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革命与大西洋欧洲的崛起

总体而言，意大利的邦国体系（连同其将财政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的经济关系）很容易受到两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变化过程的影响。首先，最明显的是：相互竞争的不同国家间既有政治抗衡，又同时寻求外交结盟，这种情形已不限于意大利半岛。一旦新兴的领土上相对更大的王国崛起并决意干预意大利事务，那么小小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无论如何治理有方也无法永久维持主权。15世纪末就已经有了此种迹象：先是奥斯曼帝国（1480年），接着是法国（1494年），先后派强大的远征军试图征服意大利本土。虽然这两个国家都很快撤出了军队，但分裂的意大利无力抵御大规模外来干涉，这一点已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于是，在下一个世纪，意大利半岛果然成了一个战区，外国列强在此争夺意大利的巨大财富和优良技术。

第二个不稳定因素在技术方面。城邦国家仰仗军务商业化的同时又维持着武器制造与供应的商业化。士兵手里没有合适的武器终究无大价值，而持有武器的人在为人效力时却可以依据他所拥有的武器和他使用该武器的娴熟程度来索价。因此，在使用雇佣军的战争中，能不费力地、公开地得到武器就成为绝对必要的条件。

一般的远距离贸易也有赖于能够自由地得到武器，因为没有武装的船只或商队不能指望安全地到达目的地。事实上，能够成功跨越政治边界的贸易与城市及其属地的成功管理一样，都需要外交谈判、军事准备和财政上的精明等几方面的微妙结合。也许这种关系该这样陈述：先是有了成功实施长途贸易的技术和才能，而后才有了意大利多个大城市的财富和权势，而正是这种技术和才能为意大利人发明新的、欧洲独有的外交及战争模式提供了范本和成型的背景。

这种体系为人们不断改进武器设计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有了众多的买主进入市场，又有众多的作坊为大众制造武器和盔甲，此时哪怕产品设计上出现任何变化，只要能够降低产品价格或提高产品性能，都会马上引起注意并迅速打开销路。与此相应，14世纪时就爆发了后来在欧洲各民族之间一直屡见不鲜的军备竞赛，而竞赛的中心主要是在意大利。起初，这一形势起到了巩固和加强意大利军力威势的作用，但此后不久，新武器就开始青睐更大的国家和更强的君主。

若军备竞赛只限于不断提高弩弓的效率和金属盔甲的精细程度，那么意大利的作坊和手工设计师就始终处于领先地位。14世纪的发展情形就是这样：先是采用了一种简单的“镫” （1301年，而中国在11世纪就有镫），使弓箭手能够更快地给弩弓上弦；接着又设计出威力越来越大的强弩（大约在1350年之后，弓身部分开始以钢代替木）；然后，又用绞盘来拉弓弦（1370年）。 ^[9] 从那时起，弩弓设计便停滞不前了。发明创造转而集中到火药武器方面。在这以前，每次弩弓威力的加强和盔甲设计的改进都是近乎同步的。米兰是制造盔甲的主要中心，但除了热那亚，意大利却没有一个类似的弩弓生产中心。热那亚之所以在北方统治者中间闻名，就是因为可以从那里招募弩弓手，也许热那亚人在弩弓生产方面占有一定优势，不过对此似乎缺乏确定的资料。

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之间的技术竞赛，下一项就是枪炮的使用。欧洲和中国的工匠们似乎同时认识到：如果对火药的爆炸力适当限制，就可以把投射物以前所未有的推动力发射出去。无论如何，欧洲最早的大炮图出现在1326年，在中国则是1332年。这些图明确证实了当时大炮已经存在。两张图描绘的是一个花瓶形状的器具，瓶口伸出一支特大型的箭。这无疑表明，不论大炮实际上制成于何地，这项发明却源出一处。 ^[10]

即便是火炮及火药的观念是从中国传入欧洲的，事实上欧洲人在火炮设计上很快就超过了中国人及其他任何民族，而且直至“二战” 前一直在这一工艺上遥遥领先。不过意大利人似乎并未像此前在弩弓和盔甲制造上领先世人那样在大炮制造方面有所建树，其原因可能在于：欧洲火炮的炮管很快就变得巨大无比，有1吨多重。这一点使意大利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不得不从北方进口金属，而陆上运输价格昂贵。所以，除了某些根本无法运输的物件（如1453年轰塌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大炮）之外，人们都习惯于在紧邻矿区的地方提炼矿石，然后制成金属，因为这样要容易得多。因此，意大利人很难与离矿石产地更近的大炮铸造工匠竞争。结果，一旦大炮成了战争中的关键性武器，意大利人在军械工业中的技术优势就逐渐丧失了。

在讨论火药武器的早期发展之前，我们最好先简要了解一下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情况，那里的封建制度比意大利更加根深蒂固。依照该地区的封建制，骑士应为领主服役并以此换取作为收入来源的土地。百年战争（1337—1453年）开始时，法国国王仍试图依靠王国的封建骑士团来迎战并击退英国侵略者。 ^[11] 至克雷西战役（Battle of Crécy，1346年）时，法国出于审慎的考虑已从热那亚雇来弩弓手作为骑士团的补充，希望以此和英军雇用的长弓手抗衡。

起初，在法国的英国军队得到承诺说要发薪，但到了战地却很少有人能领到薪俸。于是，他们就靠抢夺粮食和饲料应急，同时一直希望会有某种意外的收获，比如发现秘藏的银库或得到某个大人物的赎金，使他们至少能够暂时发财。在法国的大部分地区，通过买卖使货物流通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根本不像意大利的雇佣军那样有相对固定的佣金收入并起到调节和稳定财政的作用。不过，过路的掠夺大军所造成的有形财产的转移——如变卖教会的财产——肯定刺激了市场交易。在战地跟随英国和法国军队的大批小贩和其他随军谋生者要经常进行买卖，士兵们在偷窃和抢劫不能满足其需求时也要做买卖。正像早年意大利的情况一样，一支不断需要物资供给的野战军队就如同一座移动的城市。从近期看，这种状况对法国乡村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但从长远看，这些军队及其掠夺行为事实上扩大了买卖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12]

结果，当法兰西王国从英国的最初胜利和贵族的普遍不满所引发的混乱状态下恢复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计税的基数已经扩大了，法国国王能够征集足够多的现金来维持一支日益强大的武装部队。而正是这支军队在一系列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后，于1453年将英国军队逐出法国领土。同样是这支军队，使法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在勃艮第大公勇敢者查理进攻瑞士的一次战役中阵亡（1477年）后占有了后者的大部分财产。于是，在1450—1478年，法兰西王国就在欧洲地图上出现了。那时的法国王权空前集中，有能力长期维持一支约有25 000人的常备职业军队，在紧急情况下，可动员的兵力最高可达80 000人之众。 ^[13]

不过，单看数字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1450—1453年将英军赶出诺曼底和吉耶讷的法国军队动用了重炮，守军不投降就向城堡的城墙开炮，短短几小时的时间，此前还牢不可破的要塞便纷纷倒塌。在此前的100年中，大炮的设计有了迅速发展，因此，火药武器的威力才如此生动地展现出来。

最初，大炮发射时的突发性爆炸深深地吸引了欧洲的君主和工匠。他们制造早期的大炮时费力很多，但收效很少，因为在1326年以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石弩仍然在一切方面超过大炮。大炮除了响声巨大以外，并无多少可取之处。但这并未阻止人们进一步的试验。 ^[14]

大炮设计中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用球形的炮弹（通常是石弹）来取代早期大炮使用的箭状射弹。与此同时，早期大炮的花瓶形炮身也改为管状炮筒，这样，爆炸时产生的膨胀气体就能使炮弹在通过炮筒时不断加速。这种设计使炮弹达到的速度比以前要快得多。

炮弹速度加快了，此时的枪炮工匠又设法加大大炮的口径，总以为炮弹加大就能彻底摧毁敌方的防御工事。加大的火炮用的炮弹更重，填充的火药也更多，因而大炮本身也需进一步加固。早期的巨炮是用熟铁条焊接而成的，但这种“臼炮” （bombards）很容易爆裂。更好的办法是使用欧洲铸钟的工匠早已熟练掌握的金属铸造技术，用整块的青铜或黄铜铸成的大炮比拼接而成的大炮要可靠得多。于是，拼接而成的大炮全部废弃不用了。

因此，到1450年，供应炼制青铜所需的铜和锡以及炼黄铜所需的铜和锌对欧洲的统治者而言变得至关重要。新式大炮传入亚洲，便开始了第二个青铜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直到1543年从欧陆进入英国的技师发现了铸造性能更优良的铁炮。由此，大炮的费用降至原来的十二分之一，就像公元前12世纪铁器时代的铁匠使刀剑和头盔的价格猛降一样。 ^[15]

因此，严格地说，第二个青铜时代前后持续不足一个世纪（1453—1543年）。但英国的铁器制造商无法满足每一位欧洲统治者的需求，所以哪怕迟至17世纪20年代瑞典人与荷兰人已展开铁炮的国际贸易之时，时人更青睐的还是铜炮。因此，直到17世纪60年代科尔贝（Colbert）试图组建海军之时，才发现海军舰船和海岸设施总共需要成千上万门火炮，此时的法国才最终转向使用铁炮。 ^[16] 在此之前，设法取得铜和锡，对世界各国的统治者而言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时的经济模式也印证了这一事实。例如，中欧的铜矿和银矿的重要性急剧提升。15世纪后半期，德意志南部、波希米亚和邻近地区的经济骤然间出现繁荣局面，反映了这些欧洲地区采矿业的勃兴。富格尔家族（Fuggers）和德意志南部其他银行家建立起的金融帝国也反映了这种情况。这些银行家在短期内为经营大规模的地区间经济企业而与古老的意大利金融中心展开竞争。 ^[17] 英国西部地区也曾出现一段相似的经济繁荣期，刚好与加紧开发康沃尔的锡矿有关。同样地，当16、17世纪印度和远东的统治者清楚看到青铜大炮的无上价值时，日本的铜和马来半岛的锡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以铁炮代替青铜和黄铜大炮最终削弱了中欧采矿业繁荣的势头。从美洲运来的廉价白银开始与欧洲矿区的产品展开竞争，其发生的节点恰好是铜矿的开采受更廉价的制炮金属严重影响之际。不过，中欧虽遭受挫折，其他地方却因此得到了好处。16世纪的英国和17世纪的瑞典都因铁在铸炮业中新的重要地位而直接获利。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历史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围绕这类事实展开的。

第二个青铜时期还远未结束，大炮设计就有了第二次长足进步。15世纪中叶的臼炮体积庞大（直径往往在30英寸 以上，长度达12~15英尺 ），移动十分困难。例如，1453年轰破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大炮是就地铸造的，因为把原料运到战场，而后在城墙外建造炼铁炉和铸模，比运输铸成的大炮更容易些。无论这些大炮如何威力巨大，无法移动一直是其严重缺陷，也是对铸炮工匠的一个明显挑战。

1465—1477年间法国和勃艮第之间的军备竞赛 为工匠和统治者们提供了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际手段和动力。低地国家和法国的铸炮工匠们发现，如果大炮炮管造得更坚固些，能够用来发射密度更高的铁炮弹而不是石弹，那么，体积小得多的武器可以与体积大三倍的臼炮具有同等的杀伤力。铁炮弹价格也比较便宜，而且可以重复使用，而巨型石弹撞击后即成碎片，并且用手工制作石弹，而后再运送到战地既困难又费钱。

在同一时期出现的第二项技术改进是：将火药做成小的颗粒状，这样点火更快，因为每个颗粒的暴露面可全方位立即燃烧；爆炸的威力也更大，因为在炮弹加速通过炮筒时，迅速产生的气体从炮弹周围泄出的时间就少了。 ^[18] 这自然给炮体的金属增大了压力。但低地国家的青铜铸工发现了解决办法：可以加厚发生爆炸的部位，即弹膛周围的关键部分，然后使炮管的厚度沿炮口方向逐渐变小，与炮弹后方逐渐下降的压力成比例。

如果有合适的炮座和足够强壮的马匹，按设计能力，长约8英尺、威力巨大的攻城炮是可以轻松越野托运的，虽然这种炮光发射的铁球炮弹就有20~50磅重。这就要求有特殊设计的炮架，有坚固的轮轴和车轮以及延伸到炮身后面的长架尾。将大炮架在重心附近的炮耳上，就可以把炮管提升到任何需要的角度而不必将炮管从载运它的炮架上卸下来。发射时可以让炮和炮座向后反冲几英尺，以此吸收其后坐力。重新发射时，要将炮座推到原来的位置，但要做到这一点只需使用简单的杠杆，而不必套上马。需要向前移动时，只需用几分钟就可以将架尾抬起，下面装好前车，即可起程。这种大炮能够很快地在行进状态和发射状态之间实现转换，而且只要是大型运货马车和拉车马匹能够通过的地方，这种大炮就能通过。事实上，1465—1477年间，在法国和勃艮第发展出来的大炮设计一直延续到19世纪40年代，其间很少有什么改进。 ^[19]

1494年侵入意大利的法国军队就是依靠这种崭新的大炮使查理八世成功登上了那不勒斯的王位。新式大炮的威力使意大利人慑服。佛罗伦萨和教皇仅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就先后屈服了。只有那不勒斯王国边境上的一个要塞确实试图抵抗入侵者，但法国炮兵只用8个小时就将要塞的城墙轰成一片废墟。在此之前不久，那个要塞还曾因被围7年未被攻破而闻名遐迩。 ^[20]

1453年时颇为笨重的臼炮就已经改变了围城一方与被围一方的均势，由此产生的对既定权力关系的干扰则因1465—1477年间法国人和勃艮第人发明的移动攻城大炮而大大加剧了。新式大炮在哪里出现，防御工事就变得毫无用处。因此，付得起高价购置新式武器的统治者的权势大振，而不能利用新的战争技术的邻国和臣民就因此遭殃。

在欧洲，新式武器的主要作用是使意大利城邦国家丧失地位，并使其他弱小的主权国家变得微不足道。当然，法国人和勃艮第人并不能长期维持其垄断地位，附近地区的君主很快就获得了新式攻城炮，其中包括哈布斯堡的国王和奥斯曼的苏丹们。 ^[21] 紧接着，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一些新兴强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其间，意大利的城邦国家沦为被争夺的筹码。

然而，使意大利人的技能举世瞩目的那种独创性并未因攻城炮的威力而长期被湮没。事实上，甚至在1494年遇到强大的法国新式大炮之前，意大利的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就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半个世纪的试验，寻找使旧的防御工事能更有效地抵御炮火攻击的办法。从那以后，这成了所有意大利政府的紧迫问题。意大利最杰出的天才，包括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在内，都潜心探索过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22]

意大利人很快就发现，堆积的松土能够吸收射来的炮弹而不受损毁，这也许是偶然发现，也许应该说是临时应变的办法。1500年，被佛罗伦萨人围攻的比萨人因环形城墙出现险情，在城墙内修筑应急土墙时发现了这一点。由于修了这样的土墙，虽然永久性防御工事在炮火轰击下石块纷纷塌落，但攻城的敌人面前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新障碍。修筑防御土墙需要在地上挖土，挖出的沟要修整出垂直的前壁，结果修成的沟就变成了一面反向的墙，给进攻的敌人造成极大的障碍，而且可以完全避免遭到大炮的破坏。 ^[23]

这一基本思路在解决防御炮火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更是以近乎永久的形式固定下来，具体说来就是土墙加壕沟。不久又增加了堡垒和外围工事，还配有大炮，壕沟同时起到保护作用。这种外围工事若位置合适，便足以向任何企图越过壕沟并冲击城墙的敌人倾泻毁灭性的交叉火力。外围工事的大炮还有另外一个作用：用大炮向围城敌军的大炮发起反击，敌军进攻的准确度和势头就会被大大削弱。 ^[24]

到了16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新式防御工事又能有效抵抗任何装备精良的进攻者了，但这样做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只有最富裕的国家和城市才有钱建造被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称为“意大利式要塞” 的城防工事并支付庞大的劳动大军所需的费用，而这种工事还只能对付数十门大炮的轰击。

然而，这种工事却很快遏制了攻城炮压倒一切的威力，从而在欧洲历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16世纪30年代，能有效防御炮火攻击的工事从意大利扩散至欧洲其他地区，此时的高科技再一次青睐地方防御的一方，至少在那些政府有能力修筑新式工事并购置大批大炮的地区是这样。1516—1521年间，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根特的查理五世（Charles V of Ghent）搜刮了大片领土，欧洲有可能通过政治统一形成单一的帝国。但就在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时刻，新工事的推广在其实现统一的道路上设置了十分有效的障碍。作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宣称对整个基督教世界拥有某种最高统治权。同时，作为西班牙、低地国家和德意志广大地区的统治者，他似乎拥有足够的力量，给这一古代帝王的尊严赋予新的内涵。

他在镇压了西班牙叛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法国势力赶出意大利。到1525年，他达到了目的。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他的以西班牙人为主体的军队实现了对那不勒斯和米兰的控制，并因此将意大利的其他邦国置于很不稳定的从属地位。此后，这些地方不时会爆发以失败告终的反抗行动，目的是摆脱西班牙人强加的桎梏。然而，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胜利激发了法国和奥斯曼这两个对手携手合作，在地中海的广大地区与哈布斯堡王朝争权。与此同时，在北方，德意志的诸侯王公们也在他们认为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抗拒查理巩固其帝国的权威。

很显然，能够长期抵挡优势兵力的防御工事对阻止帝国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建造这种工事的活动迅速展开，首先是在意大利，而后是在欧洲边缘地带。结果，1525年以后，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意大利战争前25年的特点——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围城。巩固帝国的努力中途停止，只有那不勒斯和米兰的西班牙卫戍部队支持哈布斯堡在意大利不稳定的霸权。16世纪60年代，类似的障碍同样遏止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因为马耳他和匈牙利边界一带都建立起了这种新式防御工事。1565年的马耳他正遭奥斯曼土耳其人围困，但后者未获成功。

在意大利遍地布满防炮工事之前，意大利战争（1499—1559年）在最初的数十年间曾有力推动了有效步兵火器的发展，催生了利用滑膛枪及火绳枪火力的战术和野战工事。事实上，法国人在意大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过分依赖瑞士长矛兵、重骑兵及其有名的攻城炮。西班牙人比法国人更乐于尝试将滑膛枪作为长矛兵的补充，而且特别擅长利用野战工事保护步兵免受骑兵的袭击。

结果，从意大利战争中脱颖而出的西班牙步兵团成了欧洲最强劲的野战部队。步兵团的部署是外围有一大群长矛兵，负责保护中间的滑膛枪手。事实证明，这种队形能够在旷野上抵挡骑兵的进攻，而且能够平端着长矛向敌人冲击，其攻势与发明这种战术的瑞士人一样凌厉。在战斗中，大炮只是偶尔发挥重大作用，因为将重炮及时运到战场困难太大。

西班牙步兵团的战术使步兵在战场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防御方和进攻方都是如此。直至16世纪，骑士在战斗中一直威名不衰，尤其在法国和德意志，骑士精神在乡村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但是，大约在1525年以后，绅士徒步作战几乎和骑马战斗一样保持尊严这种想法在实践中已不可抗拒，甚至法国人和德意志人也都这么想。骑兵在攻城战中终究是难起作用的，这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成了战略和战术发展的主要出发点。

尽管西班牙人在战斗中善于将不同的武器和队形结合使用从而赢得了成功，但他们在战场上的胜利却终究未能让哈布斯堡王朝赢得全面的霸权。只要败北的一方能够退守大量准备好的工事，被击溃的野战部队就可以在那里避难，甚至可以进行持久抵抗，如此一来，哈布斯堡王朝即使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也不足以建立霸权。

因此，尽管西班牙士兵在战斗中的优势确实使查理五世得以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却未能使他推翻法国君主政体的独立政权。而且他也未能压制德意志诸侯的自治权或他的荷兰臣民的地方豁免权，甚至在后者开始信奉形形色色的新教异端时也无力禁止。结果，欧洲各国间持久的竞争继续推动时断时续的军备竞赛，而不时产生的新技术似乎在战争中给拥有者带来重大优势。

然而，在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却不像意大利人那样对大炮做出迅速的反应。但机动攻城炮为拥有者带来的巨大优势还是在亚洲大部及整个东欧催生了一批地域较大的火药帝国。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帝国就属于这一类，因为它们是由舰载大炮保护的（葡萄牙的海外帝国更是凭借舰载大炮直接创建的）；这些大炮与陆上大国的大炮的主要不同之处是前者的流动性更强。相比后起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建于1526年）、俄罗斯的莫斯科公国（建于1480年）、东欧的奥斯曼帝国（1453年以后）以及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中国明朝（1368—1644年）对大炮的依赖较少。伊朗的萨非帝国（Safavid empire）相比邻国对火药武器的依赖较少，虽然在阿拔斯大帝（Shah Abbas，1587—1629年在位）统治时期，这种新战争技术在伊朗走向集权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同样，在日本，由于使用了小型武器甚至少量大炮，单一的中央集权制也很快建立起来，而陈旧的作战方式和防御工事至少部分已显得过时。

实际上，莫卧儿帝国、莫斯科公国及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正取决于其机动炮群的机动半径。在俄罗斯，只要河流可以通航，就能够把大炮运去轰击尚存的防御工事，莫斯科人也就稳操胜券。而在印度没有水运之利的内陆地区，帝国基础就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因为就地铸炮——像巴布尔（Babur，1526—1530年在位）所做的那样——十分费力，陆上运炮——像他的孙子阿克巴（Akbar，1566—1605年在位）那样——也十分艰难。但在所有这些国家，甚至在那些紧邻西欧的国家，一旦中央政府通过使用和垄断重炮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进一步自发地改进火药武器的努力就停止了。统治者们显然已经拥有时人眼中的极限武器，虽然要把这种重炮运到某个特定的地点发挥威力还非常困难。于是他们就很少有试验新武器的动力了；相反，一切可能使已有大炮过时的新发展定会被当权者视为恣意浪费，而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在西欧，情况正好相反：人们都在热切地追逐武器设计上的改进。一旦新发明确有实效，就会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宫廷、工厂和营地之间传播。因此，毫不奇怪，欧洲武装部队的装备和训练很快开始超过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593—1606年的战争中清楚地看到了西欧在战场上显露的优势。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骑兵第一次遭到训练有素的步兵的炮火攻击。 ^[25] 在利沃尼亚战争（Livonian war，1557—1582年）中，俄罗斯人也发现了自己与西部邻国之间的类似差距。 ^[26] 亚洲国家到后来才发现这种差距。至此，亚洲人与欧洲人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差距已比17世纪初大得多；由于差距太大，亚洲人常常不得不先屈从外国人的侵略和征服，才能逐渐弥合彼此间的差距。因此，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推行大规模的全球帝国主义就有了可能。

在这一点上值得指出的是：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第二个青铜时期和第一个青铜时期一样，军权掌握在一小撮异族人的手里，他们凭借手中有效的战争武器实现对广大民众的统治，前一时期是战车加设防营地，后一时期是大炮加骑兵。的确，中国明朝和德川时期的日本与上述格局颇有不同。但中国到了清统治时期（1644—1912年），也是被少数外来征服者的统治阶层管辖，只有日本仍保持着同族统治。因此，到19世纪，日本人可借助一种民族危机感来推行极端的政治、技术和社会改革，而其他亚洲国家政府在试图有效回应欧洲列强的威胁时，却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普遍的不信任而受到阻碍。

15、16世纪时，势力强大的亚洲统治者并未认识到这种威胁，因为欧洲人首次在他们的沿海地区出现时的身份是人们熟悉的商人和传教士。亚洲各国政府早就不得不设法对付不守规矩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即使欧洲的船舶比以前来到亚洲海域的船只更加气势逼人，但毕竟数量很少，所以用老办法对付这些外来的水手似乎已经足够了。

当然，贸易小国还是马上就感到了新来者海军优势的威胁。遭到威胁的某些小国遂向当时最强大的穆斯林君主——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求助。于是奥斯曼统治者首先在红海建立一支舰队以保卫穆斯林的圣地，然后舰队在印度洋随机活动。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派遣炮兵专家到遥远的苏门答腊去加强当地穆斯林政府的抵抗能力。但奥斯曼帝国在印度洋只取得了局部的、有限的成功，因为其所擅长的地中海式的海战由于大炮的迅速发展而逐渐过时。

这一点需要稍做解释。自古以来，地中海的海战就取决于撞击和强行登船。这就需要轻便、快速、容易操纵的战船，并有众多的水手划桨，随时在海上展开肉搏战。这样一支军队还要能够在战船冲上岸滩时组成陆上战斗队，水手们上岸去包围堡垒、奔袭村寨或只是寻找淡水并睡个安稳觉。而到了13世纪，全天候舰船的问世给地中海海战又注入了新的元素。这种新式舰船使用数量空前的弩弓，依靠飞矢不让敌人靠近。商船所需要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到了15世纪后几十年，随着高效大炮的发展，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欧洲海员们很快认识到，正在使陆战发生巨变的大炮在海上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已经在大西洋海域使用的坚固的全天候舰船很容易改装成浮动炮台，炮台发射集中火力的能力比得上军事工程师们用来保护城墙的堡垒。这种浮动炮台由于很容易操纵，不只能用来防御，完全可以用于进攻。用火炮连续轰击结构轻巧的船只，正像当初同样的大炮轰击城墙一样具有毁灭性的冲击力。而且这种轰击发挥作用的时间要长得多，因为直至20世纪飞机和潜艇问世以前，一直没有在海上对付装备重炮的军舰的办法。

海军的关系由此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地中海舰船的设计着眼于速度，可一旦进入大炮的射程就十分容易被击毁。印度洋上的商船也是如此，这种船构造轻巧，能适应季风，但当地的水手不可能在船上安装大炮来和欧洲人抗衡，因为对轻型船只来说，重炮的后坐力几乎与炮弹落点遭受的破坏力一样巨大。

法国人和勃艮第人在1465—1477年发展起来的那种大炮非常适于结构坚固的舰船。唯一需要的改良是设计一款不同的炮座，使大炮能够在甲板上向后滑动，从而吸收后坐力，这样就使炮口退到船内，便于重新装填炮弹。为了将大炮恢复到发射位置，水手们必须用特殊工具把大炮向前拉回原位，因为在船内发射，船有着火的危险。但是，新式大炮十分沉重，必须装在吃水线附近，以避免船只出现头重脚轻的危险。这就意味着必须设法通过船身两侧发射。在紧靠吃水线的地方挖开炮眼，同时装上没有战斗时可以关闭的厚实的防水盖，这样舷侧牢固，不影响整个舰只的适航性。早在1514年为英王亨利八世建造的战舰就首先采用了这种设计。大约70年后，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又将船头及船尾的“船楼” 位置降低，以改进伊丽莎白女王的战舰的航行性能。经过这些改变，15世纪远洋船舶适应大炮革命的任务胜利完成。从此以后，欧洲舰船在地球各大洋与设计不同的舰船发生武装冲突时总是胜券在握。

由于有了通常由普通商船负载的重炮，欧洲人能够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在美洲和亚洲水域扩展其控制范围（前者始于1492年，后者始于1497年）。葡萄牙人在印度的第乌（Diu）港口外轻松战胜了船只数量多得多的穆斯林舰队（1509年），不容置疑地说明欧洲水手的远程武器（射程可达200码）使他们占有决定性优势，而当时其对手心目中的海战还只不过是靠拢敌舰，强行登船，最后以手持武器结束战斗。只要装有大炮的舰船能保持一定距离，老式的登船战术完全无法对付飞行的炮弹，虽然有时远距离炮击可能也不够准确。

在地中海，撞击与登船战术是在大西洋海战新战术兴起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黯然失色的。1581年，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停战，结束了一个多世纪反复不断的海战。在那以前，单层甲板大帆船一直是地中海海军的主力舰船。 ^[27] 西班牙习惯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为主要的海战对象，这使西班牙人不像后来侵占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的英国人与荷兰人那样全心全意地接受炮舰逻辑。当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最终失去耐性而决定入侵英国时，他为出征（1588年）集合起来的舰队主要不是采用远距离炮轰，而只适合于近战。虽然西班牙舰队的主力是为横渡大西洋而建造的非常坚固的大帆船，而且有适当数量的大炮，但是操纵不便，不能对灵活的英国战舰进行有效的反击。不过英国人也不能单靠炮火击沉西班牙的舰船。因此，使西班牙无敌舰队遭到覆灭的主要是绕过苏格兰之后返航途中遇到的风暴。

尽管如此，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载入史册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国王腓力的失利表明：地中海式的海战不符合大洋海战的要求。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政府都固守着地中海海战的技术和观念，所以均无力在公海上与荷兰、英国以及不久之后的法国这些新生的、以大西洋为基地的海上强国进行有效的竞争。后来海上霸权之所以转移到西北欧国家，和17世纪前几十年呈现出来的地中海国家的普遍衰落有很大关系。实际上，荷兰与英国海军大炮的怒吼阻断了地中海各国从其面临的经济和生态绝境中逃脱的最后通道。对此，费尔南·布罗代尔做了深入的探讨。 ^[28] JuoEx3f87xFGHUcRpo5NwbSGhsXV0Hmgp3WnI+etOAALmdOJkqGr58JETUc/50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