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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年，正德帝作为先皇的独子在29岁无嗣而崩。在此之前，建立于1368年的明朝皇室还从未遭遇过人丁繁衍上的挫折。首辅杨廷和与皇太后张氏迅速同意召见正德帝13岁的堂弟朱厚熜，而朱厚熜的父亲则是弘治帝之弟（弘治帝是正德帝的父亲，张皇后是他最重要的配偶）。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已经听到了好消息。一个多月以来，明王朝的御座虚位以待指定的新继承人。 [1]
朱厚熜是去世于1519年的兴王唯一存活的儿子。兴国被封于北京以南600英里外汉江之畔的安陆（今湖北钟祥）。一群象征着明朝权力结构各个关键组成要素（军队、文官以及宦官）的显贵，带着邀请和金符于正德死后的4月15日从北京出发，前去奉迎朱厚熜进京即位。他们是定国公徐光祚（明太祖麾下大将军徐达的后代）、寿宁侯张鹤龄（太后之弟）、驸马都尉崔元（朱厚熜祖父成化帝女儿的丈夫）、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以及三名太监。他们于5月2日到达安陆。为正德代写的传位遗诏由毛澄保管，崔元则携带金符。 [2]
===年轻的皇位继承人在安陆府门迎接迎侍诸臣，毛澄向他出示了诏书。他将诏书带入宫殿，并在迎侍诸臣和自己的随从面前宣读。所有人都对这位少年如何使场合变得更加庄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迎侍诸臣被赐以银币绢帛。
即使朱厚熜对自己被选中继承帝位这个消息感到喜悦，他也很好地将情绪隐藏了起来。由于要离开健在的母亲和已故的父亲，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而不是为了素未谋面的驾崩的堂兄，他在公众场合总是一副流泪哀伤的样子。因此，5月6日，他在父亲的墓前伏地恸哭，左右不得不将他扶起。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被感动得落泪。次日，也就是5月7日，他在辞别母亲时又流泪了。母亲劝告他要成为尧舜之君，她稍后也将进京。
车驾同日前往北京。朱厚熜自己的随从有40余人，包括两名宦官、兴王府长史袁宗皋以及仪卫的指挥骆安，其余是卫兵和各类官员。一行人向北渡过汉江。少年命令一名太监下令，沿途不得骚扰当地官员和搜刮平民。湖广按察司副使因为车驾经过其管辖的区域时没有表现出适当的尊敬，结果被北京迎侍诸臣中的一名高级太监投入监狱。
5月26日，车驾到达北京以南约20英里外的良乡，来自礼部的使者已在那里准备好迎接车驾入京的仪仗。由于朱厚熜是兴王，他将从所有来访亲王指定的入口，即北京城的侧门东安门入城，而不是从正阳门（今前门）入城。据说，年轻的亲王在阅读了程序之后对他的导师袁宗皋说：“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为皇子。”袁对此表示赞同。
次日，亲王和他的行殿到达北京郊外，首辅杨廷和在那里第二次请他从东安门入城。袁宗皋对此表示反对：“今上继序即帝位，可复行藩王礼耶？”他大声要求开启大明门，并由此入城。
知晓这场争论的张太后最终向年轻的朱厚熜屈服，让他从正中的大明门进入北京。这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制定礼仪和建立超越其上的最高权威的漫长斗争中取得的第一个小小胜利。
登基典礼在入城的同一日波澜不惊地举行了。定策国老杨廷和精心构思了一道复杂的诏书，内容包括皇位继承、减免全国范围的税收以及一份庞大的削减花费、消除滥赏的改革清单。新皇帝即位后的最初几年，将在执行这道诏书的过程中度过。
从此刻开始，我们就可以用他的年号“嘉靖”来称呼这位新皇帝了。但在之后的八个月中，仍然沿用正德年号纪年。与此相应，嘉靖元年将从1522年1月28日开始（明朝法律规定禁止在年中改元）。
但是，在1521年9月满14岁的朱厚熜与61岁的杨廷和之间，矛盾的种子已经种下。杨廷和从1507年开始就一直是大学士，1518年成为首辅。对于内阁和整个文官集团而言，这绝非一段令人愉快的岁月。自13岁继位起，正德帝就厌恶傲慢的文官，在他统治的16年间，内官和侍卫军官以忽略、蔑视的态度和偶尔的残暴行径对待文官集团。杨廷和与大多数官僚决定控制住年轻的嘉靖，以确保复兴文官的尊严和权威，尽管他们从未控制住他任性的堂兄。实际上，嘉靖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证明了自己在和大学士们一起统治中国时是易于服从的。嘉靖与杨廷和在当时是意见一致的。是什么事情导致了他们之后的冲突？许多人将原因归咎于杨廷和对少年皇帝角色的错误判断，以及对皇室祖先崇拜仪式的技术细节的不当处理。
毫无疑问，嘉靖对其父兴王之死深感失落。兴王在42岁因“伤暑”去世之前，慷慨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儿子身上，给他上了第一堂儒家经典课，示范他如何使用毛笔，在如何做一位亲切、有同情心的藩王方面给他树立了榜样。嘉靖对父亲的爱和尊敬是漫无止境的，却因杨廷和的阻挠而无法表达出来。
这个险些撕裂明王朝的问题，除了源自杨廷和未经深入思考和仔细研究的草率看法，也是由于父死子继的皇室正统因为正德帝无嗣已经终结，不得不以死后过继的方式维持整体性的延续。嘉靖不得不同意成为他的堂兄正德帝之父、自己生父的同父异母兄长弘治帝的养子。嘉靖按照常规，向已经去世的父亲给予礼仪规定限度的爱，而且宗室要在自己的封地表示出孝行。因为嘉靖是亲王的儿子，而且这名亲王并没有继承皇位的权利，所以嘉靖只有通过死后过继，成为皇位相继的序列中的一名先皇之子，他才能成为正统的皇帝。对于已故亲王的礼仪仅仅是私人的家庭事务，对于皇帝的礼仪胜过对于父亲的礼仪。以子女的身份向弘治帝行礼是全国范围内的大事，其严肃性和重要性完全超过嘉靖对自己家人纯粹的爱。
杨廷和的论点有些道理，但是否合适？这些规则在儒家经典中是否有出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是否有明确的先例？最重要的是，嘉靖对此是否同意？
这些并非问题的全部，还要考虑到少年的母亲。5月30日，嘉靖派两名太监到安陆护送其母进京。10月24日，她和随从最终到达京师以东20英里外的通州。驸马都尉崔元和大学士蒋冕在那里正式迎接她。礼部向嘉靖建议，他的母亲从正阳左门入城，然后经过一连串侧门，到达她在紫禁城中居住的宫殿。这仍然是另一场礼仪上的权力游戏。嘉靖拒绝了这一建议。礼部以亲王妃之礼待之，这确实是合适的，因为此时她还没有被尊为太后。
嘉靖下令：他的母亲必须从正中的大明门入城，然后谒见太庙，即皇室祖先之庙。宫廷官员掀起了一场抗议的风暴。因此嘉靖请求她在通州等待。同时，他命令锦衣卫以太后礼向她提供法驾法服。
嘉靖的母亲蒋氏出身于北京一个小官吏家庭，受过一些教育，于1491年和兴王成婚。她到达通州时，听闻北京的官员极力要求嘉靖以弘治帝为皇考。据记载，当时她愤怒地说：“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尔曹已极宠荣，献王尊称胡犹未定？”她坚决拒绝在蒙受这种羞辱的状况下进入京师。
这的确是一个危机时刻。嘉靖沮丧地哭泣，他告诉弘治的遗孀张太后，自己想退位并将其母带回安陆。
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官方一致的声浪中，一封名为《大礼或问》的奏疏炸出了一道裂缝，并旁征博引地对嘉靖以弘治帝为皇考这一要求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它的作者是刚刚考中进士的张璁（后来改名为张孚敬）。他之前引起嘉靖注意的尝试毫无进展，因为杨廷和的党羽一开始封锁了他的奏疏，并且之后要求嘉靖对此不再回应，然而皇帝默默地对他能读到的那些内容表示赞同。
11月1日，杨廷和表示让步并同意折中的方案。嘉靖的母亲拒绝进入北京，嘉靖以退位为威胁，加上那封支持嘉靖且有说服力的奏疏十分令人不安的效力，所有这些使他除了妥协别无选择。所以，他将嘉靖的祖母邵氏和母亲蒋氏一并称后，并指示礼部追尊嘉靖的父亲为帝。
因此，在耽搁了将近两周之后，嘉靖的母亲在11月2日进入北京城。她从大明门入城并进入紫禁城，嘉靖在那里等着她。她并没有同意谒见太庙这座准公共性质的、祭祀祖先的神圣场所，而是拜谒了两座私人祖庙——为已故的明朝皇帝、皇后建造的奉先殿和奉慈殿。
因此，仅仅在即位一个月内，到目前为止才14岁的嘉靖已在向着完全掌控明朝政府的目标前进了。虽然还很年轻，他却本能地将权力理解为：如何运用个人资源，凌驾于那些比他年长且阅历丰富的男人（以及女人）之上并为所欲为。
杨廷和的首要工作是清理正德时代累积的所有弊政和赘疣——宦官、士兵、工匠以及其他种种过于庞大的花名册上的人员。嘉靖支持此事有数年之久，但他的支持是有限的。围绕着帝国礼仪的改革议题引起了嘉靖的注意，这也许象征着明代中国整体太平无事的氛围，礼仪比国防、国内安全等其他事务更加重要。关于礼仪毫无共识的争论，很快导致了1524年对“大礼议”中示威者的血腥镇压，以及嘉靖作为明王朝无可置疑的决策者耀武扬威的登场。
这位皇帝并不希望独自重制礼法，他知道自己需要帮助。他急需一个与自己观点类似的私人代表，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精力为自己争辩。他也需要一个人充当总管，去协调雄心勃勃的礼仪改革和复兴的计划。
多年之后，嘉靖仍对杨廷和趁他年轻恐吓威逼自己的回忆感到愤怒。在给予其母（作为皇帝的母亲，而非亲王妃）应有的尊重的议题上向嘉靖让步之后，杨廷和与其他大学士以及许多联合签署了支持声明的官员，在皇室死后过继的问题上决不妥协，拒绝让步。1522年年初，嘉靖不情愿地屈服了。这似乎表明争论即将结束。 [3]
然而争论并没有结束。杨廷和在1524年3月致仕（愤怒的皇帝在1528年剥夺了他的全部荣誉，杨在次年去世）。慢慢地，张孚敬
和少数有着同样想法的学者型官员开始强调自己的看法，他们有说服力地赞成嘉靖不以弘治帝为皇考的愿望。通常情况下，张孚敬并非明朝最高职位可能的候选人，是所谓的“大礼议”将他驱使至此。
张孚敬出身平民，其家族是生活于沿海的浙江省永嘉县的灶户。父亲张昇（1427—1509）拥有一片不大的农田，面积仅30亩，张孚敬将其称为“薄田”。张昇自称是农民，其实他并不是贫穷的农民，因为他担任了一名不付薪的收税员和代运人，取了一个号并以此炫耀。他从自己的粮仓中支付报酬给工人，让他们拖运石头，为张孚敬在1498年中举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张昇相继娶了三位妻子，还有一名小妾，她们给他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子全部活到了成年，张孚敬是其中最小的，女儿也全部出嫁了。没有一个贫穷的农民能应付这些，即使他像张昇一样是节俭的素食者。
而张昇的财力是有限的，他的儿子不得不接受施舍，短暂借宿于当地开办学校的富户邵家。张孚敬的堂姐夫王养直（1433—1515）
在他还是孩子时也收留过他，在其翠竹成荫的书房中将他与自己年幼的儿子们一起教导。王养直是一个富裕的农民和收税员。张孚敬的叔父张积（1431—1504）比他的父亲更富裕，而且他的儿子，即张的堂长兄张珊，用自己的财产为当地的公共建设工程提供资金，资助了张孚敬家的开销。当儿子成为温州府学廪生时，张昇十分高兴。作为廪生，张孚敬终于有了结婚必需的财力，于是他与一名农家女子蔡氏（1480—1530）成婚。根据张孚敬为她写的墓志，他们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她却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些都表明，虽然张孚敬的直系亲属收入有限，他的家族深处于一张慷慨施舍的亲族关系网之中。所有成员都力争从农民或灶户上升到士的地位，但只有张孚敬一人成功了，而且是经过多年的考试之后。
张孚敬于1498年中举，时年23岁，名次排在相当低的第78名。此后从1499年到1517年，他连续七次在每三年于北京举行的会试中落第。这段时间内，除了成为监生和自学，我们并不清楚他做了什么。1518年，他正式向当地的山神、河神宣布，要在乡下兴建一所书院，在那里聚集生徒。他的堂兄张珊向他提供了帮助。学生是谁，如何教授，教授什么，这些都不为人所知。一些当地人嘲笑它并且怀疑“书院”的名称是否合适。这可能只是一所初等学校，张孚敬需要从学费中获得收入。
1521年，张孚敬终于通过了在北京举行的考试，时年已经46岁，比考生平均年龄大了10岁。他并不是进入翰林院的第一甲前三名，也不是成为翰林院庶吉士的24人精英集团的成员。他最终在330人中排名第76位，其前途看起来并不光明。
在会试（他排在第96名）与最终的回合——应由皇帝亲自主持并签核最终排名的殿试——之间出现了耽搁。会试举行时正德还在世，但他的疾病与驾崩迫使殿试几经推迟，直到嘉靖在位的1521年6月9日，才宣布贡士们首先在西角门集合行礼（五拜三叩头），然后入紫禁城内的奉天殿丹墀内作答。6月22日，他们在西角门集合，嘉靖在那里主持。鸿胪寺设策题案，翰林院官捧黄榜授礼部置于案。由于正德的大丧，恩荣宴与唱名均被免去。文武百官具素服，乐设而不作。新科进士再次行礼。礼部官捧黄榜出，至长安左门张挂。状元将得到特殊的护卫。四日之后，他将得到一袭特殊的冠带朝服。6月24日，所有进士到鸿胪寺排练下一个步骤的内容；6月25日，状元率所有人至西角门谢恩；6月26日，再至先师庙行释菜礼。礼部将吩咐工部制作一块刻有所有人名字的石碑，置于国子监。
张孚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出席了北京的这些仪式，这肯定给了他一个机会，从而察觉到最近发生的礼仪危机，向他应该接触的人了解消息，并且弄清楚如何以私人方式将自己的奏疏传递给嘉靖。嘉靖必须在礼仪上与父母断绝关系的争论盛行于当时，在其中发现纰漏并非难事。毫无疑问，这既违背人情，也没有任何儒家经典的规则能证明这是正当的。
张孚敬得到的第一个官方任命是在大理寺观政。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没有官位的“实习生”，就上呈了第一道长篇奏疏《大礼或问》。时间是1521年8月2日。它带来了一些对抗当时盛行观点的无畏勇气。10月30日，第二道奏疏跟随而至。御史和给事中以其第一道奏疏“倡邪说以惑圣聪”为由弹劾他。嘉靖拒绝了礼部严惩张的请求。他召见杨廷和，企图改变其想法。杨拒绝让步。1522年10月，当皇帝的母亲在通州中止她的行程并拒绝从侧门入京时，张孚敬上呈了第二道奏疏。当时他已经很难让任何人接受了。最后，他亲自去左顺门将奏疏呈送上去。杨廷和试图让翰林院修撰、状元杨维聪去阻止他，但失败了。所以嘉靖看到了奏疏。他简单地批了“知道”。因为张孚敬制造了麻烦，礼部与杨廷和决定将他赶出北京，实际上，他们将其放逐至南京刑部任主事。
难以觉察的少数官员支持嘉靖，保留对自己父亲的真诚和成为先皇继子的愿望。张孚敬是其中一员，而且他并不受欢迎。其他人为数很少，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挑战在礼法上盛行的观点？1524年年初，嘉靖得知了五个这样的人，并传召他们进京。
嘉靖之所以能发现他们，是因为他惯常定期召见官员集会，并将他们在争议性话题上的观点进行整合。当然，嘉靖已经觉察到张孚敬了。他从其信件中得知了担任南京刑部主事的桂萼（1478—1531），桂萼呈上了一道长篇奏疏，支持嘉靖在大礼议上的立场。1524年2月24日，嘉靖将他的奏疏转给礼部尚书汪俊，并命其召集全部高级文武官员和科道“言官”，对他们的意见进行调查。
3月2日，汪俊报告了结果。代表着250余名作者与联署者观点的82份抗议书被呈上御前。北京的官员们几乎一致反对桂萼，仅有四人站在嘉靖一边。汪俊提供了这些人的名单：张孚敬、霍韬、熊浃和桂萼。他们既不在北京，也没有参与这次调查，所以他们的奏疏必须在先前被保存——这已经在早些时候做了。另外两份奏疏稍晚被发现，来自席书和方献夫。
嘉靖两周内未发一言。然后在3月17日，他吩咐汪俊自己要再次讨论此事，需要达成一些妥协，皇室正统的完整性需要保持，而皇帝尊崇自己去世的父亲的情感也要得到满足。同时，凭借自身的权力，嘉靖命令他的支持者们上京。
这是一个16岁的少年在玩一场复杂的权力游戏。谁会向他提出建议还并不清楚。
这些人是谁？他们是一个有趣的团体。其中一开始最杰出的是席书（1461—1527），他是一名四川籍中级官员，有着漫长且令人尊敬的省级官员经历，也是享有盛誉的王阳明与其哲学上的对手罗钦顺的朋友。意识到北京正在发展的礼仪之争后，席书准备了一份奏疏支持嘉靖，但是不敢呈上。1522年，他作为南京兵部侍郎，被指派负责赈恤因长江以北的洪水和以南的旱灾而产生的大量饥民。同时，他的同僚，与张孚敬一起在南京刑部担任主事的桂萼热心地将他的奏疏寄至北京（席书有才干且有同情心，并不是一个挑起争执的人）。
桂萼则完全不同。他作为支持嘉靖的派系中最早的两个鼓动者之一，经常与张孚敬共事。回忆录作者和年代记编者们经常将他列在张的前面（后来二人的顺序被调换了）。桂萼是一个鲁莽到偶尔会心理崩溃的人。1511年考中进士之后，他被任命为知县，这是对榜单上名次较低的及第者的惯例任命。上级发现他不服约束，曾两次将他免职。嘉靖在位时，他重新被起用，1521年被任命为南京刑部主事。一年后，张孚敬担任了与他一样的职位。
熊浃（1478—1554）是江西人，1514年考中进士，作为一名给事中，在正德时代扮演了一个揭露犯罪和渎职不法的主要角色。1522年，他写了一道奏疏支持嘉靖，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外放任河南参议。他重新呈上此疏，但是服丧期的义务迫使他推迟进京，直到1527年。熊浃是程朱理学正统活跃、真诚的信徒，经常寻求“体验”来认识“道”。
霍韬（1487—1540）和熊浃是进士同年，像他一样也是个富有激情的人。他和熊浃一样，在1521年较早地表示了对嘉靖的支持，所以皇帝了解他。1524年，他正在广东南海家中休病假，没有时间从北京以南1200英里外的广东再上一道新的奏疏，所以肯定有早先已被存档的奏疏。他最终于1527年到达北京。 [4]
方献夫（约1485—1544）是一位1505年及第名次较高的年轻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后任吏部员外郎，跟霍韬一样也是广东南海人。嘉靖1521年即位时，他已经在家休了十年的病假。新政府召他回到过去的职位。那年夏季去北京的路上，方献夫听到了正在发展的大礼议的风声，于是写了一道奏疏支持嘉靖。到达北京后，他发现政治气氛十分令人不安，因此决定不上这道奏疏。但是一份副本不知怎么落到了桂萼手中，桂萼将其与席书的奏疏一同上呈。桂萼正在把半心半意的战士们聚集到支持嘉靖的事业上来。
以上所有人组成了一个支持嘉靖的核心官员团体：桂萼、张孚敬、席书、霍韬以及方献夫。截至1524年3月，方献夫是唯一在北京的人。在江西家中的熊浃从来不是这个核心圈子的成员，《明史》记载他“不甚党比”。霍韬仍然避居广东。席书、张孚敬和桂萼则都在南京。他们立刻回应了嘉靖完全凭自身权力发出的传召，而京城官场对此毫不知情。这肯定会引起嘈杂的抗议，被一脚踢开的官员们将如何应对？
定策国老、首辅杨廷和于1524年3月15日致仕，此时他已经64岁了。他的个人权威虽大，但始终视帝王的宠信而定，且不断受到侵蚀，加上嘉靖的埋怨，因此感到心灰意冷。杨廷和是三朝元老，并非由嘉靖任命。后续几任首辅中，没有一个能像他一样如此炉火纯青地指挥和控制明朝政府。蒋冕厌倦政事，6月2日就辞职了；毛纪于8月26日辞职。到1527年为止，做过首辅的还有费宏，他用尽心机摇摆于嘉靖和众多反对他的官员之间。所以，当嘉靖开始用自己选择的人选往反对自己的集团中“掺沙子”时，内阁并不能阻止对反嘉靖集团力量的削弱。
4月24日前后，反对嘉靖的礼部尚书汪俊感觉身体不适并乞求致仕。直到他死后不久，嘉靖仍认为他可能在装病。他斥责其“违悖正典，肆慢朕躬”，并将其免职。吏部提出两名取代他的候选人，嘉靖都拒绝了，并凭借自身权力任命席书担任此职。这是对反对者的第一个重大打击。
同时，关于给予嘉靖亲生父亲适当的尊号，以及作为继子的嘉靖是否有权在紫禁城内为父亲建庙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3月17日，嘉靖在传召来自南京的支持者桂萼、张孚敬之后，发布了一道诏书表示自己不敢扰乱宗庙正统。尽管如此，他仍希望能对亲生父亲表达最深厚的感情，所以指示群臣对他的困境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他通知仍在北上途中的桂、张二人不必前来了。独行的席书也被命令停止行程。
桂、张二人在4月15日收到消息，当时他们已到达凤阳，距北京仍有500余英里。他们从当地的邸报抄本上读到了嘉靖表示妥协的诏书。桂萼由于某种疾病（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无法行走。但最终他和张孚敬通过一名家仆呈上奏疏，斥责嘉靖没有察觉出现在这道表示妥协的诏书中的“本生”一词。这个词是一个圈套，也就是说，“本生”暗示了并非本生的继父的存在。嘉靖收到奏疏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定最好还是让两人继续前往北京。即将于一个月后致仕的蒋冕警告他，两人抵京时会遭到人身攻击，但嘉靖并不理会。他同样命令席书重启行程。
同时，京师的斗争日益激烈。嘉靖暂时在父亲的尊号上妥协之后，他能否在皇宫内为父亲建庙则上升为争论的首要问题。吏部尚书乔宇对此表示反对，在皇宫内建庙使得在安陆王府建庙变得毫无必要，而且使嘉靖家族的小宗与皇室大宗相混淆。其他一些知名人物附和了他的观点。
礼部很快就会变成一座试验场，嘉靖将尝试重塑大礼，并实行进一步重制中国礼仪的长远计划。嘉靖任命一名反对者、礼部侍郎吴一鹏作为汪俊的临时替代者。同时，他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即直接用特旨）命席书抵京时即刻就任礼部尚书。
这种挑衅式的皇帝权威展示，引发了反对者的一场小规模抗议风暴。他们指出，按照已确立的先例，礼部尚书通常由吏部推荐的翰林官担任。席书两个条件都不满足。反对者要求嘉靖撤销这一任命，但他对此表示拒绝。
席书并不是一个狭隘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有能力而且在各省有丰富经历的人。作为贵州提学副使，他为著名士大夫、思想家王阳明修建了一所书院。他协助镇压了云南的一次部族起义。他在湖广兴修水利，镇压盗匪，惩治腐败。然后他调往南京，在那里遇见了张孚敬和桂萼。席书希望升职，但按照惯例两次都辞谢了。7月8日，反对者弹劾他在赈恤长江南北的大饥荒中存在严重的腐败和处置不当。8月13日，嘉靖收到席书对指控事项的申辩：“臣奉命赈恤凤阳诸郡县，夙夜奔劳，出入于瘟疫之境，所全活百万余人，窃意庶几不负委任，乃以大礼建议，为诸臣所嫉，竞相排击。臣之心迹终无以自白，乞敕多官勘明，臣死无所恨。”席书在6月10日公开的奏疏中指控反嘉靖集团“讲学不明”，他说：“斯礼也，廷臣耆旧，自有知者，不敢犯众。而璁、萼等感激不平，力犯群议，举朝疾之如仇。”
嘉靖命令司礼监、户部、法司、锦衣卫各派正官一员，同抚按官对席书的指控从公查勘，具实以闻。
如前所述，首辅蒋冕于6月2日乞求致仕。他说自己因嘉靖为其父亲建庙的坚持、对席书专横的任命，以及恢复让张、桂二人进京的命令而心灰意冷。他也说了对皇帝在各处兴起的意图的看法，以及上述种种命令必须被撤销。嘉靖同意了蒋致仕的恳求，另外又斥责他在如此忙碌的时期企图抛下工作，并将正在发展的危机归咎于皇帝。
大学士毛纪取代他成为首辅。
引发争议的嘉靖父亲之庙于6月10日完工。皇宫内的祖先之庙奉先殿内用于供奉他的房间被安排在侧室，并被重新命名。一群官员（包括不情愿的吴一鹏）奉命前往安陆，奉迎嘉靖父亲的神主并安放在新庙内。
反嘉靖集团显然被削弱了。
张孚敬和桂萼最终于6月末到达北京。桂萼仍然过于虚弱，无法行走。6月21日，他的船到达北京以东的通州货运、客运枢纽张家湾。他在那里雇了一顶轿子，次日在正阳门外找到地方停宿。他告诉嘉靖，等自己身体好转时将与其私下在宫内会面。
张孚敬则带着与桂萼联合写的奏疏，出现在6月25日的早朝队伍中。
京师官员们愤怒地做出反应。科道官发起弹劾，30余名给事中联署了一份激烈的抗议书。礼科都给事中张翀指控这两个刚到达北京的人撰写虚伪、惑众的奏疏，煽动邪恶的“变乱宗庙”计划，“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44名御史攻击张、桂、席以及其他几名支持者是心中只有自我利益的马屁精。
嘉靖对这些奏疏仅批了“知道了”，就将其发布出去，让群臣讨论。张、桂二人的任何奏疏却留中不发。这是一个新的战术。
7月9日，张、桂二人递交了一份回应所有攻击的尖锐答复。他们提醒嘉靖，礼官们在顽固地捍卫着从一开始就错了的立场。科道代表着那些将保住权力看作最重要之事的高官们，是只会诽谤和威胁的“鹰犬”而已。他们强烈要求嘉靖在紫禁城内合适的地方召集大学士和礼官，他们将在那里公开阐明自己的意见。嘉靖决定暂时搁置此事。
7月13日，嘉靖向当前的混乱局面发射了一枚“鱼雷”。他宣布任命张孚敬、桂萼和方献夫为翰林官——张、桂二人为翰林学士，方为侍读学士。
在院的翰林官们的反应是迅速而不可饶恕的。翰林学士丰熙和其他三人拒绝到院，实际上形同罢工。科道官发出警告。御史刘谦亨说：“萼等曲学偏见，骤得美官，天下士自此解体。”
丰熙等人上疏请辞，嘉靖不允。吏部尚书乔宇要求将这些佞幸之人全部罢黜，另寻他人。嘉靖表示拒绝，并令桂萼等人“视事”。他昭告天下，张、桂等人“忠议学行，简在朕心”，“执经论礼，岂悦朕心以干进者”。
29名给事中和45名御史的答复充满火药味，要求将这些以一言之合敢于欺君罔上的懦弱无赖明正典刑。刑部尚书赵鉴说，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开始起诉张、桂二人。嘉靖命令他不得妄动。吏部员外郎薛蕙将一道长篇奏疏分成两部分上呈，驳斥了张、桂在继位者礼仪上的观点。嘉靖说薛蕙“出位妄言”，令逮送镇抚司拷讯。
张、桂二人提交了一篇答复，嘉靖再次留中不发。
显然，大礼议已日渐显出不祥之兆，而且是年轻的嘉靖自己在加速这一过程。更糟糕的事即将到来。对张、桂二人进行人身攻击的威胁弥漫在空气中，两人称病不到院已有几日之久。然后他们从侧门进出，避开人群。武定侯郭勋出于安全起见，让他们留在自己府中。据记载，他也安排了他们在夜间与嘉靖的会面。据记载，皇帝说：“祸福与尔共之，如众汹汹何？”张孚敬答复道：“彼众为政耳。天子至尊，明如日，威如霆，畴敢抗者？需锦衣卫数力士足矣。”上颔之。
7月22日，36名翰林院的低级官员和庶吉士要求辞职，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桂萼及其同党作为自己的同僚。他们的领袖正是杨廷和之子杨慎。一道鸿沟将他们分开：一边是程颐、朱熹的正统理学，另一边则是离经叛道之论。嘉靖斥责了这些大多数还在实习阶段的年轻人，并扣除了他们的俸禄。
反对者越来越多。7月25日，一名鸿胪寺少卿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8月1日，太医院的两名医士认为“观德殿”这个名字不能匹配嘉靖父亲之庙，请求嘉靖换掉。这激怒了皇帝，他答复道：“观德殿名，朕所亲定，用伸孝敬之情，额既悬矣。惠等不务本职，出位妄言，欺慢无礼。”反对者全被逮送镇抚司拷讯。
8月3日，仍在吏部的方献夫请求辞职回乡。这让人回想起他是嘉靖坚定的支持者，不久前才被升到翰林院。他说：“窃以大礼之议，乃天地间不可泯灭之理，故不得不言，初未尝有一毫希合干取之意。”他又说：“盖臣不去，则论者必谓臣诚有所观望，所言虽是而亦非矣……臣心没没无复可言也，岂不大为此礼之累耶？”嘉靖命令他留下。
方是王阳明忠诚的追随者，他和王一样并不好斗，缺乏张孚敬那种对官场斗争的热情。
嘉靖将张、桂二人的所有奏疏留中不发，只将反对者呈上的奏疏发布出去。所以张、桂对所有攻击者说什么都了如指掌，而反对者则因身在暗处，弹药逐渐减少。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
被嘉靖在大礼议上弄得完全心灰意冷的吏部尚书乔宇，最终于8月5日被准予致仕。
六天后，京师的政治局势变得白热化。嘉靖下旨命礼部准备方案，向天、地、宗庙、社稷宣告，从今以后将“本生”一词从他母亲的尊号中去掉。这当然意味着他不承认弘治帝的妻子是自己的继母。仪式将于8月15日举行。
此时，因为席书还未抵京，礼部尚书出缺。所以侍郎朱希周代表礼部抗议道：“陛下考孝宗母昭圣三年矣，而更定之论忽从中出，则明诏为虚文不足信，天下祭告为渎礼，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贬词也，不妨正统，而亲亲之义寓焉。何嫌于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议？”
这番话听起来的确合理，但嘉靖拒绝接受。在为什么给父母的尊号中必须去掉“本生”两字的问题上，张、桂二人成功地让他改变了想法。嘉靖派一名宦官要求首辅批准这个仪式，毛纪和石珤都推辞了。然后嘉靖安排亲自会见他们，他斥责道：“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大学士无言以对。年轻的皇帝随后于左顺门召集廷臣，并宣布更改其母尊号的仪式将于四日后举行。
京师官场的其他许多官员立刻发起冲锋，去支援礼部。翰林学士丰熙率先表态：“陛下颁诏（大礼之议）天下三年，乃以一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称，专隆鞠育之报。臣等闻命，惊皇罔知攸措。窃惟陛下为宗庙神人主，必宗庙之礼加隆，斯继统之义不失。若乖先王之礼，贻后世之讥，岂不为圣德累哉？”六科十三道给事中、御史、大理寺丞皆以及吏、户、兵、刑四部郎中加入抗议。嘉靖命逮其为首者八人投于诏狱。
在上述时期，张孚敬提交了13点反驳意见，针对到当时为止嘉靖的反对者提出的所有争议事项。嘉靖像往常一样没有将其公开。张孚敬将每个反对的观点都视为“欺罔”。没有人会认为不同意见是诚实的。辩论正因其中的政治色彩而变得有害。张提出的第13点（即最后一点）毫无疑问地体现了这一点：
今日议礼朋比之故，臣等据礼，决然以皇上为入继大统之君，不应为孝宗皇帝之子。妄议者决然以皇上为孝宗皇帝之子，非入继大统之君。两论相持，三年不决。夫为孝宗皇帝之子说者，其始变于奸权大臣一人（即杨廷和）而已，礼官附之，九卿科道附之，初不顾事体之大、礼义之非者也。臣等仰惟皇上圣明，其纯孝之心如此，何忍负之，是以奋不顾身，与之辩明。其两京大小官员，知朝议之非者，十有六七；阿附不知者，止二三耳。但知其非者，少有私议，辄目为奸邪，风言谪降，并考察黜退。不知礼者，凭为举主恩人，攘臂交攻，不容人语。又如九卿六科十三道官连名之疏，岂议论同哉如九卿之首。自草一疏，不令众见，止以空纸列书九卿官衔，令吏人送与书一知字，有不书者，即令所私科道官指事劾之。虽大臣多衔冤而去，无敢声言。至于科道官连章，则亦犹然者，掌事一人执笔，余者听从，势有所迫故也。今在廷助臣议者不为不多，瞻前顾后，但颔首称是，默然喟然而已。夫古者三公论道，九卿分职，台谏明目达聪，今独无媿（愧）于心乎？此欺妄十三也。
这无疑显示了张孚敬对明廷政治气氛的研究是完全正确的。他毕竟是一个务实的行动者、精明的政治分析家以及礼仪学者。
随着嘉靖母亲尊号的更改已经被安排在8月15日，一场情感的剧烈爆发已经无法再被遏制。嘉靖将张孚敬的长篇奏疏留中不发。吏部侍郎何孟春却对此疏有所耳闻，而且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得到了它在通政司的一份副本。这当然违反了程序，“窥伺”这些奏疏是对嘉靖君权的藐视。这名侍郎用了一整晚对其逐条反驳，他向所有支持嘉靖的“朋党”发起挑战。他坚持所有人的主张都是通过自由思考得来的，并不存在强制威逼（嘉靖又将此疏留中不发）。
事实上，即使1521年嘉靖继位之初，首辅杨廷和在礼仪安排上曾经仓皇失措，但是到了1524年，那些追随他的人围绕着“皇位继承是一回事，而家庭继承又是另一回事”这一看法已经形成了有力的论证。一边公开、公正，事关公众，另一边则是私人的、私密的，只关乎一家之私利。他们情绪激昂，并断言：如果嘉靖选择这条自私任性的道路，那么只会立即导致文明的完全崩溃。张孚敬犯了一个错误：这并不是纯粹的善战胜处心积虑的恶，双方的意愿都是发自真心的。实际上，嘉靖、张孚敬及其少数同党面对的聚集起来以死抗争的官员们，组成了一个刚被唤醒的、内心充满愤怒而沸热的联盟。
为什么直接继承是一个检验官员的试金石议题？来自儒家经典和包括明朝初年在内的历史记载中含糊不清的信号，已经为学术争论创造了温床，但是事情为什么会由此迅速扩大成党争？党争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争议性的话题都会将其点燃。
事件的爆发是在8月14日。大约十分之一的在京官员停止工作，举行了一场示威。早朝结束后，官员们开始返回各自的办公场所时，何孟春凭着一时冲动，召集那些官员举行示威。所有人都认为：嘉靖将何的奏疏留中不发，意味着他将继续推进不以弘治帝为皇考并破坏王朝正统的更大计划。对于示威能否感动嘉靖改变主意，他们半怀绝望，半怀微弱的希望。在左顺门外，大约232名大小官员跪伏于地，并开始哭喊明朝正统的第一位和最近一位皇帝的庙号——太祖、孝宗。在附近的文华殿内，嘉靖听到了他们的呼喊声。喧哗持续了数小时，嘉靖派宦官命令他们离开，但没有作用，直到将为首者八人执下诏狱，才让他们安静了一会儿。很快，喧哗又开始了。下午3时左右，锦衣卫采取行动，最终将他们全部逮下诏狱。
示威以失败告终。嘉靖断定这是对他个人直接的藐视，但他的报复是慎重的。参加示威的21名高级官员和65名低级官员被命待罪，134名中级官员于8月19日从狱中被带至午门，各廷杖三十，之后大多数人被拖到皇城边上释放，其中7人于8月27日再次下狱并被杖责。总计17人因伤而死，其他示威者或被降职外调，或被削职为民，或终身谪戍边卫。 [5]
嘉靖对示威者的惩罚冲破了阻力。去掉“本生”称号的仪式按照既定日程于8月15日举行。
同日，皇帝私下斥责何孟春在示威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但姑且夺其一月之俸。首辅毛纪和他的同僚石珤也出来和示威者们同跪了一阵，毛纪赞同他们的动机。由于对嘉靖的专制行为感到心灰意冷，他写了一篇发自内心的长篇抗议书，最终在8月23日被准予体面地致仕。
石珤留任，费宏则成为新首辅。
发挥了实际作用的学术研究和残暴的武力相结合，形成难以战胜的组合，解决了对大礼的争议。但善良、正直的人们投入斗争的真诚意愿并没有消散，而这场斗争毫无胜算。自此之后，这仍郁积在被挫败的、愤愤不平的官员心中长达数年之久。
早在8月16日，皇帝已被迫处理了包括何孟春在内的九名高官，因为他们缺席了嘉靖母亲重上尊号的仪式。他们全部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嘉靖只是对其斥责，然后就宽恕了他们。
奉命将嘉靖父亲神主从安陆带来的大臣们于8月20日到达北京，并举行盛大仪式，将其安放在嘉靖修建于紫禁城中的观德殿内。一些大臣上奏乞求饶恕全部被监禁的示威者，用以向这个神圣庄严的场合表达敬意，嘉靖对此置之不理。
献给嘉靖父亲的尊崇在随后几年中不断上升，最后以一座更好的新庙和直至在死后追尊为皇帝而告终。
8月14日失败的示威留下了两道不同的余波。首先是嘉靖全神贯注于编纂和出版一部专题资料汇编，详尽记载了大礼议的争论内容，用以向天下臣民说明他如何成为正统以及之所以是正统的原因，解释和辩护他在继承礼仪上的观点。另外则是失败者对张、桂二人及其同伙持续不断的斗争，但他们不再主动提及礼仪问题，转而指控他们是自私自利、投机取巧的腐败之辈。
这部专题资料汇编由张孚敬编纂，嘉靖钦赐书名曰《明伦大典》。因为它仅仅关注了皇位继承链条中的技术细节这一可能不会再被提及的事项，所以永远不会受到质疑。这可能再次证实了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孝道在他们的生命中是最为重要之事。
搜集全部档案并将其编纂成书是一件要求严苛、耗尽精力的工作，容不得半点仓促草率。张孚敬是实际上的总纂官，嘉靖持续关注该书的进展，并提出具有洞察力的意见。这部书的初衷就是教化天下所有的士人。
翰林侍讲学士方献夫在早先时候撰写了一份样本。他认为大礼之议还没有得到清晰的解释和广泛的了解。嘉靖同意了方献夫搜集张孚敬等人的奏疏并由礼部刊行的请求。
这还远远不够。正如张孚敬在一道长篇奏疏中所言，需要的是一部最终定版的、不可更改的专题资料汇编。方献夫的汇编是不完备的，再加上其中包括了席书等人的言论，给反对派留下了可轻易利用的漏洞。张孚敬声称：“今开馆编纂之人，必昔日（8月14日）跪门叫哭之辈也。其停忿宿怨正欲乘机窃发，未有不紊乱名实颠倒是非者也，是皇上以已定之礼而使之，更以已成之书而使之坏矣。”但是不必将方已经发行的版本缴还。新的专题资料汇编需要在没有翰林院中的地下反对者的参与下迅速编成。
张孚敬和其他一些亲信分开进行编纂工作，事实证明这样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且对时间和思想的要求更严苛。
张和皇帝交换了有关的机密信件。嘉靖希望这能成为一座流传千古以指导未来世世代代的丰碑。1527年7月26日，嘉靖给内阁发了一道有关张孚敬呈上的《大礼全书》书稿的谕旨。嘉靖写道：“斯礼也不但行于今日，实系乎万世法。欲使明人伦，正纲纪，所关匪轻。若以大礼全书四字题之，似为未善。朕欲名之曰明伦大典，未知可否。卿等便会璁、萼与议可否来闻。”
新的书名被采纳。8月1日，皇帝指示纂修官张孚敬将席书奏疏中的缺略之处增补进去，并纂辑汉宋之事，他说：“果于礼合则褒进之，使后人有所守；谬而否者则贬斥之，亦使后人无所惑。”
9月9日，嘉靖再次对书稿回复意见：“明伦大典藁（稿）朕览毕，但要实书。内于各官所奏，或自疏，或连名，或会官，或奉旨议，或渎乱破礼，皆要一一直书，以明是非，以见邪正。所谓实书必如此。后可尔等会总裁计详，用心纂修，勿得避难。”
这部书在1528年6月17日修成刊行，当时的大学士（不是张孚敬）被列为总裁修纂官。
嘉靖作序，张孚敬作跋。张孚敬、桂萼、方献夫和大学士都得到了升迁。杨廷和与其他反对派高官被削职为民。大礼议最终就这样盛大落幕了。由于这部专题资料汇编的编纂刊行，年轻的皇帝声称自己在道德和智力上已经成圣。
1524年8月14日的失败示威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创造了一个沸热的地下反对派。嘉靖不情愿地批准了对他们进行“猎巫运动”以斩草除根。1524年9月19日，一位狂热的给事中陈洸向嘉靖提供了一份名单，其中有包括首辅费宏在内的10位有声望的官员，他声称这些人是持异议的“邪党”成员，应该立即予以严惩。他又挑出了14名受邪党憎恨而应升迁的官员。所以这就是在要求开展整肃运动。但是嘉靖拒绝按此行事。他重申了自己对费宏一直十分信任，并留用了其他人。
几个月后，陈洸自己被攻击为礼部尚书席书的党羽，在私人生活中因腐败而臭名昭著。嘉靖命令对弹劾展开调查。席书和费宏因争议而乞求致仕，但是嘉靖没有恩准。许多官员恳求宽恕和赦免那些由于在8月14日所做之事被杖责和谪戍的人，但被无视了。北部边疆突然爆发了麻烦，官员们将注意力放在彼此合作上面，也许有助于抑制对“猎巫运动”的狂热。
终于就任礼部尚书的席书在11月29日的一篇奏疏中敦促向腐败开战。但嘉靖根本就不想开展这种整肃行动。他说：“奏内言事皆正德时弊政，朕即位以来厘革始尽……一切政体不欲过为刻核，令上下相安，内外协和，以成嘉靖之治。”嘉靖对席书说他固执于“纷更”，这种剧变是不需要的。
嘉靖虽然性情急躁，偶有残忍行为，却从未发动过像明朝建立者明太祖那样妄想狂式的大清洗运动。他想要终结争论并推进其他计划。但1524年示威的三年之后，也就是1527年，一件大事意想不到地突然爆发了，这就是所谓的“大狱”。大狱的细节朦胧含糊，但是官僚们重燃怒火，终于让真相水落石出。
大狱牵涉一位难以捉摸的白莲教领袖——李福达。他的家乡在当时山西省最北端的草原边疆上。据称他和其叔父聚集了大量崇拜弥勒佛的信众，据我们所知，弥勒的重生被认为预兆着世界的终结。他们在陕西省中部制造破坏，明朝军队出动镇压。他的叔父被捕后遭到处决。李福达则逃脱了，躲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据称他在那里付给一个姓张的人钱，让他以“张寅”这个新名字载入张家的家谱。
李福达富有创业的才能。不知何时，他想方设法进入了北京，并且通过贿赂获得了山西军官和北京匠籍的身份。匠籍身份让他的三个儿子可以从事炼丹药的活动。据说调制的药是献给武定侯郭勋的，他是张孚敬和桂萼强有力的内部保护者，以及嘉靖在大礼议中的关键盟友。正是这一点，使得一起地方上的犯罪事件演变成著名的全国性案件。
有人回到山西告发，张寅实际上就是在逃的通缉犯李福达。李的两个儿子在北京被捕。回到山西，知州和巡抚对于指控李福达的供述是否属实产生了分歧。最后，巡按御史马录在审问他本人和询问了当地了解李福达的人之后，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张寅就是李福达。郭勋代表李福达从事炼药的几个儿子给马录写信，要求他放过这个案子。即使中间存在贿赂，马录也没有理会。更糟的是，他弹劾郭勋包庇一个因制造屠杀而被通缉的反贼，实属大逆不道。他将郭勋的信作为证据出示。
嘉靖一开始倾向于支持马录的主张，认为张寅就是李福达，李应该被处死，全家为奴。李福达回到山西监狱，等待着自己的命运。郭勋的介入使皇帝产生了犹豫。礼部尚书席书为郭勋辩护。一名大理寺评事将郭、席二人一并弹劾，并请求皇帝召集所有廷臣一同议罪。都察院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嘉靖并不理会，他传见郭勋并要他做出解释。武定侯为自己辩解，坚持认为张寅不是李福达，并乞求饶恕他。嘉靖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李福达的一个儿子根据郭勋的建议，代表他的父亲提交了一份陈情书。这份陈情书被公之于众。这导致了南、北二京的科道官的奏疏如雪片般飞来，纷纷要求处死李福达并严惩郭勋。作为答复，郭勋争辩说所有这些愤怒的指控只是那些在大礼议上失败之人的报复。嘉靖倾向于同意这个解释。所以李福达案就转变成了关于大礼的全体投票。
李福达案从山西转到北京进行合议与审讯。马录提交了一份言辞激烈的起诉书，言官对此表示赞同并弹劾郭勋。
张孚敬和他的亲密盟友桂萼在幕后告诉嘉靖：“廷臣内外交结，借事陷勋，渐及议礼诸臣，逞志自快。”嘉靖认同他们的看法。
同时，李福达被带到北京关押，包括锦衣卫在内的十名高官对他进行审问。李承认了全部指控，他们建议立刻将其处决。嘉靖没有立即同意，他要求召集所有廷臣进行审判。最初的指控者和那些怀疑他的当地人被再次询问。有一个当地人撤回了自己的证词，他否认曾质疑过指控者。嘉靖得知了这份新证词，但怀疑其真实性。他宣称将亲自进行调查。大学士杨一清说服他放弃了这个打算，他认为这件事对皇帝而言过于微不足道，不必亲力亲为。
刑部主事唐枢呈上了一道经过仔细研究、论证合理的奏疏，大意是说李福达的罪行清楚，必须将其处死。
嘉靖愤怒地将唐枢削职为民。这一反应吓到了刑部尚书颜颐寿等官员。一道经过修改、做出了案情不明的新结论的奏疏，与所有互相矛盾的证据被一同呈上。但这样的让步并不能让嘉靖平静下来。
1527年5月，皇帝派锦衣卫到山西，把巡按御史马录和其他牵涉到最初告发张寅（实际上是在逃的李福达）一案的官员关押到北京进行拷讯。刑部尚书颜颐寿重申了自己最初的观点，即李福达“一或纵舍，异时复有洛川之祸”。嘉靖拒绝接受颜的意见，指责他“朋奸”。颜请求再次会讯，嘉靖表示同意。马录和李福达被置于同一处。马录重申了自己的指控，而李福达并没有努力去反驳。所以颜颐寿再次提出自己的请求。
嘉靖以强权和狂怒回应。他指控颜颐寿“朋比罔上”，将颜和其他七名刑部、都察院以及大理寺的官员关入诏狱。局面正在变得难看。
年轻皇帝的下一个行动是极端露骨的。他把自己在议礼中的亲密支持者塞满了各个司法机构，期望他们会坚定地声称张寅和李福达是两个不同的人，把郭勋从迫在眉睫的毁灭中拯救出来，并重新夺回支持嘉靖的派系在大礼议中的优势。
因此，为了证明马录错误地将张寅辨认成李福达，推翻其做出的有罪裁定，嘉靖于1527年8月31日令桂萼署刑部尚书，张孚敬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方献夫署大理寺卿。张孚敬实际上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把20余名言官以及嘉靖年老的劲敌杨廷和过去的党羽都免职了。然后他拷打马录，逼迫他承认自己做出了错误的控告。在一道给嘉靖的奏疏中，张孚敬解释说：“未决之张寅犹可以宥当死之马录……故在马录，应处以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嘉靖表示赞同，并按他说的行事。
大狱事件造成的大范围的逮捕、关押和拷打，导致40余名支持马录或以此类推为反对大礼的官员被免职或者被列入黑名单。李福达从监狱中被释放。为了表示嘉靖在这一丑陋事件中占据了道德高地，张孚敬提议编纂一部专题资料汇编来为这次镇压辩护。全部有关档案被集中在两卷书中，在北京刊行了1700部，嘉靖又命令各省刊印更多副本以供参考。这部专题资料汇编被命名为《钦明大狱录》。 [6]
这些就是嘉靖统治的宏大开场，当时皇帝正从少年成长为青年。随着混乱的大礼议的最后一章终于结束，他已经20岁了，并且镇压了顽固的反对派。他已取得了将在接下来40年中一直执掌的权柄。
他将以皇帝的权威，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们规定什么是孝道，并坚决主张这是一项没有任何事物能凌驾于其上的基本权利。这些主张在他在世的余下时间中被天下臣民普遍接受，或是至少默认了。
但是胜利并非毫无代价。胜利的取得是以那些好人们的生命和被毁掉的生活为代价的，而他们在1524年和1527年诚恳地不赞成嘉靖，并心甘情愿为自己的信仰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不幸。张孚敬、桂萼和嘉靖的其他支持者无法逃脱为追求名利不择手段的非难，他们不是像通常那样以自身优点为基础，而是靠嘉靖个人的传召，利用大礼议从默默无闻到高官厚禄。武定侯郭勋不是一个在道德上完美无缺的人，而是一个极其富有、生活豪奢的阴谋家。嘉靖不得不和这些人共事去赢得胜利，这给他对孝道的解释在伦理学和哲学上的理论根据涂上了一层令人不快的色彩。但是不论嘉靖的方法如何，他的态度是真诚的。这在最后是战胜一切的力量。
[1] 见牟复礼（F. W.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页658以下。
[2] 可参看以下有关书籍：《明实录》（台北1962年重印），第70册；谈迁，《国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4册；夏燮，《新校明通鉴》（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第4册；《明史》（任一版本），第17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任一版本），第50卷；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房兆楹（Chaoying Fang）编，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2 Vol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 Part 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费克光（Carney T. Fisher）， The Chosen One: Succession and Adoption in the Court of Ming Shizong （Sydney: Allen & Unwin, 1990）。
[3] 见牟复礼， Imperial China ，页662—663。
[4]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第1册，页679—683（传记）。
[5] 达第斯（John Dardess），“Protesting to the Death: The fuque in Ming Political History”， Ming Studies , no. 47（Spring 2003），页109—118。
[6] 《太师张文忠公集》，第77册，页67，页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