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念

生活中远不只有依恋，虽然本书可能无法传达出这一点。依恋理论将依恋解释为几个“行为系统”中的一个，其他几个系统分别是恐惧、照顾、探索和社交。在这一节中，我将介绍这些系统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并讨论另外两个核心概念——情感纽带和内在工作模式。这部分将阐述为何依恋在创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依恋关系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本节以饱受创伤的患者的一个愿景作结：重塑心理层面的安全感。

依恋-照顾关系

我们说一个个体安全或不安全地依恋另一个个体，就像婴儿依恋母亲。依恋是在关系的熔炉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关系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一次次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发展。每一段依恋都有一段历史。

婴儿倾向于表现出依恋行为，母亲则倾向于发展出相应的照顾行为。这种关系最终演变成鲍尔比（1982）所说的 目标 - 修正伙伴 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对对方的目标有一种感受，两个人根据情况相互适应彼此——实际上，通过协商满足双方的共同需求。理想情况下，这些需求会聚成一点：“人们认为心理健康的本质是，婴幼儿应该体验到温暖、亲密和持续的母婴关系，双方都能在其中感到满足和享受”（Bowlby，1982，pp.XI-XII）。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令人满意的合作关系有助于双方的内环境稳定（Churchland，2011）。当然，婴儿和母亲的需求总是时不时（甚至可能常常）会发生冲突。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就是创伤的根源。

与其他动物相比，我们人类需要超长时间的父母照顾。因此，婴儿高度依赖父母，但他们不是被动的，相反，他们主动满足自己的需求。根据在乌干达的家庭观察，安斯沃思（1963）评论说：

依恋行为的一个特点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婴儿会主动寻求互动。至少从2个月大开始，直到1岁，与其说婴儿是在被动地接受，不如说是在主动寻求互动。（p.101）

正如鲍尔比（1958）所说，人类的婴儿配备了“复杂而平衡的本能反应装置，其功能是确保他获得足够的父母照顾以维持生存。”（p.364）更具体地说，鲍尔比确定了五种促进亲近并引起父母的照顾行为的本能依恋行为：吮吸、微笑、哭泣、紧拥和跟随。鲍尔比明确表示，我们不应将吮吸仅仅视为婴儿获取营养的途径，理想情况下，哺育婴儿的过程具有社会属性，是一种相互抚慰、愉悦的接触和互动。微笑——一种典型的社会行为，也能巩固依恋。正如鲍尔比提出的：“一个婴儿笑得越多、越好，他就越能受到爱和照顾，对此我们难道还会表示怀疑吗？为了生存下来，婴儿天生就会去取悦和征服母亲。”（pp.367-368）。最近，萨拉·赫尔迪（Sarah Hrdy，2009）指出，随着社会照顾方式的演化，在公共看护的过程中，婴儿的取悦能力十分重要。正如鲍尔比所观察到的，在悲痛的时刻，哭泣会吸引照顾者亲近，而紧拥则是为了保持亲近。当婴儿可以移动时，他们可以通过跟随来阻止分离并保持亲近，即爬行和蹒跚行走。鲍尔比承认这五种依恋行为在婴儿期达到顶峰，然后下降。但这五种行为都不会消失，“而且，在危险、疾病和丧失能力的情况下，其中一些行为（如哭泣和拥抱）会恢复到早期的那种状态。在这些情况下，它们依然发挥着自然和健康的功能”（p.371）。

依恋是几种行为系统之一，照顾是一种与之互补的行为系统（George & Solomon，2008）。成为一个照顾者需要经历一个重大的发展转变，即“从寻求保护和照顾的角色向为孩子提供保护、安慰和照顾的角色转变”（George & Solomon，2008，p.384）。祖德·卡西迪（Jude Cassidy）将照顾系统定义为：

亲职行为的子集——只有当父母觉察到孩子处于一种真实的或者潜在的危险情境中时，这些行为才具有促进亲近和安慰的意义。这个系统里的主要行为是帮助孩子恢复原来的状态……其他行为还包括呼喊、伸手、紧抓、限制、跟随、安抚和摇动。（Cassidy，2008，p.10）

依恋和照顾行为系统是相互的，当照顾行为被激活时，依恋行为可以被解除，反之亦然：当母亲努力保持亲密时，婴儿便不需要这样做；当母亲的照顾系统处于不活跃状态而婴儿又处于痛苦中时，婴儿将激活依恋行为以重新获得照顾。因此，正如鲍尔比（1973）所说，分离是痛苦情绪和依恋行为的原动力。此外，正如孩子的恐惧会激活依恋，母亲的恐惧（例如，如果孩子有生命危险）会激活照顾行为（Cassidy，2008）。安斯沃思简要总结了激活婴儿依恋系统的条件。

在各种环境条件中，如果一个年幼的孩子已经成功地依恋某个特定的对象，那么下面这些外部条件可能会激活依恋行为：依恋对象的消失、远离、消失后再回归、拒绝、缺少回应，以及各种各样令人惊恐的事件，包括身处不熟悉的环境和遇到陌生人。还有包括疾病、饥饿、疼痛、寒冷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内部条件。此外，在以后的几年里，依恋行为似乎很容易被其他不太强烈的条件激活、维持或强化。（Ainsworth，Blehar，Waters，& Wall，1978，p.7）

显然，我们不能把依恋和照顾分开来考虑。就像依恋“从摇篮到坟墓”都很重要一样，照顾不仅在养育子女方面，而且在为成年人提供情绪安慰和安全感方面也很重要，例如，在恋爱关系、亲密友谊和治疗关系中。因此，就像关注依恋一样，我们在整本书中也关注照顾。

情感纽带

考虑到鲍尔比对亲近感的关注，他在讲依恋的时候提到纽带这一概念也就不足为怪了。纽带的含义非常广泛，可以代表黏合、绑在一起，也可以象征像奴役一样被铁链束缚。不幸的是，后一种感受也适用于依恋关系，例如创伤性纽带关系。

在依恋理论的语境中，“纽带”（bond）常被隐喻性地用来指一种情绪上的纽带——一种“心理上的束缚”（Sroufe & Water，1977，p.3）。而安斯沃思（1989，p.711）将情感纽带定义为“相对持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方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而存在，并且具有不可替代性”。此外，情感纽带的特征是“有保持亲近的需求，对没有解释的分离感到痛苦，对重逢感到欢乐和喜悦，对丧失感到悲伤”。情感纽带并非依恋关系所独有，依恋的标准是“从与对方的关系中获得 安全感和舒适感 ”。安斯沃思注意到并非所有的依恋都是安全的，因而补充说，依恋意味着“寻求亲密关系，如果找到这种关系，就能感到安全和舒适”。她还说，父母与子女之间建立了纽带，但这不是一种依恋，因为父母通常不会为了自身安全去和孩子建立这样一种关系。简言之，孩子依恋父母，而父母则与孩子建立纽带。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鲍尔比（1982）观察到，“儿童作为父母的依恋对象”这样一种角色逆转“几乎总是父母病态的一个标志，也是孩子出现病态的一个原因”（p.377）。当然，这一角色逆转在年老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自然而恰当地发挥了作用（Magai，2008）。

内在工作模式

正如鲍尔比对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依恋行为和互惠的照顾行为明显存在于许多物种中。不过，人类的依恋极大地转向了心理层面，这也是本书的关注点。虽然鲍尔比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精神分析同事们产生了分歧，更加重视孩子的外部世界，但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忠于精神分析，对孩子的内部世界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孩子们根据他们在世界上的经验，发展出了依恋关系的 内在工作模式 以及其他经验的模式。以下是鲍尔比（1982）对工作模式的描述：

我们可以假设，在孩子生命的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尤其是在他第二年和第三年获得强大而非凡的语言能力的时候，他正忙着构建一个内在工作模式，来描述物理世界和他自己的行为方式，他的母亲以及其他重要他人的行为方式，以及每个人与其他人互动的方式。在这些工作模式的框架内，他评估自己的处境并制定计划。在他母亲和他自己的工作模式的框架内，他评估了自己处境的特殊方面，并制定了依恋计划。（p.354）

鲍尔比提出，内在工作模式是对现实的 心理表征 ，就像地图是真实地形的表征。与地图一样，心理表征多少有可能精确有效，也多少有可能扭曲变形。也许用现代绘画来打比方会更好。画家们的绘画作品和他们绘画的主题之间的对应程度各不相同。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的画作是直接具象的，但也有古怪的扭曲，以能唤起情绪而闻名；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旋涡般的色彩给风景注入了情感；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的超现实主义扭曲了普通物体的形状。就像画家和我们成年人一样，孩子们积极地诠释他们的体验，并在他们的头脑、语言、绘画和游戏中或准确或不准确地表达出来。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互交融。早期的精神分析学家倾向于幻想，而鲍尔比（1973）一直关注现实性：“不同个体在不成熟时期对依恋对象的可及性和反应性的不同期望，是个体实际经历的相当精确的反映。”（p.202）

尽管鲍尔比“相当精确”的说法没错，但不得不说，从过去的经历这个角度来对当下关系进行认知和解读，我们很容易出现扭曲。对于过去相当精确的模型可能不太适合现在的关系。这种扭曲，或早或晚，会对在依恋关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产生影响。正如鲍尔比（1973）所说，“在任何人构建的自我工作模型中，一个关键的特征是他关于自己在依恋对象眼中多么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看法”（p.203）。与地图一样，自我和他人的内在工作模式必须不断更新以适应当前“地形”。对以往的旧模式进行实时更新以适应当前的关系是一项最基本的能力，而创伤性的早期依恋关系破坏了这一能力。

英奇·布雷瑟顿（Inge Bretherton）是一位曾经在本科阶段选修过玛丽·安斯沃思发展心理学课的学生，她曾写过一篇关于内在工作模式的论文，对内隐模式和外显模式做出了重要的区分（Bretherton，2005；Bretherton & Munhland，2008）。我们习惯性、无意识地使用我们的内隐模式，也就是说，没有意识到它们正在塑造我们的体验。这些内隐模式在记忆的基础上指导我们的行为，这些记忆形成与外界交互的自动程序。想想骑自行车：你不需要有意识地记住如何骑自行车，学会了以后，你只需跳上车座就能蹬起来。当然，当你从骑三轮车变为骑两轮车再变为骑赛车时，这些内隐的模式必须更新。再举一个内隐工作模式的例子，一个孩子因为做出了糟糕的决定而受到无情的批评，不管这个决定多么微不足道（例如在阴天不穿雨衣出门）。这种曾被严厉批判的模式会在内部持续运转，这个孩子成年后可能会对他人善意的询问（例如，“你今天怎么不开你的车，而开我的车去上班呢”）条件反射性地做出愤怒和防御性的回答。

相比之下，外显工作模式是有意识的，因此可以被解释——被思考和谈论。理想情况下，这个解释的过程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父母通过情感上开放的对话，在帮助孩子构建和修正工作模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Bretherton & Munholland，2008，p.107）。这种解释对于更新过时的自我和他人工作模式至关重要，就像我们在心理治疗中所做的那样。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可能会体验到：治疗师询问他表现出某些让人感到迷惑的行为的原因，是表示关心，而不是要严厉谴责他。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依恋关系塑造了自我的工作模式，也塑造了他人的工作模式。最重要的是，一个被爱的孩子会觉得自己是可爱的，一个得到照顾的孩子会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因此，具有安全依恋的儿童表现出高水平的自尊并不奇怪（Thompson，2008）。

我希望你已明了，我们的发展和持续适应有赖于内在工作模式的构建和重建，包括内隐的工作模式（程序）和外显的工作模式（叙述）。总之，用布雷瑟顿（2005）的话来说，依恋的内在工作模式旨在使“关系世界更可预测、可共享和更有意义”（p.36）。但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表征，这些工作模式深刻地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无论是好是坏：“表征的过程和由此产生的自我、亲密关系和世界的工作模式很重要，因为它们不仅是现实的反映，而且为自我和关系伙伴创造了不同的现实。”（p.39）我们在头脑中创造的世界影响着外部世界：一个在家里被无休止地批评、认为别人充满敌意的孩子，在学校里也会疏远他的同龄人和老师。接下来，外部世界会反映内部世界。这些自我实现的预言来自有害的内在工作模式，后者正是心理治疗要处理的问题。

情绪调节

考虑到演化和动物行为，鲍尔比（1982）提出：“保护自己免受捕食者虐杀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依恋最重要的功能。”（p.226）因此，他毫不避讳依恋的意义：“除非有强有力的内在反应，确保婴儿能够唤起母亲的关爱，并在整个童年期都与母亲保持密切的联系，否则他就会死亡。”（Bowlby，1985，p.369）

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个方面感谢人类文明：人类婴儿很少被老虎吃掉。但是如果依恋的功能仅限于保护我们不受捕食者的伤害，那么它对心理创伤的适用性将是有限的，但考虑到我们人类也容易受到同类的伤害，它仍然是有价值的。然而，有必要重申之前讨论的一点，鲍尔比（1958）也认识到，亲近依恋对象不仅能提供躯体上的保护，也为婴儿提供了 情感上的 庇护 ：

无论他是由于冷、饥饿、恐惧、单纯的孤独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而哭泣，他的哭泣行为通常在唤起母亲的照顾行为后得以终止。再次强调，当他想依偎或跟随，或是在他害怕、想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时，母亲是唯一能满足婴儿的需求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成为婴儿生命中的中心人物。（pp.369-370）

除了远离捕食者的伤害之外，依恋的安全港提供了足够的保护来应对各种危险的靠近，因此依恋系统与另一行为系统——恐惧系统串联在一起：婴儿在感到害怕时，会向母亲寻求亲近。同样，当母亲担心婴儿时，她会靠近婴儿。当接触和安全恢复时，母婴的恐惧系统就会被解除。

更普遍地说，依恋对象的可得性降低了婴儿对恐惧的易感性。安斯沃思等人（Ainsworth，Blehar，Waters，& Wall，1978）用一种我们都很容易想象到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与鲍尔比呼应，她强调“在一个可能引起恐惧的情形下，与一个值得信任的同伴在一起十分重要，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同伴，对各种情况的恐惧感都会减弱，否则恐惧会被放大”（p.20）。正如我将反复强调的，创伤体验的原型是恐惧和心理上的孤独。

相应地，鲍尔比（1982）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行为伴随着的感受比依恋行为伴随着的更强烈。”（p.209）因此，当依恋运转良好时，亲近依恋对象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这里我推崇艾伦·苏劳菲和埃弗里特·沃特斯（Alan Sroufe & Everett Waters，1977）的观点，即身体亲近获得的安全感是依恋行为的首要目标。身体亲近是建立安全感的一种方式，而树立关于依恋对象随时可得的信心是另一种方式。当然，对于任何年龄的个体而言，在感到极度痛苦的情况下，身体接触可能都是获得安全感的最有效途径（Ainsworth，Blehar，Waters，& Wall，1978）。因此，当强调安全感这种情绪状态在依恋中的主角地位时，我们不应忽视身体亲近作为一生中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的重要性。

无论对年幼的孩子还是成熟的成年人而言，内在表征都不能完全取代真切的亲近和接触，也不能在无法解释地和/或永久地丧失依恋对象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安慰。人们在依恋另一个人时，便想和所爱的人在一起。为了其他的追求和从事其他活动，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对他们来说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花大量的时间来和依恋对象在一起，也就是说不想和依恋对象亲近和互动，那么这种依恋就毫无价值。事实上，即使是大孩子或成人有时也会希望与他们所爱的人有密切的身体接触，当然，这将是在依恋行为被强烈激活的情况下，比如说面对灾难、强烈的焦虑或严重的疾病时（Ainsworth，Blehar，Waters，&Wall，1978，p.14）。

然而，身体上的亲近并不能保证感受安全，与一个情感疏远的照顾者进行触碰并不能提供安慰。因此，正如鲍尔比和安斯沃思在他们的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关系的质量 才是安全感（与亲近性和可及性有关）的关键。靠近一个虐待型或冷漠的照顾者并不能提供真正的安全感。这就是我们在探讨创伤时如此重视依恋的主要理由： 安全的依恋是情绪调节的支柱 ，因此也是我们学习应对痛苦的主要途径，创伤应激是痛苦的一个极端例子。多亏了研究者对动物和人类婴儿的发展进行的广泛研究，我们现在对于依恋关系对生理调节和情绪调节的影响有了更多的了解。大部分研究集中在依恋和应激激素分泌的关联上。

我不仅关注依恋的益处，还关注其反面：依恋关系是创伤应激的一个主要来源。弗洛伊德（1929/1961）曾明智地断言：“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对痛苦毫无防备；当我们失去所爱之人或所爱之人的爱时，我们空前绝望和难过。”（p.33）不幸的是，丧失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极度令人恐惧的依恋关系可能会造成创伤。然后我们会面对一个悖论：需要借助依恋来调节由依恋关系所产生的恐惧。

在这一章后面的部分，我将开始讨论与典型的安全和不安全依恋模式相关的情绪调节变化。我将在之后的章节讨论依恋关系是如何破坏情绪调节和产生恐惧的。不过接下来，我将先探讨另一个与依恋紧密相关的行为系统：探索性行为系统。

探索与心理安全

提及依恋，我们脑海中会瞬间浮现出安全港：一个痛苦的孩子寻求与母亲的联系，以获得安慰和安全感。不过，安斯沃思（1963）则基于其在乌干达对家庭母婴互动的观察，强调婴儿利用母亲作为探索的安全基地。

宝宝在可以爬行以后，并不总是离妈妈很近，而会稍微离开她，探索其他的物体和人，但他会不时回到妈妈身边。如果得到允许，他甚至可以完全走出房间。他对于离开安全基地的信心，与在安全基地主动起身离开他时所产生的痛苦形成鲜明对比。（pp.78-79）。

安全港和安全基地的配对赋予了依恋关系巨大的力量，使之塑造人际关系并影响发展的进程。我刚刚回顾了安全港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安全基地在对世界的探索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促进自主性和安全感。在鲍尔比（1988）看来，“对发展性精神病学来说，在依恋框架下，没有哪一个概念比安全基地处于更中心的位置”（pp.163-164）。安斯沃思（1963）强调了安全基地的发展意义，它使儿童能够“探索世界，发展技能和学习知识，扩大他们的人际交往范围，包括对母亲以外的人形成依恋”（p.104）。至关重要的是，安全基地不仅促进了对物理世界的探索和学习，也促进了对社会系统的探索和学习；探索系统可以与社交系统一起被激活，促进个体与同伴之间的情感联结和亲近。因此，探索系统不仅促进对外部世界的学习，还促进对内心世界的学习，就像我们在心理治疗中所做的那样。

克劳斯·格罗斯曼和卡伦·格罗斯曼（Klaus & Karen Grossman）及其同事对我们理解探索系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K.Grossman，Grossman，Kindler & Zimmerman，2008）。他们将安全探索定义为“自信、专注、渴望和机敏地探索世界或完成任务，尤其是在面对失望的时候。安全的探索意味着一种社会倾向，尤其在需要帮助的时候”（p.873）。依恋、恐惧和探索系统相互作用：恐惧激活依恋需求，抑制探索。它们之间的平衡体现在一个叫作 安全圈 的概念里（Marvin，Cooper，Hoffman & Powell，2002）。想象一个在操场上蹒跚学步的孩子：孩子在依恋中感到安全，跌跌撞撞地在操场上探索着，时不时回头看看，与母亲、父亲、保姆或姐姐取得联系。然后小孩摔倒了，擦伤了膝盖，感到害怕，开始哭泣。是时候回到依恋的安全港来恢复安全感了。在得到充分的照顾和安慰后，孩子可以继续玩耍——根据需要在探索行为和寻求照顾者之间循环往复。

依恋研究表明，父亲和母亲一样作为依恋对象被列为照顾者的范畴。也就是说，父亲和母亲一样能提供一个安全港，并通过提供一个安全基地来促进探索。不过，格罗斯曼夫妇还是观察到了显著的角色分化：父亲更倾向于与孩子进行探索性的游戏，在某种程度上侧重于依恋的安全基地方面。因此，母亲为孩子提供舒适和放松，“父亲则在孩子的探索系统激活时，通过提供敏感和引起挑战兴趣的支持，在受监控、有可控刺激的环境中为孩子提供安全感”（K.Grossman，Grossman，Kindler，& Zimmerman，2008，p.861）。

安全圈强调了双重安全感——依恋中的安全和探索中的安全的重要性。格罗斯曼夫妇提出的“心理安全”（psychological security）概念清楚地捕捉到了这种理想状态：

我们认为安全最终取决于依恋的安全性和对现实世界的安全熟悉度。大量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更广泛的证据支持，我们提倡“心理安全”的概念，其中包括依恋安全和探索安全，它是从母亲和父亲的敏感支持中产生的。（p.873）

与前文提到的布拉特关于发展两极的观点相呼应，这种心理安全的概念也体现了关联和自主之间相互促进的平衡。 KUkssg7+sw8l7xCRF9e7LgnaoHTU1eMxpudtibu+GpD7JUlKkLu/6RENu2J4tMq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