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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1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军事扩张同时发生的是市场行为的扩展。与同时代发生在中国的情形一样，交通运输便利的地区起到了带头作用。在地中海一带，邻近且更发达的国家（比如拜占庭和穆斯林诸国）的技术很容易传入，这对欧洲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首先，这其中最得天独厚的当属意大利。此外，在可以通航的莱茵河、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三河交汇的低地国家也兴起了一个次级商业中心。陆上运输路线将这两个主要的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中心连接起来，两个地区的物品在香槟地区的一系列集市上交易。渐渐地，人们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生产供市场出售的商品，有时还会在很远的地方出售。专业化使财富增多，同时使社会形势有利于商人—资本家一方。在12世纪结束之前，在那些最活跃的商业中心地带，骑士的优越地位和建立在乡村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领导层就已出现了问题。
伴随上述社会经济变革，骑士的优势地位也被削弱了。在11世纪，仅需数百名诺曼骑士就足以征服并统治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至11世纪末，也至多不过几千名骑士就足以夺取并守住耶路撒冷。而到了12世纪（1176年），德意志的骑士大军却在意大利北部的莱尼亚诺意外败给了结盟城市的长矛兵。在那次胜利中得到证实的伦巴第联盟（Lombard League）的军事力量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所以自此以后，凡商人和工匠聚集的城市都开始建筑城墙，为自保买单。
这种形势导致了战争以及新旧社会形式之间的僵局，至少在意大利情况就是如此。武装起来的城镇居民设法控制周围的乡村地区。否则，城镇居民又如何确保货物安全通过以及城市的食品准时送达呢？有时，乡村地主和附近城镇的统治阶层之间有可能实现和解；有时地主贵族迁入城镇，和城里的商人—资本家上层阶级混为一体并与之竞争。除此之外，从11世纪起，皇帝和教皇争权使意大利处于分裂状态。双方都想对当时混杂的地方统治者和管辖范围实行全面控制，但他们却只能时断时续地实施霸权。
意大利内部的军事均势与政治均势同样非常不稳定。较大城镇中的商人、匠人及其追随者有能力抵御来自骑士的进攻，前提是他们能够维持严格的纪律，能让市民届时负责任地守卫城墙或在战地部署好长矛兵的队形。但这却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当时的初级社会纽带迅速让位于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又影响并受制于数百英里以外的人和事。随之而来的市民间的倾轧削弱了城市的防务。党派之间的斗争因半岛上更大范围的政治论战而愈演愈烈，而且常因贫富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日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雇用外来者代替市民参战就变得越发重要了。但这样做的后果是：雇主与雇员之间本已模糊不清的关系在打乱了较富裕的意大利城市的内部生活之后，现在又波及军事防务。
显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商业与手工业专业化的影响，欧洲地方社区之中既有的初级社会纽带不再能够有效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社会及军事管理问题。意大利北部的少数城市对此率先做出有效反应，因为在这些城市里，非关人情世故的市场关系第一次开始主宰成千上万居民的行为。
从11世纪到13世纪，在巴塞罗那和热那亚等城市，弩弓制造业的规模迅速扩大，以至于弩弓成了战斗中极为重要的武器，俨然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新的因素。起初，弩弓主要是用来保卫舰船的，因为只需在桅楼守望台上安置几名弩弓手，进攻的一方哪怕想登上一艘船员不多的商船也非常困难。到了13世纪末期，弩弓手已技术娴熟且人数众多，因而在陆战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1282—1311年间，加泰罗尼亚佣兵团无往不胜的战绩充分显示出弩弓手卓越的攻击力，哪怕面对当时最强劲的骑兵也毫不逊色。加泰罗尼亚佣兵团首先于1282年在西西里击败了一支以法国人为主的骑兵队，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又在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的战场上大败游牧民族的轻骑兵。在中国，制造大批强弩虽然需要金属加工专家，但强弩使用起来却简便高效，也算是战场上的一种补偿。任何体格强健的士兵都可以扣动扳机发射弩箭，将100多码以外的骑兵从马上射下来，因此，装备铠甲的骑兵也未必就占优势。难怪1139年召开的第二次拉特兰会议明确禁止使用这种武器，理由是弩弓杀伤力太大，不能让基督徒彼此这样杀戮！
弩弓和长矛都必须有骑兵作为补充，以提供侧翼保护并追击溃逃的敌人。这显然使战争变得比以往要复杂得多，因为以前在欧洲战场上一队骑兵发起猛攻就足以占尽优势。单凭骑士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的个人的勇武善战早已无法赢得战斗或维持社会统治。此时需要的是战略战术，因此必须有人能够协调长矛兵、弩弓手和骑兵。步兵须经过训练，以确保队列的稳定性，因为步兵队列一旦被冲垮，单个的长矛兵在冲锋的骑士面前很快就束手就擒了。此外，弩弓手扣扳机也需要时间，所以每次箭射出去之后，他们也会面临危险，除非在做好再次发射的准备之前，野外有某种防御工事或队形严密的长矛兵可以保护他们。
这种战略战术需要复杂的协调工作，所以意大利市民无法马上做到也不足为奇。此时欧洲其他地区的城市差距更大，基本上还仰赖厚重的城墙实施消极防御。但无论如何，在公元1000—1300年，城镇居民以及贸易活动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变革，从而使欧洲的军事均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总之一句话，新战略战术的复杂性强化了地方主义。如果说繁荣的城市利用这种新技术都感到有困难，那么对更古老的地域单位——公国、王国直至其中最大的神圣罗马帝国——而言，要有效地掌握这些新的军事手段就更加困难了。因此，11世纪和12世纪拉丁欧洲在经济形式和军事力量格局方面的变化最终导致13世纪帝国结构的崩溃。此后一代人的时间，罗马教皇在神圣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一个绝对君主国的企图也宣告失败（其实到1305年已明确无疑）。
帝国体制和教皇政治均是昔日罗马的遗产。昔日的荣光令人长久记忆、难以忘怀，至少在政治理论家看来是这样，所以迟至17世纪，他们才颇不情愿地妥协，接受了不同主权国家林立的政治多元格局。当年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和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在位）曾幻想建立一个由教皇统治的基督教世界，将当地所有军人、农民和市民都置于教士的控制之下。假如其梦想成真的话，那么西欧就会同中国一样，上有高高在上的天子，中间是一大群满脑子儒教信条的官吏，其下是被管辖的农民、市民、地主和军人。
基督教虽不同于儒教，但13世纪罗马教会的管理方式与当时中国的官僚体制存在颇多共性。首先，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都必须至少接受初级教育才有资格任职。任命事宜须经教皇审核，至少原则上是这样规定的。教职虽不得世袭，但可供才子们选择的职业却往往能吸引颇具天赋和雄心的人加入教士的行列。在所有这些方面，13世纪基督教的高级教士与中国宋朝的儒家官吏都颇为相似。
而且，基督教教义对市场竞争的敌视态度也与儒教相仿。相比儒家信条，基督教神学对高利贷的谴责可谓更加明确有力，而基督教教士与基督教军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也与中国官吏和军人之间的隔阂相似，虽然前两者之间的鸿沟似不像后两者这般宽阔。但即使教皇真能在西欧行使独裁君主的权力，西欧也不会照搬中国的官僚体制，虽然那样的话二者之间的差异肯定要比实际存在的差异小得多。事实上，教皇试图在拉丁基督教世界有效实施宗主权的企图和此前神圣罗马帝国多位皇帝的努力一样，都以惨败告终。基督教世界一直分裂为多个不同的地方政治结构，彼此始终不和，而且彼此号称拥有的领土主权和地区管辖权永远是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这种政治形势使得市场行为与军事行为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密切交融，也使这种体制得以在西欧经济最活跃的中心地带生根并繁荣生长。及至14世纪雇佣军制在意大利变得司空见惯之时，暴力的商业化也变得越发凸显。从此，市场的力量以及人们对市场的态度开始影响军事行动，而这在此前是非常罕见的。 [3] 在欧洲人中间，战略战术得以迅速发展，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500—1900年的全球史足以说明此时的欧洲在这些方面一枝独秀，此间发展出的军备竞赛的直接源头就是肇始于14世纪的欧洲各国与私人企业主之间在军事上的紧密互动，而军备竞赛甚至到今日还不时使世界均势陷于紧张之中。因此，此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事情是怎样发生的，都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首先是总体的背景。欧洲多地在13世纪末之前不久已陷入艰难时期。意大利和低地国家都出现了人口增长而可利用的资源匮乏的局面。此时，木材供应开始短缺，气候明显变冷，多地出现饥荒。贫富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都出现了鲜明的利益冲突，使欧洲社会颇不安宁。城市起义和农民造反记录下时人的困境，但与1346年暴发并造成西欧人口锐减的黑死病相比，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整个欧洲的人口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死于腹股沟腺炎，到1480年以后人口才恢复至灾前水平。
由上述情况可知，对大多数欧洲人而言，14世纪显然不是一段舒适的时光。但从长远看，除了接连不断的灾难之外，这个世纪还有一些与上述情况相反的趋势颇值得关注。在1280—1330年，这里的造船业突飞猛进， [4] 造出了比以前更大、更坚固且更容易操控的舰船，首次实现在冬季也能像夏天一样安全自如地在大海上航行。不久以后，这种全天候的舰船围绕欧洲海岸建立起空前密集的商业网络。南安普敦的羊毛、布鲁日的布匹、希俄斯的明矾、卡法（Caffa）的奴隶、威尼斯的香料、奥格斯堡的金属，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开始在整个欧洲的市场上相互影响。汇票便利了长距离的支付，信贷则成了商业以及大规模、专业化手工业生产的润滑剂。一种更错综复杂、内蕴更加丰富但也相应更容易受到伤害的经济模式开始操控比过去几个世纪更多的人力。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和位于低地国家的另外一些城镇长期以来一直是整个交易系统的组织中心。
从地理上看，以前彼此隔离的多个水域首次相互连接成一片宽广的水域。东部的黑海和西部的北海都被纳入已扩大了的以意大利为基地的海运范围。过去，由于海上航运非常危险，再加上围绕直布罗陀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形成的各种政治障碍，这些水域都是彼此隔绝的。同样地，以汉萨各港口为基地的德国海运连通了波罗的海与北海沿岸诸地，而与南方意大利控制的各航道的交易就在这里进行。事实上，就在欧洲其他地方先是被人口过多、后又被瘟疫和社会争斗所困的14世纪，波罗的海诸地却步入了某种边地的繁荣期。有了从南方运入的盐，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就可以腌制足以过冬的鲱鱼和卷心菜，从而极大地改善了饮食，而饮食有了保障就有了更多的劳力，可以伐木、种植粮食作物，用以向粮食和燃料都匮乏的低地国家及附近地区出口。
经济上的另一项重要进展是在硬岩采矿方面。在11世纪，德意志哈茨山脉的矿工发明了能够穿透坚硬岩层的采矿技术。击碎岩石并运走碎石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通风和排水同样非常必要，且不说寻找矿石以及找到矿石后的精炼提纯也需要技术。随着技术的发展（每项技术都会强化并拓宽其他技术的应用范围），采矿业扩展到新地区，13世纪从哈茨山脉向东推广至波希米亚的厄尔士山脉，14、15世纪又传至特兰西瓦尼亚和波斯尼亚。德意志采矿者寻找的主要是银，但应用银矿工人最初开发的技术也可以开采铜、锡、煤、铁，并且成本更低、产量更高。 [5]
因此，总体上来说，14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并非一片黯淡。虽然各地有各自的苦难，还有波及多地的大瘟疫，但市场上一般消费品的供应还是颇为普遍的，比如粮食、羊毛、鲱鱼、食盐、金属、木材等。所有这些拓展了当时的劳动大军，也使得整个欧陆变得富裕起来。只不过这种新财富还不是很稳定，因为伴随供给的变化，物价常会大幅波动，从而给成千上万的人不时带来深重的苦难，因为他们的生计取决于自身根本无法操控的远端变化着的市场。
欧洲商业经济的主要管理者是意大利人，他们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锡耶纳和米兰等城市里从事经营。他们批发购进再销售，把新技术带到落后地区（比如在波兰组织或重组盐矿，在康沃尔组织或重组锡矿），还有最重要的，是向贵族、教士和平民发放（或拒绝给予）贷款。
教士和王公贵族的行政管理以及远距离贸易、采矿、海运和其他形式的大规模经济活动都变得严重依赖意大利银行家的贷款。这种关系其实很不好处理。教会法禁止高利贷，这就使信贷活动带有一种不正当活动的气息。挥霍无度又经济拮据的君主常会以高利贷乃罪恶之名拒付债务，而这种行为会导致广泛的恶果。例如，1339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的破产在意大利引发了普遍的财政危机，造成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显著的商业周期。
对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和银行家而言，要他们亲自参加保卫家乡的战斗远不如雇人守城或上阵作战来得更容易、更自在。而且，被雇用的职业军人很可能比整日伏案的银行家或烦恼不断的商人更善战、更令人生畏。这样的话，效率和个人爱好就出现了吻合。结果，本来在12、13世纪还在意大利守卫家乡的市镇民兵开始让位于雇用来的职业军人。
对富人而言，这一变化不过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穷人则日益感觉到兵役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这样一来，战役变得越来越长，似乎终年不断。在11世纪和12世纪，邻近的城市刚把周围的乡村纳入自身的管辖范围，旋即与其他城市发生了边界冲突和贸易战。市镇的民兵根本无力持久镇守离城50英里的边境据点，因为他们无法做到无限期地离家在外。
从另一方面说，随着职业军人的问世，其卓越的军事技能使得民兵根本无望在战斗中取胜，因为此时取胜的关键取决于能否实现步兵与骑兵的协同作战，而这一点非职业化军人很难做到。此外还有一个因素进一步削弱了意大利民兵的战斗力，那就是城市中上下层民众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深的隔阂，以至于很难实现富人和穷人在军事或民事上的通力合作。因此，到1350年前后，意大利的民兵业已变成往昔简单社会遗留下的旧物，很少被派去作战，在军事上也很难说有什么价值。此时，有组织的暴力主要由职业军队来实施，军队的指挥官与相当级别的市政官员共同商定具体的军事任务和服务期限。 [6]
起初，意大利主要城市内部基层涣散，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城镇民兵的衰亡，结果造成极大的混乱。武装起来的冒险家——往往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聚集在论资排辈的首领麾下，靠勒索地方当局为生；或者，在得不到大宗钱财之时，就洗劫乡村。到14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由军” 式的士兵变得日益可怕。1354年，这类团伙中最大的已达到1万人之众。他们和人数比这还多一倍的追随者一道横行于意大利中部最肥沃的地区，靠出售和转售他们没来得及就地消耗的战利品为生。这样一支游动的队伍实际上是一座移动的城市，因为城市也是一方面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租税），另一方面凭借多少带有自由契约性质的交易（以手工制品换取食品和原料）从农村获取资源以求生存的。
富裕的乡村被一伙接一伙的武装游寇洗劫，这种情形与有组织的战争一样古老。但在此时此地，也有一点是比较新颖的：比较富有的意大利城市有足够的流通货币，因此市民可以自我课税并用税收所得去雇用武装的外来者替自己服务。此后，这些雇佣兵又通过花掉饷银把税金重新投入流通，从而强化了市场上的交易和流通，至少使得市镇养得起武装的雇佣兵。因此，这种新出现的制度颇具自给自足的性质。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创制一套双方都接受的契约形式以及执行契约条款的实际手段。
从纳税人的观点看，以必须缴纳的税金代替间或发生的劫掠是否可取，取决于个人损失的数额以及强盗出现的频率。在14世纪，许多人认定宁可缴税而不愿遭劫，因此之故，在意大利北部那些较富有、管理也比较好的城市里，集体暴力的商业化变得切实可行。出于完全相同的动机，那些职业军人也愿意接受固定的薪俸，而不愿完全以劫掠为生，因为毕竟后者有更多风险。而且，随着军事契约［意大利文为condotta，雇佣兵（condottiere）是“订约人” 的意思］的发展，人们又制定出一些新规则，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允许抢劫。这样，职业军人既有薪俸收入，也没有完全丧失其靠冒险得来的经济利益。
意大利的军事业务与市场系统的结合经历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截至14世纪80年代，上述所谓的“自由军” 武装分子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城市通常与军事指挥官们订立契约，后者答应雇用并指挥一支军队，作为交换，前者如约付钱就可以了。这样，城市就可以选择雇用什么样的军队在某一特定的作战时期服役，地方行政官代表纳税人对部队进行认真考察，酌情根据己方实际所得付酬。起初，每次订立的契约只适用于某个特定的战役，甚至有效期更短。军队被雇用来也只是完成特定的任务，如进攻某个邻近的边境要塞等等。雇佣双方的关系仅被视作应急的服务关系。
然而，短期契约关系的费用较高。每次商定的服务期限届满，士兵们就面临一次关键性的转折。如果找不到新的雇主，他们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以洗劫为生，要么改行从事某种和平的职业。是散伙还是继续合伙成群对这些人而言是关乎自身未来命运的同样关键的抉择。显然，指挥官要想继续干下去，就必须得到新的契约。经常更换雇主，节俭地使用契约订立者可供出售的资源——马匹、士兵、武器、盔甲——这些都是短期契约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这种雇佣关系中的雇主与被雇用者之间注定会存在摩擦和彼此间的不信任，因为双方都必须时刻着眼契约关系最终结束的那一天。有组织暴力的自由市场意味着今天雇用的人到了明天就有可能成为敌人。雇佣军和市政当局都意识到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起初双方之间的情感纽带根本说不上强韧。
但这种脆弱关系使双方都感到不自在，而且城市的行政官和纳税人都看得很清楚，伴随军事紧急情况不断出现，订立长期契约的好处也就越发明显了。到了15世纪的头几十年，指挥官和城市间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已成常态。终身为一个雇主效力的情况也变得司空见惯，虽然这种关系不过是雇主与受雇者不断续约才成就的（每次签约的有效期为2~5年）。
雇主在长期雇用指挥官的同时，也要求他的下属人员稳定化、标准化。长期职业军人的编制单位为50或100 lance，lance的原意是一位盔甲骑士及其带上战场去的随从。但商业化很快便要求人员和装备实现标准化，将每个lance编成3~6人的战斗小组，组员的装备不同，但在战斗中要能相互支持，彼此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城市官员定期要对军队进行检阅，这样就能验证出钱雇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队伍。与此相对应，服役期限也以合同的形式明确下来。就这样，15世纪的头50年，意大利一些管理较好的城市开始有了颇具规模和战斗力的正规常备军。
在以陆上征服（1405年）为目的而发动的最初几次战役中，威尼斯率先以上述方式规范调整雇佣军。威尼斯之所以在这方面比较早熟，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船队早就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领薪俸的士兵划桨手就已被编入标准化的水手队，一季接一季地被雇用来服役，从而使威尼斯威震海外。所以，管理半永久性的陆军只需将这些做法稍做调整即可。 [7] 另一方面，佛罗伦萨在适应新的战争环境方面却远远落后，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类似马基雅维利那样受人文主义教育的地方行政官正迷恋罗马共和制的美妙绝伦。他们哀叹市镇民兵的衰亡，对军事政变和军队职业化的高昂代价满怀恐惧，所以宁愿牺牲军事上的效能而只顾发展经济，同时效忠市民自卫的古老传统。
佛罗伦萨人害怕军事政变是有充分理由的。许多野心勃勃的雇佣军头目确实曾以非法的暴力手段从文官手里夺权。当时曾经历这种命运的最大的城市是米兰，该城在1450年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掌权之后便成为军事专制的城市，斯福尔扎利用米兰的资源长期支持追随他的军队。威尼斯能够避免这种命运，部分原因是它对可能的篡权者实施了认真的监视，并同时与几个不同的、彼此猜忌的雇佣军指挥官订立契约，此外还向忠诚而有功绩的雇佣军头领授予公民勋章和礼物，安排他们与威尼斯贵族中的适合者联姻。
因此，不管是通过篡权还是同化，雇佣军头领中的佼佼者很快便跻身意大利城市的统治阶层。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旧的政治秩序与新式军事业务之间制度性调整的第一阶段就可谓大功告成了。由于职业军人与那些分割意大利的主权后刚刚巩固的多个国家之间存在种种情感的联系，原有的现金交易关系也就被强化了。只不过指挥官及其下属若觉得另有巨利可图，或者由于雇主明显地偏袒他们的竞争对手，从而伤害到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仍然可以另觅雇主。
有这样的对手存在，而且很不好对付，这是威尼斯和米兰军事体制最主要的弱点。威尼斯人根本无法做到让一个指挥官统领所有的军队，因为这样会招致诸多下属的嫉妒，后者会在战场上恣意卖弄自己的本领，甚至公然违抗命令。所以只有通过把相互敌对的指挥官派到互不关联的“战线” 才能避免摩擦，但这样做当然会降低整个武装部队的灵活性和军事价值。斯福尔扎在1450年接管米兰之后，在调整下属指挥官的关系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要避免这种效能低下的现状，一个办法是文职行政官与越来越小的军事单位订立契约，甚至小到单个的lance。到15世纪80年代，这种做法在威尼斯和米兰变得日益普遍。文职官员因此对国家的武装力量有了比过去大得多的控制权，他们此时可以随意任命自己中意的人指挥由多个lance组成的战斗小组。由此产生了一批军官，其职业前景主要取决于自己与有任命权的文官的关系，而不是与下属军人的关系，或这些军人此前曾由谁指挥过。这样一种从属关系保证了对有组织武装力量更有效的政治控制。从此，军事政变不再是严重威胁了。
到15世纪末，波河河谷地带终于出现了一种非常灵活而高效的战争体制，战争的目的和手段完全可以依据财经及外交的分析计算而筹划就位。这种战争体制的创立标志着意大利诸城市战争商业化的制度调整步入了第二阶段。
显然，由于此时国家还比较少而个体的战斗小组特别多，交易的条件对雇主而非被雇用者更为有利。整个演变可以说是由近乎自由市场（勒索者和抢劫者依靠无数地方性的“市场” 交易来规定保护费用）到寡头垄断（即少数军事大头目和城市行政官订立又撕毁契约）再到准垄断的过程，后者发生在意大利的几个规模较大、管理较好的国家。从另一视角看，也可以说，城邦国家与雇佣军的关系，起先是一种纯粹的现金交易关系，后来逐步让位于军人之间以及军人与雇主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团结精神与官僚从属关系、对指挥官的忠诚以及对国家的忠诚（至少在威尼斯是这样）结合在了一起。
尽管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且变化不定，但总的结果是意大利社会的行政与军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稳定。稳定了这层关系，意大利各主要城邦才能在那个时代的政治活动中发挥强国的作用。比如，1508年，威尼斯成功抵挡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马克西米连皇帝（Emperor Maximilian）、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组成的所谓的康布雷同盟（League of Cambrai）的联合进攻。只有在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冲突中，威尼斯的军力才稍显薄弱。
后来，意大利多个城市成了法国与西班牙战争中的抵押品和战利品，马基雅维利（卒于1527年）等观察家开始对威尼斯和米兰调整管理体制时表现出的高超手腕不屑一顾，称其只为适应那个时代非个人的、尚未被充分理解的市场关系，而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早已不是按照习俗和地位面对面地处理了。马基雅维利对雇佣军制度的攻击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史学家听来还颇具说服力，因为他们自身的战争经历同样凸显了公民兵制和爱国主义的重要意义。但在此时，军事专业化再次使公民兵制变得过时，学者们已开始赞赏15世纪意大利诸城市高超的管理经验，其军事制度两个世纪后在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成为普遍施行的规范。 [8]
意大利各市政当局通过收取税金支付军费，而士兵又通过花费薪俸恢复税收的根基，这说明了商业社会如何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这些城市创制了控制士兵的行政方法，并将其持续服务同一雇主与其自身的利益越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市场关系中固有的经常出现不稳定局面的特质。
换句话说，通过有效的税收、债务融资和娴熟专业的军事管理，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完全可以使国内保持和平，同时把有组织暴力行为的诸多不确定性转移至外事、外交和战争领域。一旦武装力量的内部管理出现效率滞后，比如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就会导致国内暴力事件在长时期里不时爆发。在创新武装部队管理方面最成功的威尼斯共和国则完全避免了国内动乱，此外它还在意大利的本土取得了一系列外交及军事上的胜利，虽然它在外部的频繁进攻面前也险遭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