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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原始的企业形式，从曾经的家庭作坊开始，家族企业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企业包含着分工与合作两个基本的维度，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信任。在封建年代和战争时期，可以付出最多信任的范畴自然是同姓同宗的家庭。太阳底下无新事，今天我们看到的家族企业的成就，也曾经以不同的面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这些家族企业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家族企业。
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激发了远途贸易的繁荣。在这一时期，以地域和宗族为基础的商帮晋商和徽商发展起来。以历史的视角看，这两个曾经繁盛一时的商帮在封建力量的夹缝中发育出来，遭遇了很多今天难以想象的困境，实际上也并未在更大的范围内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但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凸显出的几个特点，特别是其在家庭宗族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又伴随着文化脉络沿袭至今，从而影响了今天的家族企业。本节重点分析了其中几个家族的突出特点，我们发现，二百年以前中国家族企业的奋斗史与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家族企业的奋斗史有许多相似的特点。
在今天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成为一名“生意人”是人的自由选择，并不会因此而地位低下。但是在晋商和徽商兴起的年代，“士农工商”是一个基本的社会阶层排序。农业生产环境欠佳时，人们也会尽量选择学一门手艺，成为一个小手工业者。选择成为商人就意味着自动滑落到社会底层。换句话说，明清时代选择成为商人进行创业，和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个体户”一样都面对着不利的社会文化和舆论环境。
既然无法获得政治上的地位，那么竭力获得财富就变成首要的追求。晋商和徽商在当时展现出了杰出的创业精神。山西人走西口，踏上茫茫草原，与内蒙古和中亚地区的商人们展开贸易；安徽人则筹办“洋庄”，通过海上贸易，向欧洲输出丝绸和茶叶。封建时代人们的乡土观念极重，人们认知中的生活应该是从生到死都不离开故乡。然而没办法在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的山西人和安徽人则走上了颠沛流离的贸易道路。晋商“老西儿”极为勤俭，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节俭主义；徽商则颇具探索精神，也就是前面谈及的进取心。他们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山西人帮助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汉蒙经济文化不断融合，巩固了祖国的疆域；安徽人从事的丝绸、茶叶贸易，本小利大，迅速将大量的白银吸收到中国来，巩固了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贸易大国的地位。如同两百年后的同行，古代家族商帮用自己的勤奋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虽然有很多学者从制度上比较了晋商和徽商在治理安排上的差异性，但是双方都是明显的家族企业，同时也都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基本社会结构。徽商企业的治理和运营都是依靠同一宗族的同胞，也就是家族涉入的程度比较高。以今天的角度看，低独立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可能会约束企业的发展和扩大。但是这种安排充分利用了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避免了今天常见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对于管理者的激励和惩罚都依靠原有家族的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涉入程度较高的家族社会拥有较大权力带来的缺陷。
与徽商的治理策略不同，晋商则颇为前瞻性地采用了两权分离的安排。经过长达20年的培训，职业经理人得以通过“掌柜”的身份执掌票号（早期的商业银行）。在管理过程中，企业避免使用财东的亲属。这样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败家子”的出现，家族企业的财富得以在长时间内获得积累。但这也带来一个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不一致的潜在冲突。强势的经理人另立门户，挖了培养其多年的企业墙脚，晋商历史上多次发生类似的事件。不过鉴于传统乡村结构的束缚，来自同乡的财东和掌柜也并不经常让矛盾激化。为了克服代理成本，晋商还推出了类似今天期权激励的“身股制”。晋商范围内家族财富的最大化是通过职业经理人的努力间接实现的。
发育在封建时代的两个传奇商帮，并没能拥有今天它们的继承者身处的这种成熟的法律制度环境。企业的行为经常是受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软性约束的。有趣的是，这些传统的价值观与今天中国家族企业的成功经验经常是不谋而合的。首先是对信义的依靠。在当时监管薄弱且信息闭塞的时代，晋商发展了惊人的金融产业。票号长期坚持的信义，让客户们仅仅通过一张票据就确信自己可以在遥远的地区取出足量的资金。徽商在从事粮食和盐的贸易过程中，也非常重视产品的质量。这种信义为先的策略聚拢了人心，帮助企业渡过了很多难关。其次就是对于社会网络的依靠。在当时的环境下，社会网络主要体现在同乡网络中。晋商的同乡网络主要体现在他们培养组织成员的过程中。在票号工作的学徒工都是从当地亲戚熟人家介绍而来的，这保证了他们的忠诚度。徽商的同乡网络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会馆”制度上。“会馆”的基础功能类似于今天的商会，来自安徽的同乡都得以在此互动交流，获得新的商业机会。会馆同时还兼有“招待所”的功能，出门在外的安徽商旅可以在此下榻休息，成为外出商业活动的中转枢纽。今天的中国家族企业虽然以“家庭”关系为核心，但实际上也是核心创业者调动使用整个社会网络的结果，也离不开同乡们的帮衬。最后，在获得巨额财富之后，晋商和徽商都将大量的财富回馈到当地社区，尤其是投资到教育事业上。家族企业的繁荣不仅仅代表着某一个局部企业和家族的繁荣，实际上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晋商和徽商的基本经营形态是家族性企业，因为其团块结构被视为更高层次上的代表性经济力量。不过它们的繁荣更多地反映了曾经无比强大的中国封建社会。清朝进入末期，殖民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的封建社会陡然被牵扯进了整个殖民资本主义世界，被迫成为他人的附庸。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在特征上更接近现代组织的工商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采取家族式管理，也曾经被政治力量持续影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受封建传统和帝国主义殖民力量的约束，中国的第一代现代家族企业走得极为坎坷。从这个转型时代的企业群落，我们得以一窥当时想要“实业救国”的仁人志士如何在艰难中展开探索。
不同于商帮，我们这里讨论的企业更多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从企业的角度看，清末民初这一百多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企业是由当时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发起的，尽管也有民间资本在后期投入民用工业之中，但洋务企业的管理和运作本质上仍然是“衙门”式的。洋务企业的创办本身透出一种工具理性：清朝的“大人”们一方面需要发展现代军事工业来剿灭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也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对抗侵入中国的西方殖民者。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中国的落后是生产技术上的，只要局部地采用了西方的生产技术，建立起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和安庆内军械所这样的近代企业，哪怕完全由清政府的财政拨款支持，中国也能摆脱在国际上落后的局面。历史证明，这种幻想很快就被时代潮流所淘汰。就像张维迎所说，用粉笔在黑马背上画道道，黑马也不会变成斑马。民用企业中的民间资本也在19世纪80年代尽数退出，封建官僚重新掌控局面，现代企业的雏形很快被扼杀。
整个19世纪，清政府始终没能真正弄清楚未来社会发展的潮流。这个庞大的帝国也不愿冒着动摇自己统治基础的风险放开民间对于发展企业的尝试。官僚们幻想着这个静态封闭的农业经济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中体西用”的春秋大梦永远不会醒。由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政府必须承担高达两亿两的巨额战争赔款，这直接激发了清政府快速获得财政收入的动机。同时，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被打开，西方殖民者在这些口岸进行的生产制造活动直接刺激了中国。既然外国人能够在中国创办企业，中国又为何不能？所以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大量的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开始涌现。今天被人奉为美谈的荣氏家族的第一代荣熙泰正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1896），将自己在广东口岸积攒的数千银洋投资广生钱庄，开启了荣氏家族的传奇。十年之后，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工矿、运输、商业企业，如何有效展开治理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光绪皇帝一边说“大清律例，折衷至当”，一边又说“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在他的督促下，1904年，中国有了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
《公司律》确立的基本原则影响了其后几十年的公司法律制度和中国现代企业的探索。《公司律》规定的“股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则成为塑造现代性观念的重要一环。从这时开始，近代企业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大量的现代企业开始涌现，企业开始拥有法律上的合法性。虽然清政府在8年之后土崩瓦解，但这次尝试仍有非常积极的一面。不过这种合法性没能带来一个稳定的经营环境，第一代现代企业很快就进入了战乱频仍的压力年代。
不管主角如何变化，1904—1949年间在中国诞生的近代企业都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我愿意将之称为压力年代的企业。这种压力有三重：企业需要在仍然极为封建的经济和观念系统中生存，落后的生产力面对着与殖民者不对称的竞争，战乱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
封建的经济是静态和封闭的，几百年来人们消费着同样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维持着同样的社会结构。新兴的近代企业则打破了这种稳定，从而立刻引起人们的反抗。就像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开办的面粉厂所经历的那样，当地乡绅告发保兴面粉厂“擅将公田民地围入界内”，而且新竖立的烟囱会破坏地方风水，当地知县责令面粉厂搬迁。直到官司打到两江总督刘坤一那里，这场前后经历10个月的风波才以荣氏家族的胜利宣告结束。广大中国的封建力量如此之大，新生的近代企业没有反抗之力，始终处于弱势。
和今天的企业类似，近代企业同样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荣氏兄弟在面粉厂获得第一桶金之后，转而创办申新纺织，投资纺织业。荣氏兄弟在面粉厂的经营中获得了一些经验。他们曾经先后三次引进欧洲最为先进的面粉生产技术，从而快速提升了保兴面粉厂的生产力。今天看来，他们的战略非常激进，尤其是兄长荣宗敬，特别敢于进行大规模投资，引进新技术。在一个政治不稳定的时期，这种做法非常冒险。荣氏企业曾经多次因为国际倾销而面对产品滞销和资金窘境。在与西方企业的竞争中，中国第一代家族企业处于颇为不利的地位。西方企业拥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后盾，在政治上始终处于有利地位。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又被迅速地、源源不断地注入西方企业。夹缝中生存的中国企业参与了一场并不平等的对抗。
对于当时的中国企业，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也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军阀们将打仗作为买卖来做。发生战争就可以借机向各种企业勒索钱财，东北王张作霖就是那时候远近闻名的首富。就像《茶馆》里精明的掌柜王利发遭遇的那样，国民党党棍要砸他苦心经营的茶馆，还要勒索他根本就拿不出的金条。用“朝不保夕”这个词来形容当时企业的困境并不过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促使当时的政府不断以印钞筹措军费，借通货膨胀掠夺社会财富。大量的中小企业因为这种掠夺走向崩溃。
如果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没有什么企业家愿意在清末民初的压力年代去试图创造财富。封建、殖民、战争的三重压力塑造了那一代苦苦经营的企业家，构成了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第一个段落。
“欲知大事，必先知史”，对中国早期家族企业历史的回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家族企业。虽然具体的历史条件、经济状况、社会观念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我们还是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依然会深刻地塑造今天的家族企业。文化传统之所以被称为传统，就是因为它们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后，仍然有很大的作用力和解释力。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塑造的创业者的典型形象是几个大学同学在自家的车库里成立了改变世界的公司。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下塑造的创业者的典型形象则是一个家庭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开始了以手工业和农业为基础的创业。西方的合伙人在办企业时保持了“一个手臂”的平等距离（arm’s length,Cremer,1995），而中国的合伙人则喜欢手臂挎着手臂（arm by arm），紧密地形成小团体。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不应该脱离中国文化这个基本背景。改进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尤其需要充分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
第二，作为后发国的中国，其企业运行的环境是多种不同文化力量的融合（王利平，2010）。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向西方学习的演进史。我们在前面谈及的《公司律》中包含的平等、自由等经济民主观念是从西方学习而来的。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公司法》学习的则是德国和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1946年国民党立法院修正的《公司法》又从英国和美国的普通法法系中引进了大量自由主义的立法精神。加上原有的中国法律传统和司法实践，中国企业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多种法律逻辑并存的环境中（Friedland & Alford,1991）。法律环境只是企业运行环境的一个方面。从向西方学习的会计制度，到面对西方传来的管理体系，中国企业始终要面对一个趋向于融合的复杂经营环境。
第三，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家族企业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是巨大的。经历一个世纪辉煌的荣氏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一代荣熙泰在通商口岸的活动中积累了初步的资本并传承给第二代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第二代在关乎民生的轻工业中走向繁荣，同时也在不利的创业环境中受尽了来自封建势力、西方势力和军阀势力的压迫。接受了国际化教育的第三代荣毅仁在民族发生大转折的时刻选择了正确的一方，积极参加公私合营，为今天中国的再崛起牺牲了个人的利益。类似荣氏家族这样的创业者从不利的境地中走来，用自己的进取精神克服了重重阻力，而在大功告成之后，他们又顺应历史潮流，回馈国家，从而获得令人敬佩的成就。
第四，家族治理的特色古而有之，今天家族企业在公司治理上面对的困境经常是历史的重演。如发生在很多晋商巨贾身上的那样，当家族企业中较多成员参与到治理过程时，家族可以更好地控制企业，但是战略创新性和问责机制就会稍显不足。当家族企业采用了较为现代的两权分离体系时，有才华的经营者拥有了制度化的提升路径，但是家族的利益又会直接受到冲击。二百年前困扰乔致庸们的大股东—经理人关系依然困扰着今天的宗庆后们。现在家族企业的管理者们不妨翻开历史，向前人寻找更多适合中国情境的解决之道。
第五，家族治理不是机械的，而是有机的、灵动的、顺势而为的。今天的家族企业经常面对的一个困扰是要不要上市的问题。上市经常意味着外部资本的进入和控制权的分散。其实类似的情况在一百多年前《公司律》颁布时就已经发生过。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因为不想失去家族对公司的控制，选择1905年在香港注册，并通过一系列股权控制安排，牢牢掌握了公司。上海著名的百货店永安公司，其拥有者郭氏家族也选择香港作为上市地来保障自己的控制权。为了维持家族在企业中的地位，保证控制权，家族企业可以从一个巨大的工具箱中进行灵活选择，从而避开了当时认识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