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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逐富强》本意上说，是要作为我的早期著作《瘟疫与人》一书的姊妹篇。后者追溯人类与微寄生物互动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生物体不时经历的相对突兀的生态位变化，这种变化往往发生在新的变异或生物体突入某种新的地理环境之际，会使生物体暂时突破原有的生态条件制约。本书的思路与此相近，只不过探讨的对象转到了人类，即巨寄生现象的变化规律。病菌是人类必须应对的最主要的微寄生物，而人类同样必须学会应对的巨寄生物中最重要的却是人本身，有些人善于玩弄暴力，不直接从事生产就能获得其日常消费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细思便不难发现，研究人类之间盛行的巨寄生现象实际上就是研究武装力量的组织，尤其是不同时代的战士所使用的不同的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变化恰似微生物自身内部的基因变化，也就是说，伴随时代的演进，它们会开辟新的资源地界，或突破既有社会设定的对武力使用的条件制约。
不过我在描述人类武装力量组织方式的变化时，没有使用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的术语。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在于本书研究的所谓“巨寄生现象” 严格说来只是一种隐喻延伸，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与支撑其存在的社会之间的共生优势一般都超过了寄生所带来的资源消耗。微寄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共生关系在疾病生态学中也同样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曾提出：文明的——也就是说曾感染过疾病的——人群要比孤立的社区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因为后者一旦遭遇新环境，就会有未曾感染疾病者感染无以名状的新疾病。同理，一支装备精良、组织有序的武装力量，在与不善此道的社会发生接触时，也会给后者以致命打击。换言之，双方交战，相对较弱的群体会损失惨重，损失的原因在于强势一方的军事优势会带来经济和流行病入侵。但不管具体的因素是何种组合，无法以武力捍卫自身以免遭外敌侵害的社会总会失去自主权，继而失去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
战争和有组织的人类暴力活动总是难免让人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异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作为社会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人们会竭力颂扬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及超凡勇猛。士兵们只有做到团结一致，才能实现无坚不摧。事实上，人类似乎有这样一种天性，他们需要有敌人去惧恨、去全力消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同仇敌忾、共担风险并争取最后胜利。我们远古时期狩猎的祖先正因此才过上团结协作的生活，虽然那时候他们的敌手更多是动物而非其他人。但久而久之，这种发端于远古的人类心性却至今仍与我们同在，潜藏在我们的表层意识之下，使现代人随时能够步入战争。
可另一方面，有组织地杀戮生命、毁坏财产为现代人所深恶痛绝，尤其自1945年人类杀戮能力得到巨大提升以来，此时的人类完全可以彼此不见面而实现远距离的大规模杀戮。相比于旧时徒手搏斗时代发端于强健肌肉的英雄气概或凶残野蛮，现代战争技术早已使前者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战争工业化的历史虽不过一个多世纪而已，但由此迸发的巨大力量却一举荡涤往昔全部的勇武之道，即便人类自远古继承而来的集体使用暴力的心理倾向依然还在。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不稳定的变局。由此也就生发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亟待拷问的大问题，即武装力量、军事技术和人类社会如何能够继续共存的问题。
考察往昔人类对强权的追求并分析技术、军事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变化的格局当然不足以使我们摆脱当前的困境，但正如通常意义的历史研究一样，这种考察和分析足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并提升我们的判断力，使各式各样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或彻底的绝望都显得不再令人信服。在日渐逼近的灾难面前摸索前行是所有人类过去共同的命运。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也许同样得这么做。此外，鉴于我们每天都必须做出行动的决策，多了解一点儿我们人类究竟是如何步入当今窘境的历史可能不无裨益。
《竞逐富强》一书试图验证笔者一个谦卑的信念：懂得这类知识还是有用的，甚至会因此变得更为明智理性。不过哪怕这一信念终归虚幻，笔者的内心还是深藏着一种恬淡却真实的获取真知的喜悦：既解彼世多奇谲，又明何以通未来。
始料未及的是，本书的撰写差不多前后经历了20年时间。本书最初的构想来自读者对《西方的兴起》一书的批评，即那部书稍微概括了一下早期历史中军工技术与政治格局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对现代历史的这一部分却未做任何交代。因此，《竞逐富强》可谓《西方的兴起》一书的一个迟来的注脚。
这些年来，我对技术、军事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极大程度上得益于芝加哥大学的历届学子，他们耐心地听我在课堂上讲述我的这些看法，不失时机地表现出自己的兴致、热情、怀疑，甚至不解。我从芝加哥大学以下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中更是获益颇多，一方面是不可多得的新知，另一方面是帮我避免了不该犯的错误，他们是：巴顿·C.哈克（Barton C. Hacker）、沃尔特·迈克道格尔（Walter McDougall）、斯蒂芬·罗伯茨（Stephen Roberts）、霍华德·罗森（Howard Rosen）和乔恩·苏密达（Jon Sumida）。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约翰·博耶（John Boyer）、何炳棣（Ping-ti Ho）、哈利尔·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ik）和埃米特·拉尔金（Emmet Larkin）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或部分书稿。此外，牛津大学的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哈特穆特·波格·冯·斯特兰德曼（Hartmut Poggo von Strandmann）、东英吉利大学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美国空军总部的约翰·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及科罗拉多学院的丹尼斯·肖沃尔特（Dennis Showalter）均曾慷慨为我的学术提问作答。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史专业的三位研究生，其中休·斯科金（Hugh Scogin）和李中清（James Lee）来自芝加哥大学，史蒂文·萨吉（Steven Sagi）来自夏威夷大学，他们三人对本书第二章的科研和撰写颇有兴致且让我领略了其中错综复杂的中国史学。剑桥大学的罗宾·耶茨（Robin Yates）还对第二章的文稿进行了润色。
最后，我要感谢芝加哥大学以外相关机构的热情支持和培育：夏威夷大学1979年冬曾邀我以伯恩斯客座教授（Burns Visiting Professor）的身份就本书的主题做详细阐述，而牛津大学及其下属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也在1980—1981年聘我为伊斯曼教授（Eastman Professorship）讲解本书的主题。
正是在这种鼓励和激励下，我最终才得以完成此书。当然，本书还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讹误，对此我承担全部责任。但我还是要说：若不是我的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和女儿鲁斯（Ruth）的悉心叮咛和嘱托，这类缺陷和讹误还会更多，因为她们曾不间断地严令我说：要写作就必须言所欲言，要达意就必须言简意赅。
威廉·麦克尼尔
1981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