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550年世界人口大约为4亿，其中约四分之一处于明代中国的嘉靖帝（1521—1567年在位）统治之下。明代中国是16世纪全球最大的有组织的政治实体——其人口数量、领土面积、财富规模都是最大的。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世界上真实存在能与其帝国匹敌的国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统治者也对嘉靖帝一无所知，尽管他们必然听说过中国。

本书用“四季”来比喻嘉靖帝牢牢抓住控制国家的缰绳之后，其漫长统治的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突出标志在于不同的、强有力的首辅，他们与皇帝合作，应对迄至当时世界上要求最高的政治责任。

这位皇帝的姓名是朱厚熜，尽管从不曾有人如此称呼他。他经常由以下这些词汇称呼或者代指：“上”“圣”“天子”“陛下”，以及其他类似的词。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只用他的年号“嘉靖”来称呼他。

据记载，这个年号是由年轻的皇帝亲自选定的，出自儒家经典《尚书》中他最喜欢的章节《无逸》。“嘉”的意思是“改善，使华丽”，“靖”的意思是“安定”。他在西苑的主殿便名为“无逸殿”。这确实从政策角度简洁地阐述了这位皇帝将要特别关注之事，以及他将要采取的行动的严肃性。他的确是个认真的人。 ^[1]

与嘉靖同时代的西欧，被宗教冲突和王朝战争撕裂。这是路德与加尔文、亨利八世与查理五世的时代。政治上，欧洲是一个不幸地由几个大国和500多个微小邦国组成的拼凑体。但是，西班牙人对玻利维亚的银矿的开采，加上日本生产的白银，使这种金属也开始充斥中国，银两成为标准的货币计量单位。印度的面积与中国接近，但是莫卧儿帝国与明廷毫无接触，巴布尔及其之后的皇帝在嘉靖在位期间忙于征服南亚次大陆。几乎与嘉靖同时期的苏莱曼一世统治下的奥斯曼土耳其侵入南欧，它虽然在16世纪中叶到达权势的顶点，却从未与中国发生任何接触。伊凡雷帝正在酝酿俄罗斯的指数级扩张，但是同样没有（亦未尝试）与中国接触。明代中国的扩张阶段在早先的一个世纪已经结束。中国的扩张是自行停止的，并且与其他大的政治体系相比，它是成熟的力量，其机构发达而稳定，政治思想锚定在文明的黄金时代，在地缘政治上的姿态是确定不变的。治理明代中国的庞大官僚机器也是同样成熟的，甚至是过分成熟的——在确实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庇护了一系列锈斑，有一些仅仅是不美观的，而另一些则潜藏着严重的后果。

年轻皇帝的工作就是操控这部机器。巩固和扩张其权力范围不再是他计划中的内容，但是要确保这部机器按照明朝建立者的设计意图行事。这意味着它的缺陷和故障也被固定下来。下列事项受到严密监控：税收和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及其管理（控制黄河泛滥的水利设施、大运河生命线、交通系统等），国内治安和司法管理（两京十三省被分为159个府，监管着240个州、1114个县及1.5亿百姓）。明朝政府同样管理着民间宗教及其大量公开仪式——嘉靖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涉及日常必需品和关系的宇宙象征主义的仓廪是至关重要的。这部机器由超过2万名有品级、有俸禄的官僚组成，他们通过国子监和科举考试跻身仕途，而科举的目的就在于网罗天下前途最为光明的青年才俊为国效力。

这部机器有着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备有详细的程序规范。吏部负责官员的任命和定期考核，同时御史和给事中（二者合称“科道”）弹劾无用、腐败之人。由于言官提供想法、计划和建议，因此其中一些人受到高层的排挤、打压和惩戒。嘉靖是至高无上的，他独自执政并应要求做出最终裁断。为了提供必不可少的帮助，他有一个小型顾问团队，也就是内阁。

嘉靖并不是以通常方式继位的。在他13岁时，他的堂兄正德帝无嗣而崩。首辅杨廷和与张太后发布诏书召见他，一队谦逊的随行人员从位于北京以南600英里外的安陆出发前往北京。这件事发生于1521年。

在他漫长的统治期刚开始的那几年里，年轻的皇帝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气。1524年，他挫败了一场由200多名京师官员举行的示威。这些官员提出，皇帝应在礼仪上与其已故的父亲断绝关系，并同意过继给其父亲的兄长弘治帝，成为已经绝后的那一支的后嗣。尽管嘉靖还很年轻，但他决定对这一要求发起反抗。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多激烈的情绪，就像我们今天（21世纪初）关于同性恋权利和堕胎的辩论一样，影响了全国的子女和家庭秩序。最终，嘉靖在这场斗争中成功获胜，他也使自己成为确定无疑的独裁者。然而，如果没有首辅张孚敬的帮助，他或许无法取得成功。

在“春季”阶段，嘉靖接着改革了明代中国全部的政府宗教仪式，修建（或重建）了北京的祭坛、寺庙和其他祭祀场所，使作为世界先进文明灯塔的中国自身的感受变得辉煌灿烂。礼仪并不仅仅是装饰性的。这是绝对严肃的事情，对于国内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向所有外国人展示优越感是绝对必要的。张孚敬是首辅，他在这些尝试中提供了一只强有力的引导方向的手。

在嘉靖统治的“夏季”阶段，事情开始变得糟糕。嘉靖从紫禁城撤出，搬入西苑，舍弃了许多公共责任，但保留了对管理责任的关注。在首辅夏言的辅佐下，礼仪改革停息下来，明朝转而炫耀军事力量——在安南是成功的，至于夺回鄂尔多斯的计划则以悲剧收场。这个计划的崩溃使夏言付出了生命。

嘉靖的漫长统治时期的第三个阶段，即“秋季”阶段，在日益腐败的首辅严嵩的引导下呈现出懈怠和自我满足的特征。张孚敬在正义事业上是一位强硬的战士——他真诚、严肃、博学多才，所以嘉靖与他关系亲密。夏言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但并不是一位耽于享乐的社交家，因而他对比常常感到厌烦，漫不经心。嘉靖对他印象深刻但从不亲近。严嵩凭着细致、勤奋和对嘉靖信奉的道教的热情，最终受到宠信，尽管道路曲折坎坷。他的对手夏言用尽全部才智，也未能看出道教所有特殊的祷文和仪式的必要性。严嵩松弛的协商妥协政策，最终引发了16世纪中叶沿海地区和北部边疆危急的暴力浪潮。但是他仍然享有明朝首辅中最长的任期——1548年至1562年，总计14年。

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嘉靖时代的“冬季”呈现出令人振奋的改变：从严嵩腐臭的遗产到皇帝恢复了在最早的“春季”中对良好治理的兴趣。这是首辅徐阶的成就，是他说服皇帝抛弃老一套的能力和机制的结果。嘉靖驾崩时（1567年1月23日），徐阶正在工作，起草了嘉靖的遗诏，诏书将清除过去多年间由一人统治积累的肮脏碎屑。我已经写了一本有关徐阶的书，所以并不想重复其中说过的关于他的内容。 ^[2] 比照三位前任来看徐阶，我将介绍一些新材料来揭示他的故事的其他方面，但并不想在此过早详述。

嘉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他与自己的首辅们交换的书面信件这一语境之外，他是非常难以被理解的。四位首辅都留下了大量收藏的文书，被其后代或者感兴趣的党社印刷从而广泛传播。尽管如此，他们在一些文章中并没有将自己置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嘉靖的御批和大学士们的答复中，今天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这群位居官僚系统最高层的人透视管理国家的许多私密细节。尽管不是每个问题都能得到回答，但许多问题都是可以的。

原始档案对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珍贵的收藏品。本书将其与嘉靖和四位首辅，也可以说是他的亲密顾问团队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其中，除了张孚敬是一位之前没有官僚经历的士人和理论家，夏言、严嵩以及徐阶三人在入阁之前都曾在礼部工作多年。在嘉靖时代，礼部是一个享有特权的执笔写作和训练未来大学士的机构。史料阅读并不仅限于他们与嘉靖之间的函件，还有他们的信件、奏疏和生涯早期的政策提议。这提供了一个深入详尽的视角，可以了解他们的生平和对许多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事情的反应，这些贯穿了他们活跃的一生。等到他们每一个人入阁的时候，我们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包括他们的缺点、才能和个人经历。

本书提供了一条进入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复杂的时代的途径，至于更全面的研究则要等待未来的历史学家。我希望这部有点像打入瓦砾、泥土和岩石中钻孔的探测器一样的作品，能有效帮助读者了解嘉靖时代的一些争论和危如累卵的危机。本书不是一个单一的主题，而是把大量主题聚集在一起，从而表达出现实世界中嘉靖这位当时中国最高层管理者必须应对的一些事情。

最后，谨向施姗姗（Sarah Schneewind）的帮助和支持，薇姬·傅·多尔（Vickie Fu Doll）图书馆馆长的专业评价，帕勒罗（Pam Le Row）的文字技能以及Rowman & Littlefield优秀的编辑：苏珊·麦凯克恩（Susan McEachern），贾尼丝·布朗斯坦（Janice Braunstein）和奥德拉·菲金斯（Audra Figgins）表示感谢。

注释

[1] 延伸讨论参见盖杰民（James Geiss），“On the Singnificance of the Reign Title Chia-ching”， Ming Studies , no. 30（1990），页37—51。

[2] 参见达第斯， A Political Life in Ming China: A Grand Secretary and His Tim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