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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的工业和武器制造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比欧洲要早数百年。然而，新的生产方式即使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最后还是以解体告终。其解体正如其当初的出现一般，同样不同寻常。政府的政策时有变更，当年促成变革的社会背景后来竟成了阻碍创新的因素，或者至少不能助力创新。中国因此失去了其在工业、强权政治和战争中的领先地位。原先地处偏远的“蛮夷之地” ——在东方有日本，在西方有欧洲——竟取代中国的蒙古君主，成为世界上最强劲的黩武者。
早在中国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消失之前，就有一股强劲的变革之风开始横扫连接远东与印度及中东的南方海域了：随着市场机会的增多，货物流通和人员流动也日益频繁。为了寻求发迹和糊口谋生，越来越多的商人和小贩开始活动，从而给人类事务带来了远超任何年代的变化。
中国财富的显著积累和技术发展基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大规模商业化。因此可以说，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于从日本海和中国南海到印度洋乃至整个欧洲海域兴起的商业活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趋势下，1亿人口 [1] 日益置身到商业网络之中，通过买卖商品来养家糊口。这种生活方式与文明世界大部分地区人民的谋生方式迥然不同。事实上，本书的立论前提就是：公元1000年前后的几百年间，中国朝着市场调节的方向迅速演变，而这一点在世界历史上起到了改变均势的关键作用。我认为，中国的榜样促使人类对下述问题进行了长达千年的探索：依靠价格以及个人或者小团体（合伙经营或者商队）的私利观念来协调大规模人群的活动，最终会有什么样的成果？
当然，人们照旧要服从命令。指令行为和市场行为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矛盾丝毫没有减少。但是执政者发现，摆脱财政束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财政状况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供应市场的商品的流通情况，而统治者对商品的流通已无法进行控制。他们和臣民一样，日益陷入现金和信贷的罗网之中，因为事实证明，使用金钱能比其他任何办法都更有效地动员财力、物力和人力来进行战争或从事其他公共事业。社会必须创立新的管理体制和新的政治指导模式来调和军事力量与金钱势力之间的初期对立。到后来，在这方面手法最高明的社会——西欧——就成了世界的主宰。
欧洲的兴起是下面几章的内容。本章主要探讨中国变革的动力和局限，以及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最初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