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的武器与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工业化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因为青铜冶炼技术从一开始引入便使得技艺娴熟的匠人成为生产刀剑甲胄不可或缺的人才。另外，此时的青铜还相当稀缺且异常昂贵，所以只有极少数特权武士才可能拥有全套的装备。因此，专职武士同技术专家一道出现，前者几乎完全垄断后者的产品，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但“战争工业化” 一词其实并不适用于古代的河谷文明，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还是古印度、古中国。首先，那时的祭司和寺庙与武士和将领争相享用青铜产品及其他奢侈品，而最初统治者的权力可能更多基于其僧侣身份而不是军人身份。其次，当时社会绝大多数人是在田地里耕耘的农民，只有勤勉劳作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真正的剩余产品数量很少，所以作为僧侣祭司或军人的统治者以及工匠也都很少。而且在这少数人的群体当中，工业化的成分也相当不显眼。刀剑盔甲一旦铸就便要长期使用，哪怕在征战中变钝或者有了损伤，也只好稍加磨砺或锤打然后接着使用。可以想见，那时生产刀剑盔甲的匠人还是很少的，肯定要比勇猛的武士少得多。

由于锡、铜矿石不常在同一地方出现，而且由于锡矿石本来就相对稀少且路远难求，所以限制古人从事冶金和武器制造的关键因素更多是金属及矿石的发现和采掘，其次才是生产的技艺。换句话说，从事贩卖和运输的人甚至比工匠还要重要。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必须把与可能的金属供应商的关系考虑进去，哪怕这些供应商处于其直接行政管辖的范围之外。同时，政府要保障商路的畅通，使其不受对手或强盗的骚扰，要做到这一点虽有时困难重重，但的确非常重要。而另一方面，时人常觉得只要有相应的技术传统在，从人群中找些技术娴熟的金属工匠总不成问题。

当时打起仗来，人们依靠的通常是既有的武器装备，得失也不过是战场上的缴获或损失而已。比较而言，军队最不可或缺的是粮草，粮草是否充足决定着战事和军队的规模。不过有时也存在例外，比如传染病的暴发会突然改变战争的走势，例如公元前701年亚述人进攻耶路撒冷时遭遇的离奇惨败，这一事件甚至被记到了《圣经》里面。

防范疾病或其他惹怒诸神的恶行是僧侣祭司的职责所在，其使用的手段是宗教仪式和祈祷，而增加军队的粮草供给则是统治者及行政官员的职责。当然，最直接且快捷的方式是依靠暴力，比如从粮农或畜牧者手里抢得粮食或牲畜，然后马上或不久以后就消费掉。但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军队必须有能力迅速地克敌制胜，而后转战他乡，如若不然，战利品很快会消耗殆尽，随后会对乡里造成大面积的毁坏。比如失去供给的农民很可能会饿死，即使没饿死的也很难找到用于来年播种的种粮。遇到这种情况，往往要过好几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实现生产生活的真正恢复。

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得王国国王萨尔贡一世的横征暴敛即是一例，他在公元前2250年前后曾大肆掠夺其首都基什附近的所有村寨，说明这种有组织的掠夺行为虽然快捷却也潜力有限。有一则铭文这样记载：

总是有54 000人规模的军队跟随自然使萨尔贡王能够力压地方群雄，也难怪他能顺利赢得34场战役。但要养活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也必然需要每年出征，结果，军队的粮食供给是有了保障，却同时毁掉了一片又一片的良田和村落。这种政体对广大民众的消耗显然是巨大的。事实上，萨尔贡王的军队颇类似不时泛滥的流行病，在杀死大量人口的同时，却使宿主群体获得了效力能持续好几年的免疫力。同理，军队的洗劫降低了土地的产出，使得维持同等规模的军队变得不切实际， ^[2] 直到数年后人口和耕地产量得到恢复后才有可能。

然而，一旦传染性的微生物与其人类宿主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日益密切且达到一定规模，那么流行病就会演变成地方病。战争的情况亦然。因此，当我们把视线由萨尔贡王转移到大约2000年后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公元前539—前332年）时，就会发现：伴随时间的推移，战争对帝国臣民的破坏程度已有所减弱。比如，波斯王薛西斯在公元前480—前479年大举入侵希腊前夕，曾在波斯波利斯的皇宫责令地方代理人筹措粮草并存储在行军线路的各个站点，所以在大军——其规模甚至超过了萨尔贡王的军队——开拔至希腊的过程中并未给所过之地带来破坏。但到了希腊后，由于在当地不可能获得充分的补给，所以大军在此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数周。正因为如此，希腊半岛最南端诸城邦一旦拒不投降，薛西斯王所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军队大部撤退，因为要让整个大军在希腊战场过冬根本无力筹措足够的粮草。 ^[3]

就我们目前所知，薛西斯王的军队所到之处，当地人缴纳的税金和租金并未受到影响。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税金和租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军队行军线路上的多个储存库，才使得沿路平民免遭军队的劫掠。相比萨尔贡王时代的劫掠体制，这种有规矩的租税制度带来的互利共赢是显而易见的。如此，国王可带领军队顺利实现征伐而无须担心粮草供给或长途跋涉，远比一路行军、一路劫掠强多了。对农民而言，拿出收成的一部分充作相对固定的租税，也可以躲避不时陷入贫困的厄运或饿死的危险。虽然农民缴纳租税并非易事——因为古代帝国时期农民的收成大致不过勉强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薛西斯王的租税制度相比萨尔贡王的劫掠制度显然更富预测性，也更有规矩，哪怕是考虑到如下因素亦如是：租税每年都要征收，而劫掠却可以好几年才进行一次。因此，尽管征收租税会造成统治者和地主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对立，双方还是更愿意选择有规矩的租税，而不喜欢抢劫。

有关租税制度在其他古代帝国的演进，由于文献不足，都不如中东地区来得更清晰生动。但很显然，古中国、古印度及不久以后伴随罗马帝国兴起而成型的地中海世界，都曾见证过类似的帝国官僚制度。美洲的印第安文明虽与上述文明存在一定的时差，但也发展出大致相当的行政管理制度，其功能也是把农民土里刨食的收成部分转移到身居远方的统治者手里，而统治者就可以使用这样得来的粮食和物品发动战争或从事祭祀活动，无论是出于自己还是心腹谋士的筹划。

值得指出的是，战争并非总是高于一切。有时候，相比花费大量资源维持庞大的军队，统治者更喜欢组织隆重的宗教典礼或从事规模宏大的建设工程。在古埃及，由于地理条件优越，王国周边的防御根本无须煞费苦心，第五王朝的法老遂开始动员大量人力建造金字塔——据说每个法老在位期间都要建一座，而金字塔的宏伟程度足以说明在位法老的威势和组织能力。甚至在战争不断的美索不达米亚，神庙建设的花费也似乎与军事行动并驾齐驱。在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用于从事战争和改善福利的资源 比例变化不定，古今亦然。

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就是无论资源在古代被投入何种大规模群体活动，这种群体活动得以实现总是出于上方的指令，即由统治者或其代理人及僚属发令，而由众人执行。人类出于幼年的自身经历，大概从根本上颇适应这套公共管理模式，因为从小就有父母发号施令，子女的职责就是闻令而行（时常也存在被逼无奈的情形）。父母之于子女，自然要懂得更多且身体更强壮，而古代帝王之于臣民，自然因官僚体系上传下达之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且因掌管专职的军队而远强于普通臣民。有时候，统治者还以活神灵的形式出现，从而有能力享用另一种权力。

整个古代帝国体系中最棘手的是长途贸易及从事长途贸易的人。但从远处输入一些物品还是必需的。比如，用来制造青铜器的锡通常就必须从远处进口，因为通过强令，通常无法迫使众人从事采矿、冶炼锡并铸成锭，然后跨越大洋和陆地把锡锭运送到国王和大祭司所需的地方。当然，要获得其他稀有产品也无法通过强令动员的方法有所收获。此时，统治者或当权者就必须学会与拥有此类产品的人平等交易，这样，外交惯例和方法就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当权者发号施令的方法。

这一过渡过程无疑是缓慢而艰难的。在那个久远的年代，国王实施军事远征，目的之一就是夺取来自远方的产品。比如，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约公元前3000年？）曾发动一次远征，目的是夺取远方的杉木：

但组织袭击以获取稀有资源总是要冒很大的风险。从上述故事我们得知，国王吉尔伽美什在远征杉木林之后失去了好友和伙伴恩奇都，这是以诗意伸张正义，因为恩奇都拒绝和平交易，详见下文：

于是，两位主人公杀死了胡瓦瓦，而后回到乌鲁克，想必还同时带回了杉木。

杀害胡瓦瓦的决定反映出当时非常不稳定的权力格局。吉尔伽美什的军队不可能长久地驻守杉木林，只能偶尔率大军压境，而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很容易。若是不杀掉胡瓦瓦，那么一俟远征军撤离，胡瓦瓦的势力势必东山再起，照样会无视异族人的意愿。显然，要确保乌鲁克的木材供应，靠这种方法是办不到的，不管吉尔伽美什是否接受胡瓦瓦的降服。

既无力将边远地区纳入辖区，又要确保从那里获取稀缺资源，更可靠的办法是以一些实物进行交换，也就是说用交易代替掠夺。一般说来，文明社会所能提供的是能工巧匠制造出的某种产品，虽然这种产品最初问世通常是为了讨好神灵和统治者。

当然，这种奢侈品数量极少，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因此，数个世纪以来，物物交易仅限于少数稀缺物品，交易双方则不外文明地区的君主、行政官员和边远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也只有文明地区的君主和行政官员能够享用能工巧匠依指令生产出的奢侈品。而文明地区的君主和行政官员乐于与之从事交易的对象只有边远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因为后者能够组织人力从事采矿、伐木等大规模体力劳动，然后把产品运抵文明地区。因此，这种交易会使周边地区复制文明地区的指令模式（有时一开始只是很小的规模），就像DNA和RNA在有利的环境中会复制复杂的分子结构一样。

交易条件是通过谈判议定的，一方面自然要顺应市场的供需状况，而另一方面也少不了关照权势、威望和礼仪。帝国既需要来自远方的物品供给，而远方的族群又不完全听命于帝国的管制，这对古代帝国的管理确实构成了某种制约。不过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就维持军队和行政机构——这是薛西斯等古代君王实施统治的一对支柱——而言，大多数必需品都可以在帝国内部找到，而且通过指令还能得到有效的调配。相比其他所有物品，这其中最重要的要算粮食了，因为人（及驮畜）只需几天不吃不喝就会一命呜呼，这个简单的事实使其他物品相形见绌。

上面曾谈到两种贸易关系，一是君主国与本国以外地区的贸易关系，二是政府在本国境内的贸易关系，二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如上述所言那样巨大。地方官员及其他僚属在各地为君主效力，君主则必须结合实际对其进行适当的奖惩，其中包括赏赐、赞扬和处罚。指令性动员只有在臣属服从命令时才有效，而要人服从就如同兜售物品一样，必须要花钱购买才行。与付给距离更远、更富独立性的地方大员的款项相比，这种要人服从的付出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早期文明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是因为统治者和当权者能够把粮食从生产者那里转移到自己的手中，后者再以这样得来的粮食养活随行的军队和熟练工匠。有时，统治者还会调集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粮食生产者从事某种公共建设工程，比如开凿运河、加固城防工事或修建神庙。从本质上说，这些都属于把资源从大多数人那里转移到极少数人手中的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奢侈品在统治阶层内部的流动，比如高官对随从或部下的赏赐，或臣属对权贵的进贡。跨越政治边界的贸易其实不过是上述当权者之间的馈赠与进贡的一种翻版，差别只在于前者更容易突然中断，也不像后者那般充满尊卑意识及俯就屈尊的作为，因为后者毕竟是在文明国家的精英之间展开的。 ^[5]

古代帝国的另一个特征是，每个政治实体都有其自身最适宜的幅员范围。要确保税收能够顺利进行，君主须至少每年有一段时间居住在都城，因为对君主主要臣属的奖惩信息要汇聚到一个中心地带才更便捷。在这里，相关事宜必须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不然的话，整个行政机器就可能很快停止运转，使得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的计划落空。此外，统治者还必须有私人卫队严加防范，一是要保障君主的安全，二是要吓倒或击败任何可能策动反叛的对手。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案是君主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某个核心地带，这一核心地带还必须处于资源流动的通道——尤其是水流通道——上，能够常年确保粮食从附近的乡野得到有效的补充。

但是，如果国家必须有都城，而且君主必须常年或部分时间居住在都城，那么帝国疆界的扩展自然会受到限制。要确保帝国有效运转，君主必须有能力在内乱危局或外敌犯境时以优势兵力去应对。但如果君主及其卫队每年必须有部分时间居住在都城，那么遇到必须行军90天才能抵达险境的情况可就危险了。

薛西斯入侵希腊时，远离都城，远远超过了行军90天的行动半径。 ^[6] 所以，薛西斯王的远征大军未能取得最终胜利便不得不仓皇撤退。事实上，波斯人入侵希腊已超越其帝国扩张的范围。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在试图扩张时实际上也曾遭遇类似的限制，当然，帝国边界处未遭遇强敌挑战的情况除外。若真是那样的话，则君主只需少许守卫部队和外围的骑兵远征军（比如类似薛西斯王率领的骑兵远征军）就可以行使主权或拓展帝国的疆域。比如，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几乎每一次开疆拓土都是这种情况。不过，一旦边远地区的政权实施有效的抵抗，那么中国军队就会遭遇与薛西斯大军相同的命运。越南之所以能够保持独立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运输与粮食供应是古代统治者及其所属军队必须面对的主要限制因素。相比而言，金属和武器虽然也很重要，却不是决定因素，而且战争工业化的程度长期以来都非常低，几乎微不足道。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能从历史记载中洞悉武器系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这是因为历史上毕竟会发生时断时续的技术进步和发明，而这足以改变战争的条件和军队的组织形式。当然，这种改变常伴随意义深远的社会政治变革，而我们置身于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的系统变革的框架中观察，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帝国的兴衰成败了。 ^[7]

这种变革的第一个起点上文已经提到过，即大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人类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使用青铜武器和盔甲，这可以说是在文明史的开端就发生的事件。就在薛西斯王可自由支配的指令性帝国管理体制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成型之前，武器系统的第二次变革发生了。这是战车在设计上得到重大改进的结果：公元前1800年之后不久，人们发明了双轮的轻型马拉战车，战车异常坚固，可以在战场上左突右冲而不会倾覆，也不会轻易发生故障，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战场上的机动性和火力。使战车成为优良的战争工具的最关键的因素是装有辐条的车轮的发明，车轮中间还有轮毂和车轴装置，可以起到减少摩擦的作用。用木料制造出带轮毂的车轮，使其呈精确的能够保持动态平衡的圆形并承载数百磅 的重量高速奔驰而不至撞成碎片，这本身很不简单，所以只有专门的车轮匠才能完成。短小坚固的复合弓对战车武士而言也是重要的武器装备，其制造同样需要高超的技艺。 ^[8]

战车的设计得到完善之后，站在驭手旁边的娴熟的弓箭手就可以向敌方步兵发射雨点般的利箭，而自己因战车在高速行驶处于相对安全的位置。在平坦的开阔地带，这种飞驰的战车可以轻松超越步兵，或切断步兵与补给基地的联系。此时的战车简直势不可当，至少在战车问世的早期是这样，虽然敌军在崎岖不平的地面或陡峭的山地总能找到地方躲避战车武士的袭击。不过，当时所有的文明中心都处于平原地带，所以战车即使有此缺陷也无关紧要，当时最紧要的问题是从哪里能够找到足够的马匹以及制造车轮和弓箭的能工巧匠。还有一点就是，青铜冶炼也很重要，因为战车武士需要刀剑或长矛，还要身着盔甲以自我保护，毕竟这是文明时代的武士早已习惯了的做法。

最善于充分利用战车战法的要数草原居民了，他们因为生活方式的缘故肯定能找到足够的马匹。因此之故，装备了战车的草原入侵者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曾征服或蹂躏了中东所有的文明国家。新来的入侵者建立了许多“封建” （feudal）国家，由少数擅长驾驭战车的精英武士把控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军队，他们与封建领主们共同行使统治权，但后者能否有效统治取决于是否得到大多数战车武士阶层的支持。随着战车武士不断征服中东诸国，他们掌控了当时的大部分农业收成，有的是抢来的（初始阶段通常是这样），有的是靠收税得来的（这种强征暴敛后来逐渐变得更为经常化）。这种行为的后果是削弱了中央集权，因为中东诸国实际上业已建立起帝国的某种官僚体制。不过不久之后，复兴了的中央集权政府很快就掌控了这种新的军事技术。比如，公元前1520年之后，埃及的新王国用从努比亚得来的黄金雇用战车武士，很快建立起一支常备的专业军队，从而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得以力压群雄。

在中国和印度，战车的引入带来了更富戏剧性的变革。公元前1500年前后，战车打破了古老的印度河文明，在历经数个世纪的“黑暗时代” 之后印度河流域才又兴起新的文明格局。与此相反，在中国，善用战车的商朝很快战胜了此前早就在黄河流域立足的更加高度分化的王朝，作为战车武士的商朝统治者因此获得了更奢华的生活方式、更多的收入，这一格局塑造了后来的中国文明，使中华文明的特征更为显著。

在欧洲，战车的作用似乎没有那么大。诚然，在爱琴海地区，伴随战车技术引入希腊，旋即就出现了政治霸权从米诺斯向迈锡尼的转移。此后的几个世纪，在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甚至人迹罕至的不列颠也出现了战车。但假如荷马讲述的有关迈锡尼人的战斗故事准确属实的话，那么欧洲武士显然未能充分利用战车战法带来的机动性和武力优势。相反，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都是先从战车上跳下来，然后用长矛或其他近身格斗武器大打出手，战车只是一种炫耀的家什，或者至多只被当作战场上便捷的运输工具。

战车的劣势在于它颇为昂贵。首先必须有精良的制作，其次在没有常年青草的地带，饲养马匹必须消耗大量的粮食，而那时粮食都颇为金贵。因此，在战车武士统治的社会，往往只有极少数的贵族存在，而这极少数的武士阶层控制着农民从土地上得来的大部分剩余产品。工匠、商人、游吟诗人甚至僧侣对上述少数统治精英都采取阿谀奉承的态度。而一旦这类精英相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而言属于异族时——事实上经常是这样，那么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自然就会生发一种普遍的冷漠无情。

但与此相反，下一次武器系统的重大变革却为古代世界的战争带来了极端民主化，使上述趋势发生了逆转。约在公元前1400年，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某个地区，人们学会了用铁制作实用的工具和武器。不过，这种技术直到公元前1200年前后才开始广泛传播。因此，铁器很快变得非常便宜，因为铁矿石在地壳的分布极为广泛，而冶铁所需的木炭也不难烧制。所以，普通人在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开始拥有和使用金属，至少是少量地拥有和使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铁制犁铧改善了耕作条件，使可耕种范围扩展到此前较难开垦的黏土地带。于是，财富开始缓慢地稳步增长。普通农民历史上第一次从并非自己制作的器具中获益，换言之，农民从作为文明标志的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娴熟技艺中得到明显的好处。这种情况发生后，文明的社会结构比此前要稳固得多。此时，要推翻某个少数人统治的政权不再像以前那样几乎摧毁整个社会分化的架构，比如在此前的印度河流域就是这样。

仅就战争而言，由于铁器价格低廉，所以社会上有更多男性可以制备自己的金属武器和铠甲参战。普通的农牧民因此在战场上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威猛和战斗力，以至此前仅由少数贵族精英统治的战车时代几乎戛然而止。从此，人类步入了一种更为民主的时代，挥舞着铁器的入侵者掀翻了靠垄断战车而兴起的少数精英统治的政权。

居住在山地的边民和其他蛮族群体可谓是从金属贬值中获利最多的人群。在这类群体当中，首领和随从中间盛行着一种坚固持久的道德凝聚力，传统的均平互助的生活方式使整个族群往往非常团结。战车武士根本无力团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抗新近穿上铠甲且富有战斗力的蛮族人。事实上，那样做只会招致当地人揭竿而起反抗自己的统治。因此，先前的战车贵族往往缺少来自下层民众的支持，战车发射的利箭也敌不过身披铁甲、手持盾牌的蛮族，可叹先前神勇无比、无往不胜的战车战法，现在在战场上变得全无用处，所以战车武士的统治很快被新的蛮族推翻了。

在中东地区，冶铁技术的传播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促成了新一轮的侵略和移民热潮。新来的希伯来人、波斯人、多利安人等族群渐次登上历史舞台，从而开启了一个野蛮却更具平均主义的时代。正如《圣经·士师记》作者在一段充满血腥暴力和大肆屠杀的故事结尾处所说的那样：

不过事实证明，平均主义和地方上的无法无天只是短暂的。此后不久，职业军队的优越性就开始显露出来。战车武士入侵前在埃及和巴比伦已存在的中央集权的传统很快被雄心勃勃的建国者所利用，如扫罗王、大卫王及其多个对手。因此，公元前1000年之后，官僚君主制的政体再度在中东地区盛行起来，各君主国都有常设的军队，必要时还征募民兵作为补充。维持职业军队的资金都来自税收，所以上述薛西斯王维持其庞大帝国的那种指令性结构当时业已开启。

在铁器时代早期，亚述的一代代国王最精于武装力量的集权管理之道。他们发展了军队内部的等级管理制度，谁服从谁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同时，装备和建制都施行标准化，还为有才识者铺就了一条晋升之路。总之，几乎所有为后人所熟知的军队管理官僚主义原则要么是亚述国王发明的，要么是经亚述国王标准化的。与之平行的文官制度则能确保为计划中的战役储备足够的粮食，为军队的长途跋涉修筑道路，为修建堡垒动员劳动力，等等。

当然，经亚述人规范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并非没有先例，正相反，这其中的很多先例甚至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但史学家对亚述人成就的认识都带有某种源自基督教《圣经》的敌意色彩，即亚述人异常凶残，于公元前722年灭掉了以色列王国，后在公元前701年又差一点儿灭掉了犹太王国。但毫无疑问，正是亚述人建立起了最根本的帝国行政管理体系，时间是在公元前935—前612年，这套体系在文明世界大部分地区一直持续到2000多年后的19世纪。得意扬扬的亚述征服者还别具匠心地发明了一系列新的军事装备和编队战法，比如多种复杂精巧的攻城器械，事实上，亚述人在攻城时总要带上攻城车。总之，亚述人在军事管理方面表现出一种卓越的理性，从而使亚述军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军纪最为严明的军队。

亚述人总乐于尝试新的军事模式，但不无讽刺的是，正是这一点加速了亚述政权的灭亡。在公元前612年攻打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的联军中有一个新兵种——直接坐在马背上的骑兵，他们的攻击从此彻底铲除了亚述帝国。现在我们已无从知晓究竟骑兵最初是何时、何地被纳入军旅的，但早期图像中展示的恰是骑在马上的亚述士兵。 ^[9] 显然，亚述人在不断摸索有效战法的过程中，发现了可以同时驾驭坐骑并双手弯弓射箭的做法。起初，他们让骑士两两配对，其中一人驾驭两马，另一人搭弓射箭。这种做法显然是在模仿长久以来盛行的战车战法，即驭手和射手的合作，而骑士配对正可谓没有战车的战车武士。而一旦战车武士学会了直接骑在马背上，就可以摆脱战车，战车也就成了不必要的累赘。 再到后来，骑士与马匹之间的配合越发默契，以至于骑手完全可以松开缰绳，用双手直接射箭了。

大多数史学家认为，那些从骑兵革命中受益最大的草原游牧部落同时也是这种利用马的速度和耐力的新战法的发明者。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却缺少证据。草原的游牧部落虽然后来成了骑马射箭的能手，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发明了这项技术，而只能说明：相比其他族群，他们更为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新战法。而亚述人最初使用的双骑士配对的战法反倒更能说明，他们才是这种将马的速度用于战场的主要先驱。

后来，草原游牧民族大都习练骑射，甚至有能力向定居的文明地区发动大规模的侵略。但骑兵战法真正传遍整个亚欧大陆的草原地带却是在好几个世纪之后。从草原地带发起骑兵侵袭的起点大约是在公元前690年，当时，一个被希腊人称作辛梅里安人（Cimmerian）的族群攻破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值得一提的是，这刚好是在亚述人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骑兵差不多两个世纪以后的事。辛梅里安人原本居住在茂盛的乌克兰草原，而且在灭掉弗里吉亚（Phrygia）王国之后又回到了那里。后来，从中亚阿尔泰地区西进的新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n）又灭掉了辛梅里安人。此后在公元前612年，斯基泰人又派大量骑兵第二次侵袭中东地区，并参与了洗劫尼尼微的战斗。

这两次大侵袭开启了一个中东军事史上的新时代，其影响达至公元14世纪。而在远东地区，直到公元前4世纪才出现蒙古及其邻近地区的骑兵四处袭扰的明确记录。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公元前771年西周王朝的覆灭可能与来自阿尔泰地区的斯基泰骑兵入侵有关。 ^[10]

骑兵革命在欧亚大陆的影响是深远的。草原上的牧民一旦掌握了骑术并学会就地取材制造弓箭及其他武器装备，就意味着他们以远低于定居文明的成本，拥有了一支高速机动且随时能投入战斗的军队。因此，草原武士可以肆无忌惮地袭扰位于其南部的定居文明，除非后者能如法炮制并建立起自己的类似蛮族的快速机动、士气高昂的军队。

“以夷制夷” 显然是一种可行的战术。事实上，这正是薛西斯及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先辈们为保卫其草原边疆常使用的方法。大多数中国君主也曾采取同样的办法。具体而言就是：给居住在边疆的部落发放军饷，让他们抵御可能的外来侵袭者，这样就等于沿边界编织了一层不透明的隔膜。但这种做法的缺陷是，这样的隔膜总是很容易破损。戍边部落本该抵御外敌，可事实上这些人总在游移，总试图加入犯境的蛮族入侵者一边，因为从短期看，劫掠的收获总比军饷要高得多，至少比与付饷的政府协商提高的军饷额度高多了。

草原部落对阵文明国家的君主及官吏，此后2000年的历史正是在这一对立的大框架下展开的，由此生发了变化无穷的军事、外交及经济关联。领取防务酬劳和参与劫掠袭扰往往交替发生，而有时洗劫过度反倒让所有相关方都变得一贫如洗。围绕单一首领形成的草原战争联盟此起彼伏，而这些首领通常是极富个人魅力的领袖，从而构成战争或政治的又一重要变量，比如其中最杰出的成吉思汗（1162—1227年）。但无论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不间断的政治军事纷争如何变幻，草原民族一直占尽优势，其原因正在于前者的军事机动性更强，其装备军队的投入也相对低廉。这就造成了文明地区反复遭游牧民族征服的局面。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地方防务削弱，游牧民族侵袭的次数就会逐年增多，因为掠夺性远征得胜的消息会迅速传遍整个草原。如果地方防务彻底崩溃，入侵者就会想到永久占领无力自卫的地区。因此，入侵者成了统治者，并且很快认识到收税比抢劫的好处要多得多，于是就开始保护缴税的臣民不受其他掠夺者劫掠。这时，地方防务有望加强，至少短时期会是这样，直到再后来新统治者失去了部落内部的凝聚力，也丢掉了勇武好战的习性，转而贪图城市生活的安乐——于是又开启了新一轮的袭扰与征服的周期。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格局在草原居民当中逐渐形成。在整个草原地带，气温和雨量从西到东呈递减的状态分布。蒙古草原的气候条件变得对人畜都相当恶劣。而在蒙古东部，由于雨量充沛，牧草更为丰盛，气候也要温和一些。这种地理分布的后果就是：蒙古草原的游牧部落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离开蒙古，向东或向西去寻找更丰盛的牧草。据信斯基泰人就是被西部草原的优质牧草吸引而在公元前8世纪从阿尔泰迁徙至乌克兰。此后数个世纪中，又有讲印欧语的其他族群迁徙至东欧地区，其后是突厥人，最后是蒙古人，这一波一波的迁徙浪潮都是受欧亚草原地理的梯级分布影响所致。

由此可见，骑兵革命引发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草原部落会不时地征服与其毗邻的文明国家或地区，如中国、中东或欧洲，属于草原向农田的迁徙。与此同时，还有草原内部东西向的人口迁徙。前者意味着牧民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摇身一变成为文明地区的地主和统治者；后者则说明，游牧部落所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换个条件稍好的地方也可以继续下去。文明国家的统治者和军队为阻挡游牧部落侵袭所做的努力间或也有成功的事例。哪怕是长城也未能有效阻止来自游牧部落的侵袭和征服。

在草原和农田之间，地理和社会政治条件维持着某种波动式的平衡状态。由于雨水不足，草原的大部分地区不宜耕作。当然，在灌溉较便利的地区，如乌克兰，种植谷物还是颇有收益的，因为小麦也是一种禾本科植物。因此，在乌克兰以及同样优越的亚洲东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游牧部落既占据自然的牧草又同时从事农业种植，以这种交替的方式充分利用土地。决心长久占据这种相对边缘的农田的游牧武士经常驱赶扶犁耕地的农民，但在这些地方，毕竟还是农耕产出的粮食更多，所以在和平时期及人口增长期，农田会不时地突入草场，直到新的军事政治动荡诱发新的劫掠和新的破坏，使当地生活重新回到游牧的方式。

在公元前900—公元1350年这2000多年里，农牧之间的界限在中东和东欧的大部地区曾反复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骑兵战术赋予了游牧部落以更大优势，所以畜牧地带总体呈扩展之势，而农业生产却由于气候条件所限总是停滞不前。

而在远东地区，由于季风性降雨的缘故，农田与草原之间的转换更为剧烈。而且，由于中国人在北方半干旱地区的黄土地带实施精耕细作，其收成远高于在同一地区从事畜牧，所以哪怕在边疆的黄土地带，一旦游牧部落袭扰农耕告一段落，农耕便会很快恢复。 ^[11]

除上述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之外，武器系统的变革同样有助于游牧部落与定居的农耕者之间变动不居的界限的形成。武器系统变革的影响虽不是很深远，却足以改变西亚多地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结构模式。公元前6—前1世纪，伊朗的地主和武士培育出一种体大力壮的战马，完全可以驮起穿戴铠甲的武士 。这种战马往往还穿戴某种金属外罩以避免利箭的伤害。因为负载过重，这种战马不能像草原矮种马那样毫无负担地奔跑。但身着铠甲的骑兵队至少可以部分防范利箭的袭击，而骑兵队本身还可以用弓箭或长矛发动进攻。因此，与以往文明地区所能搭建起的防御相比，重装骑兵队是一种有效得多的地方防御方式。这些高头大马自然需要喂养，而大多数农耕地区的天然牧场都非常稀少，但因为这些马可以吃人工种植的饲料作物——尤其是紫花苜蓿，所以它们无须再与人争食谷物。 种植紫花苜蓿大大降低了养马的成本，所以伊朗人得以在农耕地区维持一支庞大可畏的重装骑兵。这些骑兵完全有能力保护农民不受大多数游牧部落的侵害。当然，骑兵们能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考虑：被保护的农民必须直接承担起他们的衣食生计。

当然，对时常遭受游牧部落侵袭的农民来说，供养一支伊朗式的重装骑兵还是值得的。但对居住在城里、政治上更活跃的人群而言，由于有城墙的保护，要供养一支类似上述骑兵队的地方防卫力量有时就不能令人接受。因此，这种新技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传播速度就不是很快。罗马军队自哈德良（117—138年在位）时代起 ^[12] 开始尝试这种新式重装骑兵，但“全甲兵” （cataphracts，希腊人对这种兵的称呼）的数量相当有限。而且在罗马时代及拜占庭时代早期，军饷都是以现金支付，而不是像在伊朗那样，军人就居住在村民中间，军饷直接由被保护的村民支付。 拜占庭社会实施较为彻底的封建改造是在公元900年以后，大大落后于拉丁语的欧洲，那里早在公元732年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将新式骑兵引进到欧洲西部地区以后的100年内就走上了封建改造的道路。

法兰克人使用这种高头大马的方式颇为新颖。这些拉丁语世界的基督教骑士不佩戴弓箭，而喜欢用长矛、钉头锤和刀剑近身肉搏。这与东方人所习惯的战法大相径庭，也难怪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对箭术不屑一顾。这与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西方骑士显然不合理地使用战车的情况颇为不同，事实上，西方骑士的战术还是非常有效的。其中的原因在于，骑士坐在飞驰的马上，其有效进攻都集中在长矛的尖端，冲刺时有巨大的冲力。只有装备相似的军队才有望抗衡这种集中力量的冲击。要想在双方激烈碰撞的时刻仍能安坐马上，骑士必须双脚用力抵住结实的马镫。马镫显然是5世纪末6世纪初发明的，其传播的速度之快，简直令后人根本搞不清它是在何地最先使用的。这一发明使得西方武士在战场上的表现异常勇猛，同时也增强了草原骑兵的战斗力，因为有了马镫，骑在飞驰的马上的弓箭手就可以更好地瞄准射箭。 ^[13]

重装骑兵在西亚和西欧的兴起再现了1800年前战车问世时对社会政治结构造成的巨大影响。每当优势兵力集中在少数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人手里时，就连中央政府也无力阻止这些人截取大部分剩余农产品并在当地消费掉。此时，“分封制” 势必成为现实的结果。不过，伊朗和地中海多地仍保留有不少旧帝国的建制形式和虚饰的礼仪，它们为后世重建更有效的威权政体提供了可效仿的模型和先例，因为毕竟有那么一天，既有的强权模式——尤其是军力模式——还会倾向于中央集权式的管理。

远东的发展模式颇为不同。虽然汉武帝公元前101年的远征把伊朗的骏马引入中国，但这种马在远东从未发挥过重要作用。此时，能够在100多码 以外将马上的披甲武士掀翻在地的强弩并不罕见。正因为如此，强弩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新式重甲骑兵带来的种种优势。不过，中国的统治者更喜欢利用通过税收得来的人力物力以求得某种适度的平衡，一方面要给驻守边疆的职业军人付饷，另一方面还须以外交礼品的方式给边境另一边的当权者付钱。在纳税人和用税人之间维持某种平衡，是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皇帝为中国社会定制的规范，而且此后被长久保存，时常被拿出来再度利用，哪怕官僚腐败或周边民族异乎寻常的猛烈进攻使中国社会不时瘫痪之后依然是这样。

主导的武器系统规定了时人的战争范式，而在不同的范式内部，纪律和训练情况的起伏变化构成了各自不同的地方变量，而不时涌现的卓越的军事首领可谓给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又增添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维度。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公元前323年在位）就是这样一位人物，要不是亚历山大大帝，我们很难相信古希腊文化会伴随马其顿大军对远在东方的亚洲产生影响。

穆罕默德以及团结在他周围的虔诚者团体的事迹更为出色。穆斯林的胜利完全取决于一种新式的社会风纪和宗教信仰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所有部落联合成一个单一的武装国家，虽然同时期武器的设计未见丝毫改变。但穆斯林却凭此在中东和北非建立了一个新的相对集权的帝国，并在广阔的土地上——从伊拉克一直延伸至西班牙——大力扶持城市建设、商业活动及社会的官僚治理。而在同一时期，邻近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却受军力平衡的制约，正大搞封建制权力下移的把戏。

在世界历史的主要事件中，伊斯兰教的兴起和早期哈里发国家的建立明白无误地说明：思想观念在人类事务中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有时甚至能够在各种力量的平衡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从而确立持久的、基本的人类组织模式。在某一特定的时空，当然会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结构，可一旦人们有意识地做出选择并发自内心地相信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这种模式会最终取胜。伊斯兰教在中东的兴起和传播就是如此，它决定性地推动了城市和官僚机构的发展，明确反对封建制的军事及社会组织原则。

伊斯兰教的威力在伊朗表现得最为明显。乡村里的骑士若要皈依新宗教，就必须放弃原有的军事化生活方式，哪怕这种生活方式数个世纪以来曾帮助其有效抵御来自草原部落的侵袭。这样做的结果是伊朗再度接受来自草原生活方式的渗透。从10世纪起，突厥侵袭者和统治者的出现便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公元1000年以前，曾普遍存在通过指令性系统动员人力和物力从事大规模事业的情况，人们对此也深信不疑。打仗和税收靠的是指令，营建公共事业靠指令，在边境地区从事垦殖也靠指令。 一旦统治者认识到光靠发布指令无法获得其想要的东西，他们当然要去交易。相比之下，即便在效率最高的官僚体制下，大量的内部管理工作都是靠中央政府与地方总督、地主、酋长、僧侣及其他当权者之间或明或暗的交易才得以实现。

跨越政治边界的权力关系也具有同样的交易性质，唯一的不同是：这种在不同辖区间往复奔走的中间人会超脱任何一方的公共指令系统，因为他们要在不同辖区的缝隙间开展工作。他们不是在既有的等级制体系中寻求功名利禄，他们想要的只是从交易的双方或交易的过程、路径中最大限度地谋取物质利益。 ^[14]

但这种行为是有限度的。凡人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又独立于任何既有的军事政治指令性结构，就会面临如何保护自身利益的问题。商人若不能得到权势显赫者的保护，那么只要他的财产进入地方当权者的势力范围，就无法制止后者将其攫为己有。要取得有效保护的代价很高，以至于高昂的代价抑制了私人资本的大规模积累。

而且，在大多数文明社会里，人们往往更看重有权势者——如官员和地主——并对其表现出尊重，而同时对商贾表现出不信任，甚至是蔑视态度。因此，商人挣了钱总会去购田置地或设法跻身当地的统治阶层。

因此，商业和市场调节的行为虽自古有之， ^[15] 但在公元1000年之前的文明社会里一直处于边缘和低贱的地位。大多数人一生与市场激励从不发生任何关系。人们的日常行为均受传统习俗的支配。人们的行为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多半是由于听从了社会上层人士的指令，而不是遵从市场供求和买卖关系。

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庄稼歉收和疫病流行之类的自然灾害的影响要大得多，远远大于任何人的行为的影响。在扶犁耕地的农民看来，甚至不时发生的武装侵袭者的强夺掳掠——经常是来无影，得手后又去无踪——也属于天灾的范畴，毕竟他们是这种祸端的主要受害者。经过预谋的、有意识筹划的行动非常少。那时的人类生活更像是生态平衡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遭受冲击，也根本没有我们现代人所拥有的技术、组织和资本作为缓冲。在大多数生活场景中，风俗和亘古不变的惯例都会提供颇为精准的行为指南。任何变化，无论是自我有意识的行为还是遵照某人的意图行事，抑或在旧的生活模式崩溃时陷入绝境而迸发出的行为变化，始终都被当作零星发生的事件，只能算是例外。

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的中心任务就是如何能够吃饱饭。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其他任何问题与之相比都只能是次要问题。大规模公共事业的工业基础虽说是一个现实问题（要从事公共工程就需要相应的工具，正如军队建设需要武器一样），但却属于微不足道的因素，因为时人甚至很少意识到：工具和武器会制约人类能够从事或实际从事的事业。

严格说来，战争商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工业化——在公元1000年以后才算真正开始。这一变革起初很慢，直到最近几个世纪才达到不可遏止的速度。以下各章将探讨标志这一重大变革的几个主要分界点。

[1] G. A. Barton, ed. and trans., Royal Inscriptions of Sumer and Akkad (New Haven,1929), pp. 109-111.

[2] 用同时代人的话说，就是：

他向卡萨拉（Kasalla是邻近的一个地区）进军，

他把卡萨拉夷为废墟一片；

他大肆毁坏（田庄和万有），甚至飞鸟

都无处栖身。

参看L. W. King, ed. and trans., Chronicles concerning Early Babylonian Kings (London,1907), pp. 5-6。

[3] 希罗多德的史书自然是有关波斯人此次战役的主要文献依据，但其中有关薛西斯王所率军队的规模却是极度夸大了。有关薛西斯王此役的后勤补给情况，可参看G. B. Grundy, The Great Persian War (London, 1901) and Charles Hignett, Xerxes’ Invasion of Greece (Oxford, 1963)。

[4] A. Heidel, ed. and trans., The Gilgamesh Epic and Old Testament Parallels (Chicago, 1946), tablet III, col. iv, lines 156-167. 《吉尔伽美什史诗》散见于几个不同版本的残片，自然都比吉尔伽美什的历史年代晚得多。但毫无疑问，史诗文本仍体现了古风，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初期苏美尔的情况。

[5] 不过在公元前1世纪的远东，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与周边国家的统治者建立起一套“朝贡贸易” （tribute trade）制度，其中最核心的是礼仪上的敬服（ritual deference）。事实上，中国政府为赢得这种礼仪上的优越地位的认同，反倒给朝贡方大量的实物馈赠。不过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包括匈奴在内的异域边民若臣服来自中华帝国朝廷的礼仪，就有被汉化的危险，因此也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虽然这种代价是无形的。可比较Yu 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7)对这种关系所做的精彩分析。

[6] 有关薛西斯王此次进军的确凿证据现已缺失，但可参照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对此进行的探讨和猜测，如Hignett, Xerxes’ Invasion of Greece , app. 14,“The Chronology of the Invasion,” pp. 448-457。希罗多德认为，薛西斯大军从赫勒斯滂（即达达尼尔海峡）到雅典前后用时3个月（8.51.1）。

[7] 有关这一观点更详细的论述，可参看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1963)。

[8] 复合弓在木条的一面衬以有伸缩性的筋，另一面覆盖压缩性的兽角，借此增强发射力。但这种复合弓是战车武士的新发明，还是早已有之，对此学界还存在争议。Yigael Yadin, The Art of Warfare in Biblical Lands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ical Study, 2 vols. (New York, 1963), 1:57认为，这种复合弓是萨尔贡时代的阿卡得人发明的，理由是萨尔贡王的孙子兼继承者纳拉姆·辛（Naram Sin）的一座石柱上刻有一把弓，其形状酷似后世的复合弓。但对于如何理解石刻的弓的弧度，目前还很难形成定论。有关复合弓及其威力的论述，可参看W. F. Paterson, “The Archers of Islam,”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9 (1966):69-87; Ralph W. F. Payne-Gallwey, The Crossbow, Medieval and Modern, Military and Sporting: Its Construction, History, and Management (London, 1903), appendix。

[9] 早在公元前14世纪，就有人偶尔骑在马背，这有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阿玛纳时代（Amarna age）的埃及雕像为证。有关图片，可参见Yadin, Art of Warfare in Biblical Lands , 1:218；此外还有一尊同时代的骑士雕像，ibid.,p.220。马若无鞍或马镫，人要在马背上坐稳就非常困难，尤其是当人还要同时弯弓搭箭或挥舞某种兵器的时候，就更加困难了。因此，数个世纪以来，骑马作战一直不受重视，也许只有受过训练的信使才利用马的速度为军官传递信息。至少Yadin是这样解释另一幅有关卡迪什战役（Battle of Kadesh，约公元前1298年）的古埃及浮雕上的骑兵的。

[10] Karl Jettmar, “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 Museum of Far East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etin 23 (1951): 154-157.

[11] 然而，中国北方黄土地上的农民至少有两次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一次是13、14世纪蒙古人的侵袭，另一次是3世纪汉朝灭亡之后来自游牧民族长达几个世纪的进攻，其破坏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久，致使华北广阔地区的农业社会悉遭破坏，其程度从残损不全的人口统计数字中可略见一斑，相关情况可参看Ping-ti Ho, Studies i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 1368-1933 (Cambridge, Mass.,1959), and Hans Bielenstein, “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742 A.D.,”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etin 19 (1947): 125-163。

[12] John W. Eadie,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Mailed Cavalry,”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7 (1967): 161-173.

[13] 有关马镫与骑士的相关情况，可参看Lynn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1962); John Beeler, Warfare in Feudal Europe, 730-1200 (Ithaca, N.Y., 1971), pp. 9-30。

[14] 可参看Denis Twitchett, “Merchant Trade and Government in Late T’ang,” Asia Major 14(1968): 63-95，作者对中国商人的作用有精彩描述。

[15] 在安纳托利亚发现的公元前1800年前后的大量楔形文字书版描述了由一个母城亚述尔（Assur）发展出来的众多商业殖民地的情况。这些地区兴旺发达，构成了起自波斯湾通过美索不达米亚向北延伸的贸易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古代亚述商人将锡运到东方，又将美索不达米亚中部生产的纺织品运往西方。他们看起来就像私人资本家，颇具2000年后中世纪商人的精神。家庭商号互致信件，档案由此而来。利润很高——如果一切顺利，年利润高达百分之百。可参看M. T. Larsen, The Old Assyrian City-State and Its Colonies ,Studies in Assyriology, vol. 4 (Copenhagen, 1976)。很显然，沿途的统治者和权贵们允许他们的驴车商队通过，也许是因为锡具有战略价值的缘故。但对此，档案中并未记载。关于商人及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作用，另可参看A. Leo Oppenheim, “A New Look at the Structure of Mesopotamian Societ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0 (1967): 1-16。 Irs5Tvux3zfV1oGPqDfYiG8by8hOIe2+e0NxKlwP1bOoZp38SY3SlhRKIQ67WB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