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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资本主义精神就此得到了牢固的控制，但是11世纪在中国兴起的庞大的市场经济仍然足以使指令行为和市场行为之间的世界均势发生十分重大的变化。中国在富裕程度、技术水平以及人口数量方面都迅速地远远超过了地球上的其他国家。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已经对国外产生了影响。随着中国的技术秘诀传到国外，欧、亚、非地区出现了新的希望，这一点在西欧尤为明显。
甚至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开始使中国边界以外的文明社会发生剧烈的变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个预备阶段。在此阶段，日益强化的远距离贸易将市场关系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为比中国国内的任何经济发展都更持久、更稳定的经济起飞铺平了道路。
遗憾的是，南洋的贸易发展鲜为人知。中国人出现在印度洋及其附近海域数百年前，阿拉伯海员及其先驱希腊、罗马海员和印度尼西亚海员就已经横渡过这一带的水域。在文明历史的开端，苏美尔人很可能就已经通过海路和印度河流域的居民有了交往。印度的各族人民也在热带水域上往返航行，那里一年中大约有半年时间由于有风向相反的夏季季风和冬季季风，航行比较安全和容易，即使对轻便船舶而言也是如此。
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尽管有无数的暂时性挫折和地区性灾难，公元1000年以后，途经南洋的贸易的规模逐步扩大。与维持这种贸易相适应的行为日益牢固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在欧洲中世纪贸易中，胡椒、丁香、肉桂等调味香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调味品的生产也开始支配东南亚及其邻近岛屿上数以千计的居民的生活。所有种植这些香料的人和筹划装运这些货品的人，还有海员、商人以及一切与香料的收集、分类和运输有关的人，他们的生计都取决于和数千英里
以外的消费者之间极不稳固的联系。对进入远距离贸易网络的数以百计的其他商品（从稀有的犀牛角到大量生产和消费的棉花和食糖）的生产者来说，情况亦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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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专业化和相互依赖的情况是更早一些时候在中国发生的情况的重演，区别仅仅在于，中国南海和印度洋的贸易跨越了政治边界。结果是商人们一方面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却享有更大的自由。马来半岛和贸易路线上的其他重要地点——锡兰和南印度以及非洲海岸和南阿拉伯的海港——都由一些其主要收入依靠海运关税的统治者管辖。但是，一旦船只出海，地方统治者就失去了控制权，船长们则有相当大的自由来寻找最便宜的地点上岸和进行贸易。如果某个统治者贪得无厌，被激怒的船长可以另找停靠港。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方式可能会随着政权的变化而迅速改变。新兴的货物集散地可能很快占有重要地位。
例如，在马六甲就发生了这种情况。这个商业中心是在一片凄凉的沼泽地里建造起来的。这片沼泽地从陆上几乎无路可通，在14世纪和15世纪之交以前毫无价值。起初，它是海盗们的一个大本营，从海上抢来的货物可以在那里重新整理分类，再送到条件有利的地方去。到15世纪初，它已经成为适用于和平海运活动的海港，在几十年内控制了周围地区的贸易，成了往东更远的“香料岛” 生产的香料的主要集散地。马六甲的兴起，自然也是以牺牲其他海港为前提的。停泊安全和关税适度固然吸引了贸易；在苏门答腊和大陆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巡航的武装船只的强制行动也起到了作用。因此，武力的使用，连同它所起到的对付海盗、保护贸易的作用，对于马六甲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海军的费用需要靠对通过港口的货物征税所得来支付。两者之间巧妙的平衡左右着贸易的规模和付税船只的数量。 [48]
尽管当时的具体情形已经无法考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经过反复试验，地方统治者逐渐明确了向过往商人征收关税的可接受限度。如果他降低保护费和停泊费就有希望引来新的交易；如果他要求过多，贸易就会锐减。
一个统治者如果索取太少（如果真有这样的统治者），就可能无力维持对他所管辖的地区或邻近海域的有效的武力控制。索取太多的统治者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因为商船和商人能够成功地躲开他的控制，从而损害他的收入。换言之，在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统治者中间自然形成了一种行情，将所谓的保护税规定在能使贸易继续下去并且（约在公元1000年以后）有步骤地发展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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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有可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制度。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和船长们，在有组织的远距离贸易的最初阶段，大概就已经规定保护税了。穆斯林在征服中东时（634—651年），无疑从阿拉伯半岛的贸易城市带来了应该如何进行贸易的明确想法。对此，《古兰经》给予了适当的认可， [50] 穆罕默德早年的经商生涯又提供了一个道义上无可指摘的典范。因此，中国的商业化引起的扩大市场活动的冲动与其说是一种新鲜事物，不如说是对原有事物的强化。
确实，宋朝经济和社会改革完全可以看作是中东早已熟悉的商业原理推广到中国的结果。佛教僧人与中亚商队的商人是第一批中间人。 [51] 通过他们与广阔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联系，中国产生了另一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具有贸易倾向的群体；由于游牧的生活方式使草原居民能征善战，因此这个群体能够对中国以及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其他文明产生影响。
因此，11世纪的新事物，不是通过市场把相隔遥远的人类活动连接起来，而是这种活动影响人类生活的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国通过市场把整个经济连成一个整体的时间很晚，但市场活动犹如一个大风箱，将闷燃的煤块扇成烈焰。1亿中国人中间涌现的财富开始流向海外（也沿着商队的路线大量外流），为和市场相关的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并开拓了新的方向。 [52] 几十艘、几百艘甚至几千艘船开始在日本海、中国南海、印度尼西亚群岛和印度洋的各个海港之间航行。大多数的航行也许航程较短，从最初的生产者到最终的消费者之间的运输路途上有许多集散地，货物就在那里被重新分类。商业组织方式仍然是简单的合伙经营，往往是家庭合伙经营。因此，日益增加的商品流通就需要有大批商人乘船往来或坐在集市上讨价还价。
众所周知，在11世纪，类似的商业活动也开始在地中海兴起，运货人主要是从威尼斯、热那亚和其他港口起航的意大利商人。他们在此后的300年间，将欧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纳入了联系日益紧密的贸易网络。这虽然是一个显著的成就，但仅仅是更广泛的社会现象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这种社会现象将市场调节行为的规模和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老式的指令性社会的统治者再也无力像以前那样彻底地控制人们的行为。小贩和商人对于统治者和平民同样有用，而且他们已经能够在沿途寻找商队停留和商船停泊的适当港口来躲避没收性征税和劫掠，以此保护自己。那些地区统治者已经懂得，他们的收入和权力大小取决于贸易，因此不向商人过度征税。
于是，公元1100年以后，原来只是时断时续地迸发出烈焰的阴燃之火，开始摆脱官方的控制，逐渐变成熊熊大火。最终，在19世纪，市场活动的火焰炽烈升腾，将中华帝国的指令性结构熔化，这场儒教中国的大灾难历经9个世纪才变成现实。
在这个商业变革的起始阶段，编年史家和一般的文学人士对于变革似乎并未予以重视。因此，历史学家们只能利用零星的史料再现昔日情景，苦心孤诣地将残缺不全的点滴资料加以综合，来勾画当时的情况。这项工作主要是在过去三四十年间进行的，研究对象是中世纪的欧洲，而不是别的地区。因此，历史学家们了解了西欧各国之间以及它们和地中海东海岸穆斯林居民如何发展贸易关系的许多情况。正是在11世纪中国迅速向现金交换转变的时候，欧洲的海员和商人在地中海开展的活动与当时可能在南方海洋同时出现的情况十分相似，只是规模要小得多。 [53] 几乎在同时，昔日北欧海盗袭击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时受害的大西洋沿岸各国，也发生了从劫掠到贸易的逐步转变。 [54] 1291年，一位热那亚的船长从一个穆斯林统治者（此人曾经禁止基督教国家的船舶通过海峡）手中夺取了对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权，从而将这些分离的海上贸易网结合成单一的互相作用的整体。 [55]
因此，综观欧、亚、非三大洲贸易的兴起，可以看出，在中国，由于内陆水道运输的改进，北方和南方建立了多重联系；几个世纪以后，在欧洲西部地区也出现了与之相当的类似发展，只是规模稍小一些而已。欧洲的河流以及连接这些河流的公海，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水道网，和中国的情况相比，这个水道网所需要的人工改良较少。到了14世纪后期，来自北方的羊毛、金属和其他原料开始和南方的酒、盐、香料和精工产品进行交换。安排日益周密的粮食贸易以及日益扩大的渔业满足了城市居民的需要。欧洲内部的市场与中东和北非穆斯林经营的贸易网以及南方海洋的贸易结合在一起。组织欧洲地区间交易的那些意大利城市也是东地中海穆斯林和犹太商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11世纪到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国家通过贸易联系与亚洲和非洲内陆相连，这些贸易联系将各个不同的民族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
从中国南方海岸直至地中海的整个南方海域有着类似的组织方式和技术水平，对这个地区的贸易显然起着润滑剂的作用。十进制记数法和算盘的正式使用是这一贸易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产物。这些记数法对于便利各种计算具有极大的价值，只有2300年前发明的字母对于促进扫盲所起的作用才能与之相比。
除了数字运算的简化这个基本条件外，南方海域的远距离贸易还取决于一套规章制度。合伙经营规则、裁断合同纠纷的方法以及汇票——用于解决远方的债务，从而把运送硬通货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一切也许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实行了。船舶的经营管理规则——如何在船员之间分配利润，如何划分职责，如何为损失投保，等等——也是如此。在这些问题上，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做法几乎相同。关于中国人如何经营远洋贸易这一问题，目前掌握的有限资料似乎与上述情况颇为吻合。 [56]
海洋也并非长途旅行的唯一重要媒介。约从公元之初起，商队就已经开始将中国和中东与印度联系起来。驮畜队在中亚沙漠和半沙漠地带的绿洲间行进，恰似船舶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经商成功的条件也相似。保护税需要经过反复的试验过程加以调节，直到发现一个最佳水平，使当地统治者和长途贸易商能够最有效地互相支持。
这种安排始终容易遭到破坏。地方当权者总是禁不住想进行劫掠和公然没收财物，而且在陆地上不像在海上那样容易找到可供选择的其他路线。然而，在这种冒险性的贸易取得最初几次成功以后，中国和西亚之间的商队联系从未长期中断过。在其后的10个世纪里，使商队贸易得以蓬勃发展的习俗和态度向北发展，渗入欧亚草原和森林地带。在商队原来经营的东西方物资交流之外，又逐渐增添了南北之间用奴隶和毛皮换取文明地区产品的流动。
的确，关于这一点证据不足，而且是间接的。这种贸易方式向北渗透的主要标志是高等宗教在亚洲绿洲和草原居民中间的传播——佛教、景教、摩尼教、犹太教，还有最得势的伊斯兰教。游牧民族的首领访问中国的都城，接受皇帝的“赏赐” ，又向皇帝回赠“贡品” 。这种一直可以追溯到汉朝的进京朝贡也是宗教仪式化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贸易方式已经渗入草原的证明。但是关于游牧民族和商人如何互相形成共生关系，我们所知不多。 [57]
然而，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发现，和文明地区的居民进行贸易好处很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除了获取具有象征性价值的奢侈品与具有制作工具和武器的实用价值的金属（10世纪以前或到10世纪时两者对游牧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以外，游牧民族还可以用牲畜和畜产品交换谷物，从而改善蛋白质含量极高的饮食，大大扩充食品的来源。文明社会的上层阶级（尤其是畜牧业很不发达的中国上层社会）愿意出高价购买牲畜和畜产品，因为他们控制下的劳动者根本无法像游牧民族那样低成本饲养等量的牲畜。
在汉朝，中国和游牧民族的贸易组织已经很复杂， [58] 但是现在无法了解它的兴衰或在各地区的消长方式。这种兴衰或消长一定达到了极端的程度。草原地带和农耕地区的贸易关系可能在公元第一个1000年变得更为重要。在蒙古人的社会里，商人在极盛时期所占的突出地位证明，在成吉思汗的后代中，贸易和商人也都有稳固地位。
13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原王朝，从而为游牧民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例如，在忽必烈及其继承者统治时期，喀喇昆仑山脉的驻军每年从中原地区接收50多万蒲式耳的粮食，这些粮食由货运马车运送，往返需要4个月。 [59] 运送的粮食弥补了当地肉类和牛奶的不足，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够在草原上生存。但是，依赖远方运粮也意味着一旦粮源被切断就会灾难临头。只要蒙古人统治着中国，粮食运送就有保证。但是明朝在掌权后就想通过禁运粮食对草原上的邻居施加压力。1449年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蒙古人（即瓦剌）的反应是兵戎相见，结果擒获了皇帝。 [60] 若不如此，至少草原上的部分居民就会挨饿。
值得指出的是：游牧民族（以及欧洲地中海地区季节性迁移放牧的牧民）和城市居民同样容易遭受这种危险。长期断粮也会使城市居民遭殃。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只有在运输系统运转正常，能从远方运粮时才能生存。游牧民和季节性迁移放牧的牧民特别适合承担为内陆城市供应粮食的陆上运输任务，因为他们拥有大量合适的驮畜。事实上，几乎可以说，城市居民和牧民之间的一种社会联盟成了伊斯兰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个联盟从其在阿拉伯的诞生地扩展到大部分中东地区，因为城市居民都被说服或被迫与游牧民族合作来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粮食生产者。至于农民，他们几乎毫无办法。他们的日常生活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因而无法具有城市生活和放牧生活所需要的机动性（或享有参与市场活动的机会）。 [61]
在11世纪海上活动开始之前，草原居民和文明社会之间的联系似乎在10世纪时跨入了关键阶段。大约从公元960年开始，突厥人大批渗入伊斯兰世界的中部地区，竟至夺取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另一支突厥民族佩切涅格人于10世纪70年代涌入乌克兰，切断了罗斯人和拜占庭的联系。与此同时，沿着中国中原王朝的北部边界也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强大政权，首先是辽（907—1125年）。
这些政治事件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0世纪中国和中东游牧民族的军事组织与实力超越了早期的部落局限（虽然佩切涅格人也许并非如此），这里一部分原因是装备有了改进。例如，金属胸甲和头盔已经很普遍，这是因为和文明社会进行贸易，使游牧民族（如契丹）有机会得到大量这类商品。契丹人也学会了如何使用攻城机械（如弩炮等），从而克服了昔日的骑兵在面临设防的要塞时无能为力的弱点。但是，比新的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新的社会和军事组织形式。在10世纪时，文明的军事指挥模式和纪律开始在草原居民中扎根，从而取代或至少改变了陈旧的部落结构。例如，契丹人按照十进位制来组织军队，每10人、100人配一名指挥官，就像古代亚述人的做法一样。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掌权的突厥人在消除部落习惯方面更为激进，因为他们在自己夺权以前曾经在文明社会统治者的军队中充当军事奴隶。 [62]
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通过和文明社会的互相渗透而不断提高，在13世纪达到了顶峰。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几乎将所有草原民族联合成了单一的指挥结构。他的军队编制也按照十进位制，10人、100人、1 000人为一个单位，各级指挥官都由立过战功的人担任。这支军队强大可畏，而且不断扩大（草原上的敌方败兵直接被编入这支军队，从当底层士兵开始）。在深入中国北方和中亚文明地区的过程中，蒙古指挥官吸收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新式武器。就这样，他们在1241年的战役中把中国的炸药带进了匈牙利，在1268—1273年对南宋的战役中，又在中国使用穆斯林的攻城机械。这些攻城机械的威力是中国人前所未见的。同样地，我们已经提到，忽必烈汗首先合并了南宋海军，后来又将它改造成远洋舰队，以便向日本和海外其他国家发动进攻。
然而，蒙古人在13世纪赢得的巨大胜利也孕育着独特的报应。他们的遭遇和以前其他来自草原的征服者一样，经过两三代以后，文明社会的舒适享乐生活使蒙古卫戍部队的刚毅素质和军事凝聚力受到了破坏。这是正常的，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最终，到1371年，蒙古军队被中原王朝驱逐出境。在西亚和俄国，蒙古人没有被驱逐，反而在13世纪末以后融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操突厥语的西部草原武士群体。而在北京，对可汗的服从甚至在礼仪上也失去了重要意义。
来自草原的征服者既被诸文明社会所吸收，同时又被它们所排斥。除了这种整体模式以外，在亚洲的蒙古帝国，还有两个具有偶然性的副产品，使草原居民和他们那些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的邻居相比，力量被急剧削弱。一个是欧洲历史上被称作“黑死病” 的瘟疫（1346年），造成欧亚游牧部落的人口锐减。瘟疫的病菌或许于14世纪首次在草原的啮齿动物中流行。这种传染病大概是蒙古骑兵从中国云南和缅甸的战场上带入新环境中来的。在中国云南和缅甸的啮齿动物中这种病已经流行。病菌一旦在草原上扎下根，游牧部落便发现他们时刻可能得一种致命的传染病，这种病以前在当地从未出现过。结果是人口锐减，甚至欧亚地区某些最好的牧场也不得不被完全放弃。
后来，人们很可能逐渐找到了将草原居民和这种新的传染病有效地隔离开来的民间土法。大草原的东部肯定发生了这种情况，因为20世纪20年代那个地区的居民中暴发了距今最近的一次严重瘟疫，当时就有效地使用到了这些民间土方。但是，这种重新调整需要时间。在1346年之后的两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由于接触了一种新的、死亡率很高的疾病，草原人口似乎大大地减少了，这种流行病是蒙古人向以前难以逾越的远方地区进行扩张所带来的结果。 [63]
由此引起的后果是草原人口向农耕地区的流动中断，从而使长期以来欧、亚、非人口迁移的一个基本趋势完全改变。到草原人口开始恢复时，一个新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这一因素的出现也可以追溯到蒙古人突破旧的地理障碍的时期），即在战场上使用火器对抗游牧部落的弓箭手。虽然大约到1550年以后，文明社会的军队才能普遍得到有效的小型火器。但是，随着这些火器的传播，游牧民族在战场上的优势终于逐渐消失。大约公元前800年以来，游牧民族一直能够侵占农耕地区，而如今农民开始入侵欧亚草原上可以耕种的地区，在以前遍地牧场的地方开辟农田。俄国向东扩张和中国的清朝向西扩张，表明了人类定居方式的这一政治性逆转。试想，火药武器的扩散导致18世纪中叶草原部落军事失势，而这竟是蒙古人军事胜利和他们在武器设计、后勤和指挥方式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彻底合理化的副产品，真是天大的讽刺。然而情况就是如此。
从10世纪到16世纪，在中东和印度，在阿拉伯、伊朗和印度的城市居民的协助下，突厥军人掌握了政权。游牧民出身的武士吸收了伊斯兰的城市文化，然后与城市商人和行会的工匠们联合起来剥削农村中种粮的农民。这种剥削极为残酷，可能因此而限制了欧亚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64] 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也可能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伊斯兰的阿拉伯腹地似乎出现了经济退化现象。10世纪和11世纪，伊拉克及其附近地区的商人的财富与社会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1200年以后，他们的地位降低了，或许财富也减少了。 [65] 伊拉克的灌溉系统年久失修，这一地区的基本生产率因之下降。也许气候的变化使13世纪成为西北欧的黄金时代，夏季温暖干燥，谷物丰收，而在中东则干旱成灾，农业受损。若果真如此，即使在城市附近，放牧地也一定不断扩展而农田缩小；这种发展将使伊斯兰国家的游牧成分恢复元气并且得到加强。 [66]
总而言之，随着蒙古人统一欧亚大陆，中国人的技术得到了传播，从而开辟了发展新技术的可能性，但伊斯兰世界未能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诚然，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利用在设计上获得改进的大炮攻克了君士坦丁堡，但是为穆罕默德建造大炮的匠人都是匈牙利人。甚至早在15世纪中叶，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枪炮工匠在大炮铸造技术方面似乎确实已经超过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文明地区的同行。
关于拉丁基督徒是如何达到这种熟练程度的，以及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他们是如何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更有效、更积极地使战争步入商业化的问题，正是我们下一章将要讨论的主题。
[1] 这是何炳棣在 An Estimat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Sung-Chin China 中提出的统计数据，参看 Etudes Song I: Histoire et institutions , ser. 1 (Paris, 1970), p. 52。
[2] Stefan Balazs是一位重要先驱者，撰写了“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 Zeit, ”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34(1931): 21-25; 35 (1932): 27-73，他后来的论文收录在两本内容重复的论文集中，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New Haven, 1964) and La bureaucratieceleste: Recherches sur l’économie et la société de la Chine traditionelle (Paris, 1968)。Yoshinobu Shiba所著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 (Ann Arbor,Mich., 1970) 体现了日本最新的学术成果，这一成果对收集在John W. Haeger, 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Tucson, Ariz., 1975)一书中的论文以及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lif., 1973)产生了影响。Anthony M.Tang做了一个有趣的尝试，将中国的经济史纳入当代经济“发展” 理论的范围，参看Anthony M. Tang, “China’s Agricultural Leg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8 (1979): 1-22。
[3] Robert Hartwell, “Markets,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1966): 29-58; “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 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 750-1350,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JESHO), 10 (1967): 103-159; “Financial Expertise,Examination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Northern Sung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 (1971): 281-314.
[4] 参看Joseph Needham, 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in China (London,1958), p. 18。
[5] 参看Esson M. Gale, Discourse on Salt and Iron (Leiden, 1931)。
[6] 钢铁用于建造桥梁、修建宝塔和雕像。参看Needham,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pp. 19-22; Hartwell, “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pp. 123-145; Hartwell, “Markets,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pp. 37-39。
[7] Yang Lien-sheng, 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A Short History (Cambridge,Mass.,1952), p. 53. Robert Hartwell, “The Evolution of the Early Northern Sung Monetary System, A.D. 960–102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7(1967): 280-289. 起初，纸币是以白银为后盾的。“如果纸币的流通受到阻碍，当局就会抛售白银，并且接受纸币作为支付手段。如果某个省份的当局担心会失去民众信任，那么，该省境内的金银储备就不会运往外省。” 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 p. 160, 译自Li Chien-nung, Sung-Yüan-Ming chingcloi-shih-kao (Peking, 1957), p. 95。铜钱是一种小硬币，中间有孔，用标准长度的绳子串联起来，用于大宗交易。
[8] Edmund H. Worthy, “Regional Control in the Southern Sung Salt Administration,” in Haeger, Crisis and Prosperity , p. 112.
[9] Yang, Money and Credit, p. 18.
[10] Yoshinobu Shiba, “Commercialization of Farm Products in the Sung Period,” Acta Asiatica 19 (1970): 77-96; Peter J. Golas, “Rural China in the Song,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9 (1980): 295-299.
[11] 摘引自Hugh Scogin, “Poor Relief in Northern Sung China,” Oriens extremus 25(1978): 41。
[12] 丁桥位于长江下游地区。这段文字出自一部1330—1332年间撰写的当地地方志，摘引自Yoshinobu Shiba,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on the Lower Yangtse Valley,” in Haeger, Crisis and Prosperity, p. 28。Shiba的文章出色地将特定地区的商业化和地形差异（山地与泛滥平原的比较）、运输网络及人口增长联系起来。显然，并不是中国各地都和长江下游地区一样发达。但是，那一地区和黄河下游平原的状况都为11—15世纪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榜样。
[13] Ibid. p.36，译自Ch’en Fu, Treatise on Agriculture , 于1154年首次刊行。
[14] 参看Etienne Balazs, “Une Carte des centres commerciaux de la Chine à la fin du XIe siècl e ,”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2 (1957): 587-593。
[15] 据说这是公元前81年一位匿名儒生在一次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大辩论中发表的见解。参看Gale, Discourse on Salt and Iron , p. 74。
[16] 参看Herbert Franke, “Siege and Defense of Towns in Medieval China,” in Frank A. Kierman, J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Mass., 1974), pp. 151-201。
[17] Laurence J. C. Ma,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hange in Sung China (960–1279) (Ann Arbor, Mich., 1971), p. 100.一部宋代的百科全书对宋朝开国皇帝的军事政策做了如下的概括：“他懂得强干弱枝的道理。” Wang Yinglin, Yü Hai, cited in Lo Ch’iu-ch’ing, “Pei-sung ping-chih yen-chiu” (The militaryservice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译自Hugo Scogin。
[18] 边防部队发动军事叛乱的危险在唐朝有着非常鲜明的表现。755年，一名胡人将领安禄山的反叛，几乎颠覆了唐朝统治。那次叛乱确实使中央文官政府陷于瘫痪。其后200年唐朝进入地方军阀割据时期。正是鉴于这样的经验教训，宋朝在其建国元勋、功绩显赫的军阀赵匡胤领导下，在国家（大部分）获得统一后不久即制定了其军事政策，通过建立一套管理制度，在军事将领发动武装叛乱的道路上设置了一切能够设想的障碍，从而推倒了他本人借以登上王位的长梯。关于唐朝的叛乱，参看Edward A. Kracke, Jr., 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 (Cambridge, Mass., 1953), pp. 9-11。关于宋朝的军事政策，参看Jacques Gernet, Lemonde chinois (Paris, 1972), pp. 272-275;Edward A. Kracke, Jr., 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 (Cambridge,Mass., 1953), pp. 9-11; Karl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1949), pp. 534-537。
[19] 关于女真人征服北宋的详情，参看Jing-shen Tao, The Jürchen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Seattle and London, 1976), pp. 14-24。
[20] 关于中国弩的发展史没有令人满意的记述。据中文文献《吴越春秋》所述，弩的发明者为琴氏，他将这项发明传给当时的三个富豪，经过他们又传给中国中南部的楚灵王，时间在公元前541年至前529年。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日期，因为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好几个陵墓内都有弩。11世纪（1068年左右），李定发明了脚镫，用背部和腿部肌肉的力量上弦。这是弩的设计的首次改进，此后也就可以使用更强劲的弩。这些资料是笔者通过个人联系，从夏威夷大学的Steven F. Sagi和剑桥大学的Robin Yates处获得的。业界出版的材料似乎严重不足。参看C. M. Wilbur, “History of the Crossbow,”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nual Report , 1936 (Washington, D.C., 1937), pp. 427-438; Michael Loewe, Everyday Lifein Early Imperial China (London, 1968),pp. 82-86; Noel Barnard and Sato Tamotsu, Metallurgical Remains of Ancient China (Tokyo, 1975), pp. 116-117。关于欧洲弩的杰出著作见Ralph W. F.Payne-Gallwey, The Crossbow, Medieval and Modern , Military and Sporting: Its Construction , History and Management (London, 1903), 这本书提供了明确、丰富的资料，也提及了现代的中国弩。
[21] Corinna Hana, Berichte über die Verteidigung der Stadt Te-an wàhrend der Penode K’ai-hsi, 1205–1209 (Wiesbaden, 1970). 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13世纪，强弩在欧洲地中海区域普及时，骑士精神的发展受到了抑制。在中国，强弩也许能够促使人们摆脱对伊朗式重装骑兵的依赖，因为既然强弩手能够将重装骑兵射下马，那么再为当年曾使伊朗贵族和欧洲骑士登上各自社会顶端的高头骏马和昂贵的盔甲投资就失去了意义。重装骑兵在中国称雄约300年后，在7世纪就销声匿迹了。然而，在11世纪脚蹬问世以前，中国的弩是否有穿透盔甲的力量还不能肯定。参看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London, 1969),pp. 168-170。
[22] 有关制弩工艺的书面描述和描述弩工匠制弩情景的图片，参看Sung Ying Hsing, T’ien-Kung K’ai-Wu, translated as 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17th Century ,by E-tu Zen Sun and S. C. Sun (Univeristy Park, Pa., 1966), pp. 261-267。较弱的弓可以用较为简单的材料制造，甚至可以完全用木料制造出可以使用的扳机，但是这种武器缺乏穿透盔甲的力量。想要了解能够快速连发的19世纪中国的木弩，可参看Payne-Gallwey, The Crossbow, pp. 237-242。这些力量不够强大但制作精巧的武器（19世纪60年代在抵抗英国军队时实际使用过）可以用毒箭来加强杀伤力。
[23] Sergej Aleksandrovic Skoljar, “L’artillerie de jet à l’époque Song,” in Franise Aubin, ed., Etudes Song, ser. 1 (Paris, 1978), pp. 119-142; Joseph Needham, “China’s Trebuchets, Manned and Counter-weighted,” in Bert S. Hall and Delno C. West, eds., On Pre-moder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 Volume of Studies in Honor of Lynn White, Jr. (Malibu, Calif., 1976), pp. 107-138.
[24] Joseph Needham, “The Guns of Khaifengfu,”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1 January 1980; Herbert Franke, “Siege and Defense of Towns in Medieval China,” in Kierman and Fairbank,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pp. 161-179;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Feng Chia-sheng,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 Isis 36 (1946): 114-123; Wang Ling, “On the Invention and Use of Gunpowder in China,” Isis 37 (1947): 160-178.
[25] 关于武器和人员是如何被调动起来抵御女真人、保卫省城的详细情况，参看Hana, Berichte über die Verteidigung der Stadt Te-an 。
[26] Kracke, 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
[27] 这里的引文和军队费用的数字引自Hsiao Ch’i Ch ’ing,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ilan Dynasty (Cambridge, Mass., 1978), pp. 6-7。
[28] Wolfram Eberhard, “Wang Ko: An Early Industrialist,” Oriens 10 (1957): 248-252,其中记述了这段故事。
[29] Ma, Commençai Development and Urban Change in Sung China, p. 34.引文摘自1137年颁布的帝国法令。
[30] Ibid. p. 38.参看Lo Jung-pang, “Maritim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ung Navy .” JESHO 12 (1969): 61-68。
[31] Herbert Franz Schurmann,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üan Dynasty (Cambridge, Mass., 1967), pp. 3-4. Herbert Franke, “Ahmed: Ein Beitrag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Chinas unter Qubilai,” Oriens 1 (1948): 222-236,描述了这些外来者中功名最显赫的人物的兴衰史。他是伊斯兰教徒，出生于外高加索，曾经是盐业和其他专利产品的总管。然而，蒙古人虽然给商人更多施展能力的机会，但同时也大力动员海运用于国事目的，使得中国的海上贸易受到严重挫折，参看Lo Jung-pang, “Maritime Commerce,” pp. 57-100。
[32]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1971), 4, pt.3:476.
[33] 关于海战的详细描述，参看Jose Din Ta-san and F. Olesa Munido, El poder naval chino desde sus o ri genes hasta la caida de la Dinastia Ming (Barcelona,1965), pp. 96-98。
[34]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3, pt. 3, sec. 29, “Nautical Technology,” pp. 379-699，这本书是关于中国造船业和海军史的深入而有说服力的研究资料，笔者关于海军发展史的论述主要取材于该书，并且用了以下材料作为补充：Din Ta-san and Olesa Munido, El poder naval chino ；Lo Jung-pang, “China as a Sea Power,” Ear Eastern Quarterly 14 (1955):489-503; “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s extremus 5 (1958): 149-168; and “Maritim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ung Navy,” JESHO 12 (1969): 57-107。
[35]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4, pt. 3: 484.
[36] 郑和首次航行的目的也许是为了确保中国海上通道的安全，以防备帖木儿可能发动的陆上进攻，帖木儿于1405年准备向中国大举进攻时死亡。关于这一看法，参看Lo Jung-pang, “Policy Formul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on Issues Reflecting Peace and War,” in Charles O. Hucker, 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New York, 1969), p. 54。
[37] 更多关于中国远洋海运和贸易的资金提供，船舶的指挥、控制和船员组成的详细情况，参看Shiba,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 , pp. 15-40。关于中国商人对海外情况有何了解的问题，参看Chau Ju-kua,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 trans. Friedrich Hirth and W. W.Rockhill (St. Petersburg and Tokyo, 1914)。
[38] August Toussaint,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Chicago, 1966), pp. 74-86; Paul Wheatley, The Golden Kherso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alay Peninsulabefore 1500 A.D. (Kuala Lumpur, 1961), pp. 292-320; K. Mori,“The Beginning of Overseas Advance of Japanese Merchant Ships,” Acta Asiatica 23 (1972): 1-24.
[39] Lo Jung-pang, “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pp. 149-168; Kueisheng Chang, “The Maritime Scene in China at the Dawn of the Great European Discove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4 (1974): 347-359.
[40] 参看John V. G. Mills, ed. and trans., Ma Huan, Ying-yai Sheng-ian: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1433] (Cambridge, 1970), Introduction。
[41] 关于这次军事失利的详情，参看Fredrick W. Mote, “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 in Kierman and Fairbank,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pp. 243-272。
[42] 这是范济写的奏章，引自Lo Jung-pang，“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 p. 167。更多关于决定撤退的细节，参看Lo Jung-pang,“Policy Formul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in Hucker,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pp. pp. 56-60。
[43] 据Matsui Masato, “The Wo-K’uo Disturbances of the 1550’s,” East Asian Occasional Papers 1 (Asia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Hawaii, Honolulu,1969), pp. 97-107，明朝政府于1390年、1394年、1397年、1433年、1449年和1452年重新实施了对海外贸易的禁令。
[44] Jitsuzo Kuwabara, “P’u Shou-keng: A Ma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Memoirs of the-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7 (1935): 66.
[45] 关于“倭寇” 的问题，参看Kwan-wai So ,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Lansing, Mich., 1975); 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la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64), 1: 95-99。
[46] 关于后来的一些实例，参看Ping-ti Ho,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1954): 130-168。
[47] Archibald Lewis, “Maritime Skills in the Indian Ocean, 1368–1500,” JESHO 16(1973): 254-258, 其中列出了大量贸易商品的名称。
[48] 关于马六甲的情况，参看Wheatley, The Golden Khersonese, pp. 306-320。
[49] 在南亚沿海国家商人与统治者如何相互作用这一问题上，我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Niels Steensgaard，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 (Chicago, 1974),pp. 22-111影响。Steensgaard描述了公元1600年左右的情况，主要是商队贸易的情况。但是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直到公元1600年以后，统治者和陆地经营的商人的关系与他们和乘船而来的商人的关系也没有明显的不同。“保护税” 的概念是由Frederick Lane提出的，“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Violen ce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8 (1958): 401-417, 他对中世纪地中海区域意大利人的事业所做的调查研究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模板，我相信在印度洋沿岸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Archibald Lewis对这个题目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概论，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出统治者和商人之间关系的问题，“Maritime Skills in the Indian Ocean,” pp. 238-264。
[50] 《古兰经》第4章第29节：“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惟借双方同意的交易而获得除外。” Arthur J. Arberry, trans., The Koran Interpreted (London, 1955).
[51] 这是Stefan Balazs著作的中心论点，参看“Beitrà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 Zeit” (n. 2 above), 也是Jacques Gernet的中心论点, 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 au Xe siècle (Saigon, 1956)。
[52] 我已故的同事Marshall G. S. Hodgson几年前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但是缺少证据支持这一论点， The Venture of Islam (Chicago, 1974), 2: 403-404。
[53] 参看William H. McNeill, Venice: The Hinge of Europe, 1081–1797 (Chicago, 1974),pp. 1-39。
[54] 参看Archibald R. Lewis, The Northern Seas: Shipping and Commerce in Northern Europe, A.D. 300-1100 (Princeton, 1958)。
[55] Robert Lopez, Genova Marinara nel Duecento: Benedetto Zaccaria, ammiraglio emercanti (Messina-Milan, 1933).
[56] 关于地中海的情况，Robert S. Lopez and Irving W. Raymond,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New York and London, 1955), 是有用的入门级材料；关于印度洋的情况，Michel Mollat, éd.,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de commerce en orient et dans l’océan indien: Actes du huit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Beyrouth, 1966 (Paris, 1970)，是对目前了解甚少的情况的最好总结；关于中国的情况，Shiba,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 pp. 15-40；关于印度贸易有趣的间接说明以及它和地中海方式的一致性，S. D. Goitein,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Leiden, 1968), pp. 329-350。
[57] Luc Kwanten, Imperial Nomad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500-1500 (Philadelphia,1979), 这本书对目前了解的情况做了恰当的概括。
[58] 参看Yü 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7), p. 209及其他各页。
[59] 据Hsiao Ch’i Ch’ing所述，每年向喀喇昆仑山脉运送的粮食在20万～30万石，一石为157.89磅，或者大约为3浦式耳小米，2¾蒲式耳小麦。参看Hsiao Ch’i ch ’ing,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üan Dynasty , pp. 59-60。
[60] Jacques Gernet, Le Monde chinois (Paris, 1972), p. 351.
[61] 关于伊斯兰社会中牧民和城市居民的关系，参看Xavier de Planhol, Les fondements géographiques de l’histoire de l’Islam (Paris, 1968), pp. 21-35；关于基督教的巴尔干社会，参看William H. McNeill, The Metamorphosis of Greece since World War II (Chicago, 1978), pp. 43-50。
[62] 关于契丹成为“新一代” 游牧社会的代表，参看Gernet, Le monde chinois , p.308; 关于中东军事奴隶，参看Patricia Crone, Slaves on Hor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Polity (New York, 1980)及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1981)。
[63] 针对这一问题的论点和论据，参看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 1976), pp. 149-165, 190-196。
[64] John E. Woods, The Aqquyunlu: Clan, Confederation, and Empire: A Study in 15th/9th Century Turko-Iranian Politics (Minneapolis, 1976), 这本著作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城市居民和游牧民族如何相互作用和（通常）相互联合，组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国家。1000年之后，伊斯兰的疆域分成了许多这样的不稳定国家。
[65] 参看S. D. Goitein, “The Rise of the Near Eastern Bourgeoisie in Early Islamic Time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3 (1957): 583-604。
[66] 我不了解关于这几个世纪中东气候变化的学术讨论。关于欧洲的情况，参看Emmanuel LeRoy Ladurie, 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mil (Paris, 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