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1982年问世,那时冷战还在进行中,人们内心异常焦虑。而且正因冷战中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激烈竞争,威廉·麦克尼尔在书中刻意凸显了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组织军事与技术方面异常鲜明的差异。他在1941—1946年还曾在美国陆军服役,这段经历也教会了他许多有关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后来也成为他理解一般社会运作的核心工具。
然而这本书的写作却是在麦克尼尔退役差不多20年以后。他在该书最初的序言中称,有书评人(即乔治敦大学的卡罗尔·奎格利)认定自己获奖的世界史著作《西方的兴起》(1963年)花大篇幅凸显了公元1000年以前军事技术及军事组织的重要性,但在此时段之后却全然忽略了这一主题。所以《竞逐富强》一书可谓弥补这一缺憾之举。
不过该书还同时试图弥补《西方的兴起》叙事中的另一缺憾。20世纪60—70年代,麦克尼尔就总觉得自己撰写的世界史缺少了非常关键的一环,即中国宋朝时出现的市场社会(也有人称之为“资本主义” )。麦克尼尔的主张是:中国在11世纪开启了大规模的市场运作模式,以市场原则引导社会行为,在此后的数个世纪,这种运作模式传播至欧亚大陆多地并在西欧社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麦克尼尔坚信,宋代的创新使世界史的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它开启了长达千年之久的非比寻常的社会活力及随之而来的动荡不安。在此前的年代,政治及军事精英总想方设法遏制在技术、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方面出现的创新,他们伙同各级官僚操控着整个“指令经济” 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极端保守的国王和皇帝差不多总能遂愿,而其旨意也恰恰在维护既有的权力架构。但在宋代创新之后,私营业主和逐利的商人生产出越发致命的大量武器,此时的国王和皇帝为保持自身在军事上的领先地位,不得不及时追踪最先进的军事创新,甚至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就这样,军事变得越发商业化,而且比以往更难以规约和管理。
不过这段历史虽由中国开启,其最精彩的部分却在欧洲。全书用四分之三的篇幅讲述欧洲在技术、经济组织及政治权力三方面的互动。正是由于欧洲近代早期在技术、经济和政治上的这种动荡不安与活力四射,才使得欧洲人在1800年之后脱颖而出并凭借武力走向全球。
麦克尼尔将本书看作他在1976年出版的全球史著作《瘟疫与人》一书的姊妹篇,后者追溯流行病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其发生规律。书中提出一种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格局观,他称之为微寄生(microparasitism)与巨寄生(macro-parasitism)现象。在此,微寄生是指致人生病的病原体,包括病毒和细菌,而巨寄生特指统治阶级和军事专家,他们不事稼穑,却能从为数众多的劳动者中间榨取大量资源。这一对概念可谓塑造麦克尼尔20世纪70年代世界史学思想的关键。
但诚如他在本书序言中所言,他后来在书中实际上完全抛弃了“巨寄生” 概念。“巨寄生” 这个词颇显不妥,因为“寄生” 常被用于政治谩骂的话语中,马克思称资产阶级为“寄生虫” ,纳粹用“寄生” 诋毁犹太人。麦克尼尔发现:在历史叙事中使用这个词更容易引起误解。但更为根本的是,他认识到:统治者和军事专家是为供养他们的平民提供了某种服务的,至少他们自己认为他们为平民提供了防卫服务,使其免遭外敌的攻击。就其实实在在地提供防卫服务这一点而言,统治者和军事专家其实并非寄生,而是与被保护的民众实现了共生。正因为如此,他在该书的序言之后再也没有使用“巨寄生” 这个词,这一点亦可谓他在世界史学思想上发生了某种转向。
在该书的结尾处,麦克尼尔对未来进行了遐想,其实他很少在笔头这样做。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许多人一样,他也认为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令人惊骇。他主张:只有世界政府——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全球帝国” (empire of the earth)——才能阻止核毁灭的厄运。他觉得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人类回望公元1000—2000年这段长达千年的历史时,会发现这个时段在技术、经济组织和政治权力三者之间关系方面迥异于世界历史的主流,即指令经济模式。他这样说实际上就等于预测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虽然他从来没有这样直说。他认为未来会更接近远古的模式,即宋代创新之前的那个样子,创新实际上打破了技术、经济组织和政治权力三者之间颇为平衡的关系,至少麦克尼尔是这样看的。
只不过40年后,麦克尼尔的预言未能兑现。世界政府还遥不可及;苏联(及其后继的多个国家)和中国的指令经济业已不再,反倒向私营企业模式靠近。也就是说,麦克尼尔的预言有可能是错误的,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麦克尼尔的预言还有待成真。麦克尼尔在这部著作及其他多部著作中,动辄以数世纪甚至数千年的尺度考察历史格局,以这种尺度视之,40年的证据可能太微不足道了。
麦克尼尔2016年去世了。他生前总是将本书及《瘟疫与人》、《西方的兴起》视为自己毕生最出色的学术著作。且不管他对未来的预测是否准确,他对历史及长时段发展格局的解读还是颇令人信服的,所以还有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们布置他的这些作品给自己的学生研读,特别是在有关战略、安全和军事的课程中。在军校受训的军人也还在读这本书。而对那些对军事——尤其是军事的经济、技术和政治的全方位背景——感兴趣的读者而言,《竞逐富强》一书还有众多的教益可挖掘。
约翰·R.麦克尼尔
(威廉·麦克尼尔之子、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2020年7月23日于美国乔治敦大学
《竞逐富强》本意上说,是要作为我的早期著作《瘟疫与人》一书的姊妹篇。后者追溯人类与微寄生物互动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生物体不时经历的相对突兀的生态位变化,这种变化往往发生在新的变异或生物体突入某种新的地理环境之际,会使生物体暂时突破原有的生态条件制约。本书的思路与此相近,只不过探讨的对象转到了人类,即巨寄生现象的变化规律。病菌是人类必须应对的最主要的微寄生物,而人类同样必须学会应对的巨寄生物中最重要的却是人本身,有些人善于玩弄暴力,不直接从事生产就能获得其日常消费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细思便不难发现,研究人类之间盛行的巨寄生现象实际上就是研究武装力量的组织,尤其是不同时代的战士所使用的不同的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变化恰似微生物自身内部的基因变化,也就是说,伴随时代的演进,它们会开辟新的资源地界,或突破既有社会设定的对武力使用的条件制约。
不过我在描述人类武装力量组织方式的变化时,没有使用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的术语。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在于本书研究的所谓“巨寄生现象” 严格说来只是一种隐喻延伸,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与支撑其存在的社会之间的共生优势一般都超过了寄生所带来的资源消耗。微寄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共生关系在疾病生态学中也同样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曾提出:文明的——也就是说曾感染过疾病的——人群要比孤立的社区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因为后者一旦遭遇新环境,就会有未曾感染疾病者感染无以名状的新疾病。同理,一支装备精良、组织有序的武装力量,在与不善此道的社会发生接触时,也会给后者以致命打击。换言之,双方交战,相对较弱的群体会损失惨重,损失的原因在于强势一方的军事优势会带来经济和流行病入侵。但不管具体的因素是何种组合,无法以武力捍卫自身以免遭外敌侵害的社会总会失去自主权,继而失去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
战争和有组织的人类暴力活动总是难免让人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异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作为社会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人们会竭力颂扬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及超凡勇猛。士兵们只有做到团结一致,才能实现无坚不摧。事实上,人类似乎有这样一种天性,他们需要有敌人去惧恨、去全力消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同仇敌忾、共担风险并争取最后胜利。我们远古时期狩猎的祖先正因此才过上团结协作的生活,虽然那时候他们的敌手更多是动物而非其他人。但久而久之,这种发端于远古的人类心性却至今仍与我们同在,潜藏在我们的表层意识之下,使现代人随时能够步入战争。
可另一方面,有组织地杀戮生命、毁坏财产为现代人所深恶痛绝,尤其自1945年人类杀戮能力得到巨大提升以来,此时的人类完全可以彼此不见面而实现远距离的大规模杀戮。相比于旧时徒手搏斗时代发端于强健肌肉的英雄气概或凶残野蛮,现代战争技术早已使前者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战争工业化的历史虽不过一个多世纪而已,但由此迸发的巨大力量却一举荡涤往昔全部的勇武之道,即便人类自远古继承而来的集体使用暴力的心理倾向依然还在。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不稳定的变局。由此也就生发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亟待拷问的大问题,即武装力量、军事技术和人类社会如何能够继续共存的问题。
考察往昔人类对强权的追求并分析技术、军事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变化的格局当然不足以使我们摆脱当前的困境,但正如通常意义的历史研究一样,这种考察和分析足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并提升我们的判断力,使各式各样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或彻底的绝望都显得不再令人信服。在日渐逼近的灾难面前摸索前行是所有人类过去共同的命运。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也许同样得这么做。此外,鉴于我们每天都必须做出行动的决策,多了解一点儿我们人类究竟是如何步入当今窘境的历史可能不无裨益。
《竞逐富强》一书试图验证笔者一个谦卑的信念:懂得这类知识还是有用的,甚至会因此变得更为明智理性。不过哪怕这一信念终归虚幻,笔者的内心还是深藏着一种恬淡却真实的获取真知的喜悦:既解彼世多奇谲,又明何以通未来。
始料未及的是,本书的撰写差不多前后经历了20年时间。本书最初的构想来自读者对《西方的兴起》一书的批评,即那部书稍微概括了一下早期历史中军工技术与政治格局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对现代历史的这一部分却未做任何交代。因此,《竞逐富强》可谓《西方的兴起》一书的一个迟来的注脚。
这些年来,我对技术、军事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极大程度上得益于芝加哥大学的历届学子,他们耐心地听我在课堂上讲述我的这些看法,不失时机地表现出自己的兴致、热情、怀疑,甚至不解。我从芝加哥大学以下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中更是获益颇多,一方面是不可多得的新知,另一方面是帮我避免了不该犯的错误,他们是:巴顿·C.哈克(Barton C. Hacker)、沃尔特·迈克道格尔(Walter McDougall)、斯蒂芬·罗伯茨(Stephen Roberts)、霍华德·罗森(Howard Rosen)和乔恩·苏密达(Jon Sumida)。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约翰·博耶(John Boyer)、何炳棣(Ping-ti Ho)、哈利尔·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ik)和埃米特·拉尔金(Emmet Larkin)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或部分书稿。此外,牛津大学的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哈特穆特·波格·冯·斯特兰德曼(Hartmut Poggo von Strandmann)、东英吉利大学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美国空军总部的约翰·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及科罗拉多学院的丹尼斯·肖沃尔特(Dennis Showalter)均曾慷慨为我的学术提问作答。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史专业的三位研究生,其中休·斯科金(Hugh Scogin)和李中清(James Lee)来自芝加哥大学,史蒂文·萨吉(Steven Sagi)来自夏威夷大学,他们三人对本书第二章的科研和撰写颇有兴致且让我领略了其中错综复杂的中国史学。剑桥大学的罗宾·耶茨(Robin Yates)还对第二章的文稿进行了润色。
最后,我要感谢芝加哥大学以外相关机构的热情支持和培育:夏威夷大学1979年冬曾邀我以伯恩斯客座教授(Burns Visiting Professor)的身份就本书的主题做详细阐述,而牛津大学及其下属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也在1980—1981年聘我为伊斯曼教授(Eastman Professorship)讲解本书的主题。
正是在这种鼓励和激励下,我最终才得以完成此书。当然,本书还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讹误,对此我承担全部责任。但我还是要说:若不是我的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和女儿鲁斯(Ruth)的悉心叮咛和嘱托,这类缺陷和讹误还会更多,因为她们曾不间断地严令我说:要写作就必须言所欲言,要达意就必须言简意赅。
威廉·麦克尼尔
1981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