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礼制与情感

作为朝廷国家代表的“抽象的皇帝”，与作为其个人或者家族代表的“具体的皇帝”，始终是一对矛盾。礼制——礼法制度表达前者，高标准严要求，与后者的情感私欲缠斗不休。娶妻如此，奉母亦然。

历史记载当中有很大篇幅是有关礼法制度的，《史记》八书，第一就是“礼书”。后代纪传体正史只要有“志书”，通常都有“礼志”，专记礼法制度。唐代的杜佑创造了中国第一部制度通史《通典》，专门记录、讨论古今制度之变。杜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家当中最有出息的。大部分杰出史家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们或者“发愤”著书（比如司马迁），或者“闲居”著书（比如司马光）。而杜佑成功地活跃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舞台上，他当过岭南和淮南的节度使，还当过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既是理财专家，又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的这部《通典》贯穿着积极的进取精神，目的就是“经邦致用”，直接服务于国家治理。很有意思的是，《通典》二百卷，其中讨论礼法制度的《礼典》就占了二分之一。

礼制对今天的读者——哪怕是专业历史学者——而言，也是有相当难度的，不仅生词众多，意思也不容易弄明白。而现代历史研究大多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不通礼法制度，似乎也无大碍。我年轻时读史，遇到礼制讨论，一概跳过，以为无趣。父亲健在，应该为母亲服何种等级的丧服？妾之子是否要为生母服丧？从宗室入继大统的皇帝应当怎样称呼其生父，能不能称之为“父”，又是否可以为生父加上“皇帝”的尊称？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有何趣味？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古人无趣，是因为自己无知；一旦懂得，就会明白礼制讨论不仅有趣，而且意义重大。那么，礼制的意义何在？按照孔子的说法，礼的制定是“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它最核心的功能是理顺、规范人的情感，让情感的表达符合天道，从而达到“正风俗”的目的，也就是端正社会风气，建立秩序。因此，“礼”之有无关系国家存亡，“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那么，礼制是怎样建立秩序、端正风俗的呢？

我们以杜佑的《通典》为例。《通典》把“礼”分为五大类：第一“吉礼”，第二“嘉礼”，第三“宾礼”，第四“军礼”，第五“凶礼”。这五大类的礼就是五种最重要的关系与秩序。“吉礼”简单地说就是各种祭祀礼，它规范的是皇帝—国家和各方神祇、列祖列宗及国家的精神偶像——孔子之间的关系。“嘉礼”的内容上至皇帝的成年礼、纳后礼，日常行政中的朝会礼仪，下至地方社会举行的“乡饮酒礼” 。它的功能是在日常中建立秩序。比如，朝会礼仪规定了每一个臣子的站位，从而彰示了每一个臣子相对于其他臣子的位序先后。“嘉礼”是对国内秩序的规定。而“宾礼”则是对天下秩序的规定，具体而言，是四夷诸侯朝见皇帝的礼仪。“军礼”是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礼仪，比如登坛拜将、宣布胜利的消息等等。“凶礼”围绕死亡展开：从天子到庶民，在遭遇亲属死亡的时候，都要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不同等级的哀悼。每一桩死亡，都是一次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大展示。在哀悼中，每一个人都再次确认了自己是谁，与谁有关。把“嘉礼”、“凶礼”和“吉礼”联系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整个社会的日常运作规则，从皇帝到平民，从出生到死亡，皇天后土，列祖列宗，子子孙孙，都在礼的规范之中。“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绝非夸张。

“礼”的核心要义是要以“天之道”来规范“人之情”。谁的人情最容易泛滥，最需要规范呢？当然是皇帝。拥有至高权力的皇帝，是最需要礼法制度规范的。而礼法制度能对皇帝产生多大的规范作用，或者说皇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遵从礼法制度的规范，克制私人情感，会直接影响一个社会对礼法秩序的尊重程度，从而塑造一个社会的面貌。

《女孝经图卷》无作者款印，为南宋画院画家所绘，绢本设色，823.7厘米×43.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本书展示的是第六章《邦君章》，画面是祭祀列祖列宗的情景。我们虽看不清牌位，但能看到供桌及其上的烛台与祭品，再下面是盂、鼎、樽、爵等食器与酒器。这些本用作吃饭的器具，在此处已升格为供奉祖先的礼器。画作左边墨迹为：“非礼教之法，眼不敢眼；非诗书之法，言不敢道；非信义之德，行不敢行。欲人不闻，勿若勿言；欲人不知，勿若勿为；欲人不传，勿若勿行。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祭祀……”从文中倡导的一言一行皆应遵从礼教、信义的规约，从祭祀时摆放的井然有序的各种礼器，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都在礼的规范之中运行。

我对礼制的认识，正是从一个有关皇帝礼制与情感的小问题开始的：在帝制时期，庶子继承皇位之后，他的生母是否“自动升格”为皇太后？

皇太后“以天下养”，是帝制时期全天下最尊贵的母亲。母子之爱乃人之常情，皇帝尊生母为皇太后，在“今上”为孝道，毫无问题；然而，若以“先帝”为伦理关系之主轴，则是以妾为妻，儿子改动了父亲的家庭秩序，问题大了。质言之，“今上”能否尊其生母为皇太后的问题，其实是现实权势与礼法秩序孰轻孰重的问题，是一个关系礼制存亡的原则性问题。

在帝制时期，庶子即位并不罕见，许多朝代都曾面临“今上生母”的尊崇问题。各个朝代的选择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选择“今上生母”自动升格为皇太后的，包括汉、唐、明、清。众所周知，清朝自孝庄始，至慈禧终，先帝驾崩之后，“今上生母”不仅升格为皇太后，而且是摄政主力。唐朝自玄宗以后，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大部分皇帝都没有立过皇后。这就等于说，唐后期大部分皇帝其实生前只有妾，没有妻。后人批评唐朝不讲礼法，的确是有道理的。没有皇后，也就无所谓嫡子。当皇帝驾崩之后，取得皇位的庶子之母自然升格为皇太后，皇位与皇太后之位都需要“竞争上岗”，母子同心，其利断金。然而，竞争尚未结束。下一步的竞争发生在宗庙领域——谁来做先帝的配享皇后？先帝生前虽然无妻，但是驾崩之后，神主进入太庙，还是需要一个妻子的，这个妻子就是配享皇后。那么，配享皇后由谁来做？继续拼实力，拼运气！谁做了皇帝，谁就可以将自己死去的生母配给先帝做配享皇后。荒唐剧情就此展开：唐穆宗有三个儿子先后当了皇帝——敬宗、文宗和武宗。这三位各有生母，自然就产生了三位皇太后，而最终进入太庙，成为穆宗“在太庙中的妻子”的，是谁呢？武宗的生母韦氏。原因很简单，只有韦氏很幸运地死在了自己儿子当皇帝的时候。

唐后期的宫廷在“今上生母”的尊崇问题上，通行的其实是一套权势至上的潜规则，无所谓秩序，无所谓规矩。这样的潜规则，与“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礼制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种，庶子即位，“今上生母”并不自动升格为皇太后，这是宋朝的做法。若生母早亡，庶子即位之后是可以追封为皇太后的，但是顺序一定要排在先帝皇后的尊崇之后。宋哲宗的生母朱氏有幸看到了亲生儿子登基，又不幸经历了亲生儿子的病亡，然而一直到哲宗驾崩，朱氏的名号都是皇太妃。皇太后则另有其人——先帝神宗的向皇后。只有先帝皇后才有资格成为皇太后；其他嫔妃，哪怕是今上的亲生母亲，也无法获得皇太后这一崇高名位。

宋朝的做法最看重的是礼法秩序。传统中国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在家中的地位与丈夫齐平，“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 。皇后作为皇帝的妻子，地位至高无上，不可动摇，她是皇帝所有儿女的母亲，哪怕没有一个是她亲生的；而庶子出身的皇帝哪怕再热爱自己的生母，也不能逾越礼法的界限，给她皇太后的尊衔。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今上生母”尊崇问题的两种做法？

庶子即位，“今上生母”能否自然升格为皇太后？对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回答，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选择。庶子即位，今上生母自然升格为皇太后的，可以称之为“现实权势主导型”；皇太后的名号只能属于先帝皇后，今上生母不能自然升格为皇太后的，可以称之为“礼法秩序主导型”。现实权势主导，还是礼法秩序主导，反映在政治实践上，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现实权势主导，等于变相鼓励后妃与亲生儿子结成联盟，争夺皇位，因为这对母亲和儿子都有好处。汉代可以说是最极端的典型，后妃的命运牢牢地和儿子捆绑在一起。比如，东汉光武帝废了郭皇后之后，封郭皇后的一个儿子去河北做中山王，郭皇后也被封为“中山王太后”——中山王的母亲，中山国的太后跟着儿子去了中山国；后来，这个儿子改封沛王，郭皇后的封号也变成了“沛太后”。母亲与儿子捆绑、联动，结成命运共同体，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皇帝反而成了外人。这样的结构其实并不安全。

相比之下，礼法秩序主导型才是更安全的选择：皇帝再爱自己的生母，也只能尊父亲的妻子为皇太后。现实权势受到限制约束，尽管不免压抑了皇帝对生母的私人感情，但是对皇室大家族的稳定大有好处，可以避免由于争夺权位而带来的内乱。

同一个问题，不同朝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礼制与情感之间，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皇帝做出的是最为“克己复礼”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所带来的，是一个对礼法秩序有着真正尊重的国家与社会。汉、唐、明、清的最高层所做的，其实都是势利至上的选择。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官僚和社会会对礼法制度产生深刻的尊重。 W4y8R7y7Sm5GJl3Ax39opYVE4w9mglWuZnWb3YHfbw6SPf6QLQ4V/PJuYlxGh7K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