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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大概的方向，我们可以把以下四个结论作为依恋理论的基础（van Ijzendoorn & Sagi-Schwartz，2008）。1）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除了受到极端的神经生物学损伤的情况，所有婴儿都会与一个或多个照顾者（包括虐待和忽视的照顾者）形成依恋。2）大部分婴儿可以产生安全依恋。
3）婴儿更容易同对自己需求敏感、反应及时的照顾者产生依恋关系。4）安全的依恋对儿童的情绪、人际关系和认知能力有积极的影响。这些发现外加一个决定性的原理，证明了我们对依恋关系的关注在方向上是正确的，这个原理是：
依恋行为……是人性的特征，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不可否认，相比于早期阶段，青春期和成年期对依恋的需求会减少。但是当一个人感到焦虑和痛苦时，对爱和关怀的迫切需求完全是天生的。（Bowlby，1988，p.104）
在谈到依恋理论和研究时，就不得不提到依恋理论之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和相对应的依恋理论之母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罗伯特·卡伦（Robert Karen）在其著作《依恋的形成》（Becoming Attached）中，总结了两位大师对依恋理论的开创性工作、其引发的专业和社会争议，以及其对后续的理论演变产生的深远影响。我将对这些内容进行简要介绍。
约翰·鲍尔比
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早期生命创伤领域一直充满争议（Dorahy，van der Hart，& Middleton，2010）。鲍尔比是伦敦的一位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他在这场争论中发挥了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彼得·福纳吉（Peter Fonagy）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和依恋理论学家，他曾对精神分析和依恋理论这两个领域做了如下声明：“它们水火不容。”（Fonagy，2001，p.1）在该言论发表后的几年里，随着福纳吉和其他人的关系逐渐缓和（Fonagy，Gergely，& Wolitzky，2008），两种理论的支持者之间的不和也渐渐消失了（Eagle & Wolitzky，2009）。一开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个问题说来话长。简单来说就是弗洛伊德自己对于创伤的看法并不统一，而鲍尔比又和弗洛伊德对创伤持有不同的看法。我想这个故事的梗概已众所周知，但我还是想再讲一遍，以凸显鲍尔比的激进主义。
弗洛伊德在治疗生涯早期，就渴望了解成年患者各种症状的童年起源，这些症状包括焦虑、抑郁、自杀企图、躯体疼痛感，以及伴随生动幻觉形象的情绪爆发——我们至今仍在面对这些和创伤性童年关系相关的杂乱症状。在与18位患者工作后，弗洛伊德在1896年总结道：“通过追根溯源……我们发现多个案主的早期经历中都有不成熟的性经历，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但这些经历仍然可以在分析工作中重现。”（Freud，1896/1962，p.203）到1897年，他改变了主意，在给同事威廉·弗莱斯（William Fleiss）的信中写道：“在任何一个个案中都有令人吃惊的事情……问题在于父亲的某些不正当行为。”但后来他又得出结论说：“‘几乎每个孩子都经历过不正当性行为’这一说法并不可靠。”（Freud，1954，pp.215-216）1933年，他在书中再次提到了这一点：“我的几乎所有女性病人都告诉我，她们被父亲引诱了。最后我才幡然醒悟，她们在工作室报告的事情并不是真实发生的，症状并非由真实发生的事件引发的，而是由幻想引发的。”（Freud，1964，p.120）弗洛伊德从不怀疑早年创伤，特别是性虐待给患者带来的潜在破坏性影响，但他开始怀疑这类事件是否普遍存在。于是他解释道：患者的症状源于被禁止的早期性欲望以及与此相关的冲突，而并非真实发生的创伤经历。因此，在不否认现实创伤造成的影响的情况下，他将重点从外部现实世界转移到内部无意识的冲突，这些冲突源于那些强大的、被禁止的性冲动和攻击冲动。
在20世纪30年代初，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鲍尔比开始接受精神分析训练，他开始对母爱剥夺和心理障碍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他主要关注孩子与母亲分离的经历，同时也关注母亲的情感态度对孩子产生的影响。侧重于关注孩子外部世界的鲍尔比，与那些侧重于关注内部世界的精神分析同事格格不入。这在他与自己的精神分析师乔安·里维埃（Joan Riviere）的反差中可见一斑，后者曾写道：
精神分析是……无关乎外部现实世界的，也不关心儿童或成人对现实世界的适应，更不关心疾病或健康，美德或恶习。它仅仅关心充满稚气的头脑里想象的画面、虚幻的快乐和可怕的惩罚。（引自Fonagy，2001，p.90）
福纳吉提到的这种“水火不容”也源于精神分析学家对鲍尔比的工作的过分简化，以及鲍尔比对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的过分简化（Fonagy，2001）。在整合精神分析和依恋理论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Fonagy，Gergely，& Target，2008），但原则上二者并没有矛盾：创伤事件基于个体的主观体验发挥其影响，在理解创伤时，我们必须始终同时考虑外部和内部现实。此外，尽管创伤领域争议始终不断（van der Kolk，2007），但现在已有大量研究能够证实儿童期各种形式的创伤事件发生的频率（Koenen et al.，2008），以及它们所产生的长期影响（Felitti & Anda，2010）。
在这本书中，从对发展的回顾到对心理治疗的讨论，我始终坚持认同鲍尔比对分离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在分离的问题上鲍尔比追随了弗洛伊德（1936）的脚步。在《焦虑问题》（The Problem of Anxiety）一书中，弗洛伊德断言，婴儿期的基本危险，例如被孤独或黑暗所包围，或者和陌生人在一起，“都可以被还原为他们在那个时刻感到自己失去了所爱（所渴望）的人”（p.75）。弗洛伊德强调了婴儿在面对未满足的需求时的那种无助的情况：“婴儿会将这种情况判定为一种危险的情况—— 一种因需求未被满足而紧张加剧的情况 ，一种他对其无能为力的情况”（p.76）。与弗洛伊德相反而与鲍尔比相似，我将强调 心理联结 是基本的需求：从技术上来说，安全感的获取以及其他需求的满足都来源于心理联结——心智化。也正因此，我认同鲍尔比最初对于分离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我还将压缩时间框架，从关注持续很久的分离、永久的分离转向反复的、短暂的分离，这些分离使孩子不得不在心理上独自承受极度的痛苦。这些痛苦构成了创伤的本质，弗洛伊德、鲍尔比和福纳吉在过去几十年里越来越清晰地解释了这一点。
20世纪40年代，鲍尔比（1944）发表了他的第一项研究成果。这是一项针对青少年犯罪行为（尤其是盗窃行为）早期起源的深入研究。令鲍尔比特别震惊的是，他观察到了在12个月大之后和母亲长期的分离对其中被标记为“无情感者”的犯罪儿童这一亚群体所造成的影响。用他的话说，这些孩子无情、冷漠、无法形成有爱的关系。鲍尔比把他们对待人际关系的态度看作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他们非常渴望某个人却不让他人靠近，原因是他们不想冒失望和愤怒的风险。如果对他人展现出冷漠或不喜欢，就不会赋予他人任何伤害自己的力量。”（p.20）尽管鲍尔比强调这些儿童在成长经历中和母亲有过长期分离，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们也受到了各种形式的虐待，这在他呈现的材料中是显而易见的（Follan & Minnis，2010）。鲍尔比渐渐成为专家，世界卫生组织（WHO）聘请他就流离失所对儿童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一次全球性的专业知识总结。基于这项调查，鲍尔比（1951）写了一篇关于孕产妇保健和心理健康的专题论文，而后声名大噪，一跃成为该领域世界公认的专家。
儿童和母亲分离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母亲长期入狱、长期住院，以及儿童在不同寄养家庭之间流转。所有这些分离都有可能损害儿童的心理健康。20世纪50年代，鲍尔比和社会工作者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合作，罗伯逊仔细观察了母亲长期住院所致的分离对年幼儿童的情绪影响，发现了一个典型的反应序列：从最初的 抗议 （例如哭泣和紧贴），到 绝望 （例如无精打采，对父母的回归失去希望），最终通向 漠然 （例如对重逢的父母明显漠不关心）。专业人士通常会尽量减少这种分离带来的情绪影响，因此鲍尔比和罗伯逊当初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鲍尔比的协作下，罗伯逊拍摄了一部辛酸的影片来记录孩子和抚养者分离后的反应，但鲍尔比和罗伯逊始终与儿科医生、护士和医院管理人员进行着艰苦的斗争，这些工作人员往往忽视他们的观察的重要性。最终，两位心理学家的发现促成了医院向家长开放探视，尽管现在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但在当时却是不被允许的。
在职业生涯初期，鲍尔比就跳脱出精神分析，将外部世界作为主要考量对象。此后不久，他再次跳脱出精神分析，将依恋与动物行为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例如，正如我们许多人所观察到的，小鸭子会跟随它们出生后看到的第一个移动的物体，通常是它们的母亲。鲍尔比（1958）提出，在许多物种中，母婴联结的过程是为了在进化过程中确保婴儿与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以保证安全，尤其是免受捕食者的侵害。因此，母亲自然而然会与婴儿保持亲密关系，正如婴儿也会自然而然与母亲保持亲密关系一样。例如，分离会导致许多物种的幼崽发出痛苦的哭喊，这是一个信号，让母亲与幼崽重新建立联系。鲍尔比对动物行为学的兴趣，加上他对精神分析学将食物（和口欲期）视作母婴关系的基础的反对，使他在精神分析同行里备受排挤，其中一位同行调侃道：“婴儿无法跟随他的母亲，他又不是鸭子。”“对一只鹅进行精神分析有什么用？”（Karen，1998，p.107）
随着鲍尔比对进化功能和动物行为学观察的深入了解，他认为依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肢体接触来获得保护。
我的观点是，同其他物种的幼崽一样，人类婴儿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形成了一套复杂而平衡的本能反应装置，其功能是确保他获得足够的父母照顾以维持生存。为此，这套反应装置包括促进他与父母亲近的反应和唤起父母活动的反应。（Bowlby，1958，p.364）
但鲍尔比（1958）也认识到人类依恋的情感功能：当受到惊吓时，婴儿与照顾者亲近以寻求“安全港”（p.370）。我们应该牢记这一基本原则：当受到威胁、遇到危险、痛苦或生病时，孩子倾向于与母亲接触，以恢复安全感、安定感和幸福感。母性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激发以保护婴儿免受伤害，减轻婴儿的痛苦。鲍尔比也提出，我们对依恋安全的需求不仅存在于婴儿和儿童时期：因为个体始终需要保持安全感，并在面对危险和困境时找到安慰，所以这种需求贯穿着人的一生。
玛丽·安斯沃思
鲍尔比开始对母爱剥夺产生兴趣时，玛丽·安斯沃思正在多伦多大学撰写她的心理学博士论文《安全理论》。十年后，安斯沃思确立了自己在心理诊断和心理研究领域的专家地位，她和丈夫搬到了伦敦，很巧地找到了一份协助鲍尔比进行依恋关系研究的工作。在与鲍尔比共同工作了几年后，她和丈夫一起搬到了乌干达，在那里谋取到一个教学职位。她开始在家庭环境中研究母婴依恋关系（Ainsworth，1963），这些研究后来成为依恋研究的基础。为此，她在研究的时间框架上做了巨大的转变：开始研究日常生活中平常的短暂分离和重聚的影响，而鲍尔比一直在研究重大（如长期）分离的影响。关键的是，她还检测了依恋行为与母婴关系的情感质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她为研究依恋互动中的心理疏离（这也是我所关注的）开辟了新天地。
在乌干达，安斯沃思（1963）和她的助手在9个月的时间里为28个婴儿做了很多个小时的家庭观察。通过最初的研究，她能够区分出安全和不安全依恋两种不同的模式。回忆起她早先在多伦多大学安全理论方面的工作，安斯沃思观察到了依恋的另一个基础（加上鲍尔比的安全港的概念）：依恋为探索提供了一个 安全基地 。例如，她注意到这些婴儿会离开母亲进行短暂的探索性“旅行”，同时定期检查母亲的踪迹并进行短暂的接触，以确保母亲不会消失。
1956年，安斯沃思回到美国，加入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院，并于20世纪60年代恢复与鲍尔比的合作，在巴尔的摩进行了一系列母婴互动的家庭观察。在那里，她发现了和在乌干达观察到的基本相同的安全和不安全依恋模式。安斯沃思用她在自然情境下的家庭观察为依恋研究建立了基础，她设计了一个简易的实验室程序（被她称为“ 陌生情境 ”）来评估依恋安全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犹如神来之笔。本章稍后将结合婴儿期安全和不安全依恋模式讨论这一程序，它解决了鲍尔比最初关心的问题：与母亲分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与母亲重新建立联系以恢复安全感的重要性（Ainsworth，Blehar，Waters，& Wall，1978）。不过，安斯沃思在时间框架上进行了转变：将注意力从非同寻常的分离（长时间的分离和丧失）转移到普遍存在的分离（短暂的分离和丧失），近期越来越多的依恋研究证实了普遍存在的短暂分离也可能具有创伤性。
安斯沃思的才华还会在后面的章节不断得到体现，当然远不限于本书，她的研究才能不仅对依恋理论，而且为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儿童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鲍尔比的带领下，她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检验。精神分析理论最初是以成人对童年依恋关系的记忆为基础的，成人对童年的记忆在依恋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直接观察是无可替代的。毫无疑问，许多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尤其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观察，其许多观点与鲍尔比一致（Fonagy，2001）。同时期的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也为精神分析的发展性思考奠定了实证基础，他所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必须得到承认。（犹记得几十年前，我的同事马蒂·莱赫特曼（Marty Leichtman）闯进教室，向我们强烈推荐他读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婴儿的人际世界》（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我随即读了斯特恩的书，从此走入了鲍尔比的世界。）不过，安斯沃思系统的家庭和实验室观察给了依恋理论一个更坚实的发展研究基础，这使得接下来几十年的研究就像在这个地基上盖了一座大厦（Cassidy & Saver，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