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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无数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七岁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苦研八股文章，考秀才、中举人，参加春闱恩科，进士及第入翰林院，是明清时期士子进阶的标准模式。如果不是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施毓黔走的也应是这条路，作为清末宦门之后，他一脚踏在封建科举制即将覆灭的边缘，一脚又踏进了西方新式学堂的门槛。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背景。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拉开序幕。变法伊始，急需大量懂得西方先进技术、军事政治制度的人才，而科举考试以八股文章为主，此时所进阶的官员有才而无用，颁布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势在必行。此次变法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最为石破天惊的举动就是“废科举”。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宣布自己再次临朝训政，并于 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杀害。尽管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便宣告失败，诸多新政随即废除，但对教育制度的改革仍在步步推进。
1901年8月29日，清廷下令停止“武举”考试，成为废科举的先声。同年11月25日，谕令各省以袁世凯所奏《山东大学堂章程》为蓝本，建立新式学堂。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人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因制定颁布于旧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一套完整的新式教育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科举制的废除进入了倒计时。
1905年9月2日，经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督抚的联名奏陈，慈禧太后终于下定决心废除科举制度。
…………
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施毓黔的命运该何去何从？当时，二十岁出头的他已经显露出过人的医学天赋，不仅精通岐黄医理，而且经常行走民间，治病救人。父亲施筱航一直在为毓黔的前途忧心忡忡，尽管儿子在医学方面天资聪慧，又名扬乡野，但真的让儿子做一辈子游方郎中，实在有负宦门祖风。这一天，施筱航忽然在报上看到一则让他为之一振的讯息：
“在山西传教的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向清廷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提议，以‘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白银在太原创立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选拔全省优秀学子入学。”
施筱航终日皱紧的眉头，终于稍稍舒展开来。他焚香三炷，对着施家列祖列宗的牌位叩拜，而后神情严肃地对施毓黔说：
“毓黔啊，你身处动乱飘摇之世，不能像施家先人那样以科考功名立身，光宗耀祖，一直是为父心头的一件憾事。如今，新式学堂渐兴，这正是你读书进仕的好机会，你就去山西大学堂读书吧。”
施毓黔听罢，并未马上回应，在心里沉吟了片刻，声音低微地说道：
“父亲，山西大学堂，就是那个称中国人为‘愚民’的‘鬼子大人’李提摩太创立的吗？”
施筱航心中一怔，语气顿时严厉起来：
“毓黔，你何出此言？”
“父亲，恕我直言，李提摩太赈济山西灾民，提倡创建新学，功莫大焉，但您没有听说吗？他曾扬言‘……要控制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接受的！”
施筱航听罢，板起一副冰冷的面孔，猛地一拍桌案，怒喝道：
“毓黔，你忘了当初你是怎样答应我的，你是施家子孙，宦门之后，列祖列宗在上，你要记着，功名仕途，才是人生正路！”
听到父亲口中字字千钧的“施家子孙”，毓黔无言以对，他只觉得胸口发沉，脚下千斤重，他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太重了，自己没有力量，也没有理由反抗。尽管此时，民主与革命的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在他心底萌芽，但为了家风祖训，为了兑现当初对父亲许下的承诺，为了施家子孙的承传与担当，他只好缄默地点点头。
“是，父亲！”
那么，山西大学堂是怎样创立的？李提摩太又是何许人也？且听笔者细细道来。
“戊戌变法”后，自康有为提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的思想后，一时间，清政府开始了一场将旧书院改造为新式学堂的教育改革。
1898年的“百日维新”和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后，清王朝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迫于国内外各种压力，于 1901年初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同年，清政府下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当时，山西省太原设有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两所书院。在此基础上，1902年初，山西巡抚岑春煊即遵朝廷谕旨将令德堂改设为山西大学堂。委派山西候补道姚文栋为首任督办，高燮曾为总教习，谷如墉为副总教习，以太原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作为临时校址，接收晋阳书院和令德堂学生，正式开学。
李提摩太，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法尔德普林的小村庄，受家庭的影响，十余岁便开始信奉浸礼教。1869年春天，浸礼会批准了他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11月17日，李提摩太搭乘“亚克利”号轮船从利物浦出发，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
1870年2月12日，李提摩太经过近三个月的海上航行抵达上海，随后被派往山东烟台传教。从此，李提摩太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毅力学习中文，改穿中国服饰，甚至剃了头发，戴上了一条假辫子。1875年，他还第一次接触到时在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的江苏总督李鸿章。
1876年，华北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时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多方筹集款项，发放救济，向地方政府献策救灾，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救灾活动。得知山西的灾情比山东还要严重的消息后，他毅然答应上海赈灾委员会的请求，决定到山西进行救灾工作。就是在这场“耗户口累百万而无从稽，旷田畴及十年而未尽辟”的大旱灾来临之际，李提摩太走进了山西，从此与山西结下不解之缘。
赈灾工作结束之后，李提摩太继续留在山西从事传教活动。传教演讲的同时，李提摩太始终将兴办教育挂在心头，并不断地向各级政府官员和伦敦的浸礼会建议“在每个省的首府建立一所学校”。李提摩太于 1901年5月14日由沪抵京，月底向李鸿章提交《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第三条提出：从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白银，每年五万两，以十年为期，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
1902年初，李提摩太携人来太原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生效后，山西大学堂就改制成为两个组成部分，即山西大学堂原来部分改为“中学专斋”，拟办西式学堂改为“西学专斋”，总理为李提摩太，总教习为敦崇礼。由此，山西大学堂就成了中西一体的一所新式学堂。
1902年，二十一岁的施毓黔站在灰白色砖砌的山西大学堂门前，望着眼前这座有些西洋式教堂风格的学堂，心中五味杂陈，他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喜忧参半。虽然在这一次人生抉择面前，他没有依照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但一场源自思想深处的震颤，却在悄悄地蓄积着爆发的力量……
谨遵父命入新学，
喜忧参半自叹嗟。
革命思潮生枝蔓，
民主萌芽孕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