辞辛劳写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吧！

斯人远去，大师的背后，路何其漫漫！感慨之余，写下这些文字，是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