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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搭乘的飞机在雷雨交加之中颠来簸去，经过落基山脉的上空，飞越吉弗后来盛情邀请我去的新墨西哥州时，我觉得自己快要完蛋了。飞机降落到纽约机场时，我有种捡回一条命的心情。这让我想起了西雅图人在喝咖啡或者用餐前必定会祈祷，虽然他们不是因为要坐飞机。“主啊！眷爱我们的天父啊。今天承蒙您的恩泽，我们得以在此与弟兄们共进温暖的一餐，平安无事，真心感谢您深厚的慈爱与引导，请继续守护我们的幸福。”
在纽约，我最先住在一处叫作“佛学院”的禅僧宿舍。住了3个月之后，我单独租了一间，同时还租下了阁楼。
起先房租很便宜，正好赶上美国经济开始凋敝的时候，尽管肯尼迪总统提出了“新边疆”之类的口号，但越战的开销实在太大了，美国开始走下坡路。和“二战”后的松本完全不同，这里伙食费涨价涨得很厉害，各方面都发生剧变，这让我束手无策，乃至精神上出了问题。
与起先的西雅图相比，活地狱一般的纽约简直太恐怖了。我每天都坚持学习，美元一点点用完，行囊逐渐空瘪。最终，我跌入了贫困的谷底。
每天要找饭吃、想方设法地支付画布与画具的费用，要解决移民局的护照问题，疾病陡然袭身……各种困难一拥而上。
工作室的玻璃碎了，我不管它。从马路边捡回一块门板当床睡，毯子也只有一条。另外，工作室是在商业区的一幢写字楼里，傍晚一到6点，暖气就停了。纽约与库页岛处于差不多的纬度，晚上寒气刺骨，冷得我肚子剧痛，整夜睡不着觉。无奈，我只好爬起来继续画画，因为除了画画之外，我没有任何办法与饥饿、寒冷抗争，只能逼自己画画，逼自己创作。
有一天，好像有人敲我的门。开门一看，原来是住在隔壁楼里的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
，当时他还没出名。我给他泡了一杯咖啡，他问我有没有牛奶，我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别说咖啡加牛奶了，我连吃的都没有，从早上起什么也没吃，饥肠辘辘。家里能找出咖啡，这点就已经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了。
我每天晚饭吃的是朋友送给我的干瘪的栗子，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有时还会拎起一个袋子到鱼店门外的垃圾箱中去捡鱼头，倒进从旧货店用10美分买回来的锅，再加上菜店扔掉的圆白菜一起炖，以此充饥。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爬上帝国大厦。纽约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一直保留着越战以前的美好，犹如光彩夺目的宝石一样。这里永远上演着毁誉参半的人间大戏。
从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顶上俯视下方，我心知这里充满了所有的可能性，全世界的野心人士在这里渴望鱼跃龙门。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在纽约随心所欲，把所有向往的东西都塞进空空如也的手中。这是我强烈的愿望。我下定决心要革新艺术，身体内的热血在沸腾，乃至忘掉了饥饿。
有一天，一位高龄女士突然到访我的工作室。原来是乔治娅·奥·吉弗，是因为担心我的生活而特意来访的，她曾经邀请我去她的庄园。我想起记忆中那一幅画了牛骨的画、刊载于日本乡下旧书店的画册上的著名画家，十分魔幻。亲眼看着她，真像做梦一样。
吉弗援助我的生活，同时还把她唯一的艺术经纪人伊迪丝·哈尔珀特（Edith Halpert）介绍给了我。这位当地画廊的老板曾经推出过赫赫有名的国吉康雄、约翰·马林（John Marin）、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s），当然还有吉弗，没想到她竟然购买了我的画。
我把挣到的钱几乎全都用到购置画具与画布上了，不停地画。我在工作室内竖起了一块巨大无比的黑色画布，大到不用梯子都够不到边儿的地步。我在上面用纤细的笔触画上了数万个犹如微粒子般的白点，不留任何空隙地编织着这张白色的网。
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开始画，一直画到深夜。除了中途吃饭和上卫生间之外，其他时间一刻也不停，结果弄得整个工作室的所有画都已经变成了网。朋友们开始为我担心了，大家用蓝眼睛偷看我，目露惊恐，跟我说：“你怎么每天都画这个呀？你没事儿吧？”
实际情况是，我经常被自己的精神状态所困扰。只要一开始在画布上画上网点，就会从桌子上画到地板上，最终还会画到自己的身体上，如此循环往复。一张网开始了无限的扩张。不知不觉间，从手到脚，到穿在身上的衣服，包括房间里的一切，都被一张网给覆盖了。
早起，我发现昨天画的画全都被贴到了窗户上，心里觉得奇怪。走上前一碰，所有的画就像闯入了我的心脏一样，让我心跳加速。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急忙叫了救护车去贝尓维尤医院。医生说：“你的病不应该来这里治，而是应该去看精神科医生。不住院不行。”那个时期，我隔三岔五地叫救护车，结果到了医院，对方总是惊诧地质问我：“怎么又是你啊？”
我坚持画画，废寝忘食。纽约是全世界物价最高的地方，过日子犹如吃黄金一样，除了花15美分坐公交车，有时我宁愿两天忍着不吃饭也要画画，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我越来越感到焦躁，就像骨髓被燃烧起来一样。我是一个端坐在美利坚主义大本营——名曰“纽约”的这块岩石上的女达摩。这时如果我有一辆红色跑车的话，真想在碧空如洗的天气里飞速开上高速公路，哪怕撞到大树也没关系。我幻想着掏出美元热钞，一举买下得克萨斯州空旷的原野，连眼都不眨！
还有，我也想和我的女友们一样，每天晚上和黑、白、黄、褐不同肤色的男孩子出去玩乐。我就是如此想象着放纵不羁的日子，但同时也喃喃自语：我要发财，但名声不要搞坏。在这一点上，但凡是聚集在纽约尚未崭露头角的年轻人都一样，但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他人的。
然而现实是，在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破烂的小狗布娃娃和硬邦邦的面包片。此外，还有那幅害得我非去精神病院不可的《白色的网》。这幅破画究竟是什么破玩意儿？我有好几回都想一脚把它踢开。
惠特尼美术馆举办作品选拔的那一天，我背了一件比我自己还要高的画，沿着纽约市中心的大马路走过了40个街区。惠特尼美术馆眼下虽然很前卫，但那个时候却是个死顽固，非常保守。我觉得像美术馆馆长这类没用的人怎么会理解我的作品呢？结果不出所料，我落选了。我又不得不背上这幅和一张榻榻米一样大的画穿过40个街区走回去。当天的风很大，我的身体因为这幅画马上就要被大风刮跑了。回家后，我已筋疲力尽，像个死人一样整整昏睡了两天。
当时，艺术界掀起了一股行动绘画（Acting Painting）
的热潮，随便在路上抓一个人都在画画。这种风格不仅吸引了一批艺术家，画作还在市场上以不菲的价格被抢购一空。不过，对于要把终生都倾注于创作的我来说，发自内心的艺术创作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创作了一批与他们截然相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