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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施今墨听到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消息，决定组成中医请愿团，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在赴南京之前，施今墨先去了上海，因为当时中医中药界的同仁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惊，全国各地的中医团队代表云集上海，奋起自卫。施今墨作为北京中医的代表，奔走其间，多方联络南北两地的新老中医，呼吁各界有识之士支持中医。
其实，早在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开始排斥中医了。当时，北伐成功，汪精卫在汉口出尽风头，他自以为是革新派领袖，到处演说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止中医。先由褚民谊出面推动，经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了一个中央卫生会议，延揽各市的卫生局长、各省的医院院长、国立省立的医学院院长，以及各地著名的西医共一百二十位委员，开了整整三天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余云岫抛出一个议题，即《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简称《废止中医案》）。
笔者查阅资料，找到了当年有关《废止中医案》的内容，这个提案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逐渐淘汰中医，此案由留日医家余云岫起草提出，汪精卫、褚民谊等人设想得十分周到，深恐引起全国反对，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已经开业的中医，一次性发给执照，以后中医的产生就要绝迹了。议案节录如下：
提案人：余岩（云岫）
……人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遏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上进，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一、处置现有旧医，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宜过骤，爰拟渐进方法六项如下：
甲、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经营。
乙、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止其营业。
丙、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
丁、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训练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
戊、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且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为业。
己、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不能适用。
二、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宜先择其大者入手，谨举三项于下：宜明令禁止，以正言论而定趋向。
甲、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乙、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旧学之宣传。
丙、禁止旧医学校之开设。
…………
在这里，笔者还要简单补上一笔：余云岫在提案中所说的“旧医”，就是指中医，因为那时中医自称是“国医”，西医对这个称呼大为不满，可是已经通行，也奈何不得，因此他们就议决把中医的名称改为“旧医”，将他们自己称为“新医”。按照余云岫的理论，中医是旧式的医术，不久要消灭的，而他们的医药是现代化新生的，将来会新陈代谢的。
这个议案一经各大报纸披露，舆论界首先加以抨击，认为中医中药万不可废，要是实行的话，是行不通的。那时中医界的老大夫们，似乎并不重视这件事，唯有各自大发牢骚，痛骂国民政府措置不当，此外，一些人也只是听其自然，静观其变。
上海南京路五芳斋二楼，施今墨正和几位操着山南海北口音的中医同仁商讨着如何赴南京请愿的事。席间，一位上了些年纪的老中医听施今墨慷慨陈词，不禁皱紧了双眉，捻着胡须说道：
“施大夫，这个提案我确实反对，但你们要到南京请愿，也令人担忧。依我看，全上海西医也不过六七百名，其他通都大邑，不过数十人；至于小的县、市、镇、乡，可能连一个西医都找不到，余云岫之辈也不过是纸上空谈，绝难实现。”
另外一个年轻一些的中医大夫也说道：
“是啊，家父三代行医，如今年事已老，连这个议案都没有看明白：他以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政府能够允许已开业的中医仍能开业，也就罢了。”
施今墨听罢，愤然站起身，义正词严地说道：
“诸位同仁，这件事不是这样的看法，他们正是唯恐引起全国中医的强烈反对，才用了这个缓兵之策。如果我们不去反抗，再过几年，中医青黄不接，就要绝迹了……”
施今墨见在座诸位若有所思，和缓了语气说道：
“老一代的中医，都是安分守己不问他事，要你们出面领导反抗，是不可能的事，但老中医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很多，一定要借重你们的声望与地位作为号召。实际工作，是要我们年轻一代来做的。我们要从长计议，不仅需要老前辈们的理解支持，更需要我们这些后起中医来积极想办法。”
席间，新老中医代表听施今墨说得句句推心置腹，也都打消了顾虑，齐声说道：
“对，对，施大夫说得极对！”
“施大夫，需要我们做什么，你尽管说。”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中医一面摇着旧式电话，喊着号码，一面操着一口上海方言说道：
“大家勿要着急，阿拉马上请谢老师到五芳斋来，听听意见。”
原来，这个人口中说的谢老师名叫谢利恒，是孟河派医家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曾任上海市国医公会、中央国医馆等学术团体职务，博记多闻，治学功深，素来为医林所景仰。1917年，丁甘仁创设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时，率先延聘谢利恒为该校校长。他制定课时，编写讲义，亲自授课，从学弟子甚众，如秦伯未、张赞臣等都出其门下。他一生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撰著较多，如《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国医话》《中国药话》《澄斋医案》《澄斋杂著》等，其中《中国医学源流论》为其代表作，书中纵论历代主要医籍、学派及医学各科发展史，揭示中医与儒学的发展关系，倡言治医者要略涉自然、社会诸科学。谢利恒曾主编《中国医学大辞典》，在中医学界影响相当深远。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中医案》时，中医界公推他为赴宁抗争之首席代表。
不多时，只见一袭长衫、飘飘美髯的谢利恒来到五芳斋楼座。一见席间新老中医云集，有的是老相识，有的是新面孔，他开口便说道：
“今天是贵客云集啊，你们请我吃点啥？”
席间有两位上海年轻的大夫，是谢利恒的学生，笑着答道：
“知道老师喜欢吃‘鳝糊过桥面’，所以请老师到这里来。”
谢利恒笑着说：
“好，大家边吃边说正事”。
此前，谢利恒已经听说了国民政府颁布《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他对席间几个年轻后生说：
“我们老一辈的还不受影响，你们年纪尚轻，对此作何打算？”
“老师，我们已经请了全国几位中医界的代表，先来此商议，这位是北京来的施今墨大夫。”
施今墨忙向谢老前辈躬身施礼，随即说道：
“谢老，我提议，召集全国中医代表到上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争会。”
谢利恒上下打量了施今墨一番，不禁被他后生可畏的风度所惊叹，却又略带担忧地说道：
“全国中医向无联络，究竟总共有多少中医团体，也不知道，召集起来恐怕有困难。”
大家正在凝眉思考时，施今墨灵机一动，说道：
“诸位，我刚到上海，看到你们办的《康健报》，各省各县市都有中医订阅，还有一本《医界春秋》杂志，订户也是中医，我们就根据所有订户地址，在各省各市各县挑出二人，将抗争通电交给他们，转呈当地中医公会。”
谢利恒听罢，不禁对施今墨刮目相看，连连说道：
“好，好，这个小后生确是有心之人。今晚你们就开夜车，把全部名单摘录出来。明天晚上就可以召集三个团体先开一个会议。”
“遵命。”
于是，施今墨与几位中医代表各自回到住处，把订户名册细细查阅，查到南京、杭州、苏州、天津、北京、广州都有中医团体，没有团体的就选择二三人作为该地通讯员，计算下来，全国有三百个省县市，都有了地址。那时本有电报通讯的设备，但是要用电报来通知全国，计算起来，费用未免太大了。有一种方式叫作“快邮代电”，即用电报式的红格笺纸，上面印明“快邮代电”四字，实际上就是快信。所谓快信，要比平信多贴五分邮票，这种信，邮局不放在普通邮包中，优先发出，优先送递，大家就用这种方式急速通知各地，由于快信到北京要七天（津浦路尚未通车），到山西大同要十天以上，因此大家决定对较远的省份打电报通知，施今墨又主动请缨道：
“北平的团体我熟悉，我来打电报。”
后来，施今墨又与上海中医同仁商议，先在上海召集中医师及中药店开一个大会，要全体停业半天，举行一个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这个决议博得大家一致赞成，就定在上海六马路仁济堂施诊大厅举行。
到了那天，中医界一千多人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几百人参加，把一个仁济堂挤得水泄不通，不但大厅满坑满谷，连天井中也站满了人。这一次集会，大家慷慨激昂地抢着讲话，气氛很是热烈，只是站得稍远的人，什么也听不清楚。施今墨与上海医界的几个代表，利用口号的方式，领导大家一句一句高呼，对中央卫生会议议决的议案要反对到底。最后由谢利恒演讲，大家肃静恭听，谢老师就把已拟定的通电读出，定于 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一时掌声雷动。提到经费问题时，大家争先恐后，各尽其力地捐了四千多元，施今墨更是当仁不让地掏出了自己的积蓄。
中医界这种振臂一呼、万众一心的反应，立即引起了上海西医界的反感，余云岫、汪企张、庞京周、范守渊四人在报纸上发出反对中医的言论。于是，中西医的代表如打擂台一般，在报纸上展开笔战。一日，上海一位中医拿着褚民谊发表在《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找到施今墨：
“施大夫，你看，这篇谈话，来势很凶。你要不要先看一下？”
“好。”
施今墨应了一声，先把原稿通读一遍，然后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而后直奔谢利恒老师家中，商讨对策。谢老师说：
“照报馆立场，褚民谊的谈话一定一字不易地刊出，你们要应付他的话，最好当夜拟写一稿送去，你是北方中医的代表，可以多方呼吁援引，联络南北中医代表。”
于是，施今墨连夜奋笔疾书，又请谢老师修改了一下，连夜油印了十份，分送各报，次晨果然全部登出，与褚民谊的文章，针锋相对。
到了 3月17日，全国各地的中医代表纷纷抵沪，在当时上海最宏伟的上海总商会大厅举行会议，一时间人山人海，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大会开幕，由谢利恒主持，接着有六个省代表致词，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方言不统一，南方人不懂江浙人的话，江浙人不懂河南、河北的话，有两个代表，说得声泪俱下，而台下的人竟然一句也听不懂。忽然间，有一位福建代表跳上台来，拍着台子大骂卫生会议的议决案，大家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是见他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情，无不感动。施今墨见这种情形，主动请缨上台，将事先写好的标语举起来，带领大家喊口号：
“我们南北中医万众一心，一定要推翻国民政府的《废止中医案》。”
当晚，全国中医界代表又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大家觉得这次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前途未必乐观，因为这一次中央卫生会议，出席的人都是西医。谢利恒略带忧虑地说：
“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说：‘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是行政上了轨道，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看来褚民谊在集会时有绝大的领导力，而且这一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实际就是要废除中医……我们必须派几位与他们势均力敌的代表前去，才能和他们唇枪舌战，我看北京的代表里施今墨很有号召力，不妨让他作为其中一位代表！”
施今墨见谢老前辈亲自点将，慨然说道：
“既然谢老前辈要我出力，我绝无推辞之理。”
…………
于是，施今墨等全国中医请愿团代表，择定日期奔赴南京。中医界经过了这一次大风暴后，就根据在上海总商会开大会第一天的日期（3月17日），定为“国医节”，又称“三一七事件”。从此之后，每年的 3月17日这一天，全国中医界都要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
奔走沪上振臂呼，
文辞当戟战群儒。
众望所归堪大任，
铁马冰河走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