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天是星期四，下午的天气还算不错，太阳从云层中跳了出来，把学校照得透亮透亮的。树上鸟的叫声和北汪边牤牛的喊声混合在一起，汇成一篇难得的乐章。三五个去厕所的学生听到“叮叮当当”的上课铃声，撒腿就往各自的教室跑去。一个五十岁的老者佝偻着身躯，手里牵着一头掉了牙的老绵羊，慢慢腾腾地上了高台子，从四年级的教室门前经过，又来到教室的东山墙旁，歇息一会儿，便缓缓地下了土坡。来到东边的杨树林里，老者放开牲畜，自顾自地抽着老烟袋。老绵羊啃着泛黄的青草，不时抬起头来，边嚼着嘴里的东西，边环视着左右，一副怡然的模样。

宝珍在只有十七名学生的班级里眉飞色舞地上完课，嘴里哼着一首革命歌曲，走在了回办公室的路上。难得有这份闲暇，她居然唱出了声音。歌声愈来愈响亮，吸引许多学生跟在她后面，不时地与她合唱。歌声同样惊动了办公室里的男老师们。一个个灰头灰脑的家伙，透过一扇扇破窗，一边聆听宝珍唱歌，一边惬意十足地欣赏着她美丽的身姿。

朱为民坐在办公室南边的窗下，身子动也不动，脸色十分难看。朱为民三十二岁整，个头足有一米八。他是南京人，七年前大学毕业，为支援苏北建设，和其他一百二十五位知识分子一起坐着同一列绿色铁皮火车，从南京来到了润水县。朱为民是山庙教育界有名的“数学王”，单论学生的统考或抽考成绩，整个公社也只有他稳坐在第一名的交椅上。他不光认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还在闲下来的时候刻苦撰写数学论文。他的《小学算术是这样教的》一文在上海一个学术刊物上发表后，深得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的青睐。他的母校师范大学曾派人过来，邀请他去大学执教，但最终因为他的意愿，而未能成行。

朱为民和宝珍的相识也是近几个月的事。当老师前，宝珍虽然是个活跃分子，唱了多台大戏，但都难以引起朱为民的关注。朱为民和宝珍对桌坐着，朱为民面朝东，宝珍面朝西，可两人一天也难得说上一句话。但一个月前，朱为民一改过去沉默不言的风格，有事没事就找个问题和宝珍搭讪。宝珍很乐意回答朱为民提出的那些幼稚的问题。后来，朱为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竟试探着露出喜爱宝珍的心意。宝珍越是闭口不语，他发起的攻势就越猛烈。

有一次，办公室没有其他老师在，朱为民就站起来，举起右手，激动地告诉宝珍：“我在心里爱你已经很久很久了！宝珍，虽然我在后行的名声不好，可不怪我，是那几个女人，我也没法形容，她们像商量好似的，一来到我的宿舍，就直接爬到床上，撵也撵不走。为了让你对我放心，我早已不和她们来往了。谁没有犯浑的时候？我是个男人，但没谁瞧得起我。如果不是有幸遇见你，我这辈子也许就废了。这些日子以来，只要一天见不到你的身影，我的心就像被猫抓过似的难受。我对天发誓，我爱你，爱你到永远。你是个好姑娘，心地善良，只有你才能挽救我这颗孤独的心啊！”

宝珍抬起头来，环顾一下办公室，才发觉自己正处于一个危险的环境里。她来不及收拾桌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便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朱为民追了出去，口中说：“难道你的心是铁铸的吗？”宝珍边跑边说：“别费那个心思了，我们不是一路人。”

朱为民一刻也未曾停下追求宝珍的步伐。在他的心里，得不到的才是最完美的。这天夜深的时候，他给宝珍写了一封情书，洋洋洒洒六千字，将上下五千年文学名著上出现的优美词语几乎用尽了。写好以后，他把信纸叠成一只“鸽子”，偷偷塞进宝珍南面靠墙的抽屉里。一连十七日，他共写了十七封信，却始终得不到宝珍的回应。

这是一个霞光灿烂的傍晚，朱为民趁宝珍不在，拉开她办公桌的抽屉。看到自己辛苦叠成的十七只“飞鸽”依然安静地躺在那里，他的心像被一块碾石揉碎了似的，从毛细血管里向外渗着鲜血。

宝珍悦耳的歌声再次响起来的时候，朱为民坐不住了，他跑出办公室，拦下宝珍。宝珍并没有避开这个瘟神似的黏虫，只是向他投去浅浅的一瞥。但就是这可有可无的一瞥，朱为民却甜到了心底。是啊，多少日子以来，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宝珍的影子在他的脑子里始终挥之不去，紧紧地箍在他的脑门上、心坎里，说疼不疼，说痒不痒，却极不舒服，让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虽然只是一瞥，却比正视他五个小时要温柔甜蜜得多，像大旱的时候突然下了一场细雨，尽管雨量不大，也足以湿润他干涸的心。

宝珍两只纤细的手各有分工，左手拿着一根竹子做的教杆，右手握着两本书，一本是四年级的语文教材，另一个是蓝色备课本。宝珍自年初到学校代课以来，一直很勤快，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她只念过两年初中，虽然教小学生语文、算术不在话下，但她还是刻苦钻研教材，尽量熟练掌握知识。宝珍是个善良的姑娘，拿学生当自己的孩子看待，谁要有个头疼脑热，她都会自掏腰包，买来药片，给学生喂下去。有的时候，个别学生因为家里穷，买不起圆珠笔，她也会主动把自己的钢笔送给学生使用。她不仅注重学校教育，还经常到学生家里走访慰问，从家长那里了解学生在生活中的表现情况。

每天，无论是办公室内，还是办公室外的地方，都被她打扫得干干净净。对自己做出的这一切，她不仅从没有后悔过，有的时候还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常在心里反省。在工作上，她是一个追求上进的姑娘，生活上却从不贪图享乐。平时，和家里人一起吃粗茶淡饭，穿的也和后行庄的其他姑娘一样，都是一些最普通的衣料。毕竟她又不同于普通社员，偶尔也穿一件红颜色衣裳。她常在重要的场合上穿着一双黑皮鞋。这双皮鞋是连福从县城里给她买来的，她平时舍不得穿，怕弄脏了、弄旧了，白搭连福的一片苦心。

大部分学生发现朱为民来了以后，就吐吐舌头，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只有三五个胆子大一些的孩子不把朱为民当回事，跟在宝珍身后，边小声哼着歌曲，边用手打着节拍。朱为民催促学生回教室去，但没人听他的，还都在继续唱着歌。朱为民气急败坏地吼道：“都给我滚回教室去，你们是哪个班的，我要到校长那儿告你们去，轻了扣你们班的分，重了弄个大牌子挂在你们的脖子上，在全校同学面前亮相。”

学校的大课间异常热闹，男学生们你追我赶，做着最简单也最省力的游戏；女生们做的游戏要比男孩的高雅许多，但也不外乎丢沙包、踢毽子之类。老师们坐在办公室里抽着老烟、侃着大山，难得有这样一段闲暇时光。个别爱凑热闹的老师走出屋外，倚在办公室的墙上，嘴里嗑着南瓜子，眼神却瞥向朱为民和宝珍两个未婚男女，希望两人之间能够发生点什么。

学校里共有十一名老师，来的来，走的走，铁打的学校，流水的老师，但这些年来，老师的数量却一直维持着这个数没变。老师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六个是本地人，其余五个是外地的下放人员，分别来自南京、苏州、上海三地。除朱为民和宝珍之外，其余的老师都已婚，大多有了孩子。这些已婚的老师都想撮合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尽管做了不少工作，却未能如愿。

朱为民和宝珍一前一后来到三年级与二年级两间教室之间的地方。朱为民低着头，脸色十分难看，他不希望自己的行踪被别人看到。宝珍的表现和朱为民恰恰相反，她把头抬得高高的，像在审问一个犯人，问道：“朱老师，有事吗？”朱为民压低嗓音，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一下，你收到我给你写的那些信没有？”宝珍故作惊讶地说：“没有呀！什么事，一个办公室坐着，还要写信？”朱为民挺起胸膛，眼睛直视着宝珍。过一阵，他咳嗽一声，用手背象征性地在脸上擦了一下，说：“我发现你的行色不对，就是最近的事，以前你可不是这样。每当遇到问题，都在第一时间和我探讨一番，如今究竟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还是看不起我朱为民？”

宝珍弯下腰去，用手掸了掸鞋上的尘土，不屑地说：“我身体好得很，不劳你挂念。朱老师，有什么话，请直接说吧。”朱为民向周围看了几眼，顿了顿，说：“那好，我就直说了，我说话也不喜欢拐弯抹角，这你是知道的。看你身上的褂子，人家都穿蓝色，你却穿一件红褂子，这样会把学生带坏的。还有，你脖子上的围巾，系什么颜色不好，偏偏是黑色，多不吉利，也和红红火火的新时代不符。再有，你脸上抹的是什么，自然点不好吗？我这人最喜欢自然。”宝珍歪着头问：“还有吗？”朱为民越来越激动地说：“还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还有一双黑皮鞋。”宝珍答道：“是的，怎么了？我就不能穿皮鞋？笑话！朱老师，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下面还有一节课，得准备准备。”

宝珍转身向南走去，她懒得看朱为民一眼，更不想继续听他毫无意义地说教下去。宝珍的背影极为清晰，和她的面相一样，在后行庄都是独一无二的。她头发乌黑光亮，飘逸潇洒，像一道瀑布从山顶一泻而下。她走路毫不慌乱，均匀地向前迈着中步，完全没把几个看热闹的老师放在眼里。朱为民急切地追了两步，扯着宝珍的褂子，逼迫她停下来。宝珍头也不回，厌烦地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朱为民生气地说：“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凭什么能买一双黑皮鞋？五块钱的工资要攒好几个月吧。宝珍，你不该这样铺张浪费。过去，你是多么淳朴，多么自然，多么可爱，我就喜欢你过去的样子。我就直说吧，这几天，你为什么要疏远我？我是人，不是妖魔鬼怪。我外公虽然跑台湾去了，但我已写下声明，和他全家划清了阶级界限。我是清白的，懂不？”

宝珍停下来，转过身，面对着朱为民，一字一顿地说：“你意思是和我们一样，都是好人，对吗？”朱为民激动地点了三次头，高兴地拍着手，说：“知我者，阿珍也！”宝珍倒吸一口冷气，厌恶地说：“牙都酸掉了。”见宝珍又要离开，朱为民迫切地说：“我可要到你家提亲去了，就这几日，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宝珍不屑地说：“省省吧，我告诉你，咱俩是不可能的。别看你是一个公办教师，工资高，不愁吃不愁喝，可全世界的公办老师又不止你一个，多如牛毛！”

朱为民说到做到，连续到宝珍家去了十二趟，几乎半天一趟，每趟都带去七八块钱的稀罕物，诸如罐头、苹果之类。这倒让徐凤举陷入了混乱的沉思中。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为民是他祈盼已久的乘龙快婿，但当好事真的要降临到头上时，他又不能不考虑政治上的影响。送的东西多与少无所谓，年龄大与小也无关紧要，关键朱为民不是个好人啊！他这个又红又专的革命家庭又岂能被一个黑五类染指呢？

到了第十五次的时候，朱为民下了血本，不光提来了两瓶“茅台”酒、一条“大前门”烟，还给徐凤举一百块钱，让他得闲的时候去街上买点茶叶。面对这么厚重的礼物，徐凤举却不放在眼里。他用手摁了摁烟袋锅里的烟灰，抽了一口，缓缓地说：“朱老师，又买这么多东西，图的啥嘛？你一个老师，也不容易，死工资，还要人情往来。不过，让你拿走，你又觉得失了面子。不让你拿走，好像我老徐爱财似的。算了，东西留下来，钱你拿回去。这叫什么事？卖闺女吗？我徐凤举还没穷到这个地步。至于你和宝珍的事，我看也不是不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老大不小了。”

朱为民挺起胸膛，自信满满地说：“大伯，我才三十二岁，刚进入而立之年。”徐凤举咳嗽两声，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小朱，你懂不懂？你也不易，一个外地人，父母早逝，别说后行，就是整个润水县，也没个亲人。”朱为民急忙说：“那些事我做得是有些过分，可都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我都已经改正了呀。”徐凤举淡淡地问：“断了？”朱为民松了一口气，说：“断了，心里只装着宝珍一个人。”徐凤举两手一摊，说：“其实，那也算不上什么事。”朱为民兴奋地说：“您老答应了？”

徐凤举站起来，手背在身后，缓缓地说：“自古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可你无家可归，年纪又比宝珍大许多，我看这事也急不得，总要征求一下四丫的意见。”朱为民搓着两只手，紧张地说：“大伯，您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哪轮得上小辈当家做主？反正我是铁了心的。您老人家看看这事什么时候办合适？定下一个日子，我好准备一下，把学校里的宿舍整个洞房出来，总不能结了婚还住你家吧？”徐凤举猛地转过脸来，气愤地说：“我家怎么了？金窝、银窝，也不如我的狗窝，何况又是招赘，不住我家，还能住在学校？俺家笼小，蒸不了你这个大胖馒头，你还是另寻高就吧。”朱为民急忙挽住徐凤举的胳膊，点头哈腰地说：“您老别生气啊！招赘倒不怕，怕就怕后行这个风俗。”

徐凤举不屑地瞥了朱为民两眼，用烟袋杆指着他的额头，说：“你也怕后行的风俗？告诉你，风俗并不可怕，入赘以后，在家叫徐为民，在学校、在外头，你还是朱为民，不能被人笑话，大男人，总得要个脸。可你知道吗？最大的脸面不是更名改姓，而是你头上这顶帽子。摘下来，你就是个人，戴着它，你只能是个鬼。知道那几个娘们儿为什么去讹诈你吗？讹你，你也不敢吭声。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对象吗？就是因为谁嫁给你都要受连累。这事我看，也不急，等我问问支书，看他是什么意见，如果能把帽子摘了最好，摘不掉，咱爷俩再从长计议。”

又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后行的玉米、大豆已经收割完毕，山芋还没到成熟的时候，小麦播种为时尚早，正是一个相对闲暇的时节。韩科成坐在大队部的办公桌前，一字不漏地看着铺在上面的《人民日报》。韩科成的个头儿在一米六五左右，不高不矮，年纪在五十岁上下，年轻时在新疆当过兵，一直保留着在部队时养成的行为习惯。屋子北头有一张单人床，铺的床单、盖的被子全是军绿色，就连刷牙用的茶缸也是他复员时从部队带过来的。当兵那阵子，他希望长期留在北疆支边，可他的父亲韩万里不同意，因为他是韩家的独苗。韩黑娥也给他写过信，催促他尽快回来。韩黑娥在信中说，如果韩科成年前回不来，她就要嫁人了。

接到公社通知，韩科成骑着车子，就到公社大礼堂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去了。礼堂坐落在公社大院对面，是一个威严的独体建筑，可一次性容纳五百人。礼堂内庄严肃穆，主席像两边红旗招展，喇叭里响起了高亢的乐曲，让人激动不已。没多会儿，公社党委和革委会两班人依次来到主席台前，在指定的位置上就座。革委会主任高福刚坐在公社第一书记的左手位置，面色凝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会议开得异常热烈，公社第一书记讲了有关生产方面的内容以后，又向与会同志传达了县群众专政指挥部的工作部署，要求各级加大对“地、富、反、坏、右、特务、走资派、叛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九种人”专政的力度，再掀运动新高潮。会议在一曲《国际歌》中胜利闭幕以后，韩科成没有急于回大队布置工作，而是沿着礼堂北侧的小石子路向西走去。在约一百米的地方，他停下来，嘴里抽着一根烟。

这是公社的家属院，房子于两年前建成，共两排，青砖青瓦。高福刚的宿舍是个小院，门前有一条南北小路，前面是一片刚铺的水泥地。宿舍的东山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有人用粉笔写了一行黑体大字——“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黑板的上方镶着一盏罩子灯，光线微弱却足以照亮行人的脸。韩科成尽量离罩子灯远一些，他不想被别的干部瞧见，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约半个钟头过后，高福刚阔步走来，胳肢窝里夹着一沓文件和几张报纸。高福刚穿着朴素，上身是一件灰色的卡中山装，左兜上别着两只“英雄”钢笔，一支是黑色的，另一只是绿色的。他下身是一条黑棉布裤子，看样子被熨斗烫过，脚上是一双黑色圆头布鞋，上面盖着一层细密的尘埃，看样子已经好长时间没刷洗过了。

高福刚进了小院，转过脸来关门的时候看见了韩科成。两个曾在新疆部队战斗过的老战友没有太多的客气话，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两人先后走进屋子。屋内的摆设极其平常，床摆在北头，两把木椅分列在南面的东西两侧。办公桌是公家的，侧面上镂着“山庙公社”四个白字。桌上放着一些文件、报纸和两套碗筷。两人一坐定，就海阔天空地唠起嗑来，从当年在部队时的摸爬滚打一直聊到当前的斗争形势。韩科成兴奋得像个六岁孩子，不时地对政治形势做出判断。而高福刚却故意转移话题，对韩科成的高谈阔论并不感兴趣。

畅谈之后两个老战友揣着各自的心事，谁也不说一句话。屋里静得出奇，只有墙上那只挂钟发出一串“滴答滴答”的声音。韩科成喝下一口“龙井”茶，换了一副笑脸，对高福刚说：“在其位，谋其政，作为革委会主任，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贯彻上级的指示。高连长，刚才见你在主席台上坐着时的样子，真替你捏一把汗呢。再这样下去，会影响到你政治前途的。看那些领导，哪个不是左右逢源，唯恐跟不上形势落在别人后面。”高福刚面无表情，他把手中的《人民日报》轻轻放在面前的木茶几上，直接向韩科成下了逐客令：“没别的事情，回去吧，你和我不一样，我是走读干部，你有家，弟妹还等着你呢。”

韩科成把身子歪在椅背上，并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吐了一口烟，说：“老首长，还是那件事，别怪我多嘴，也是谈最后一次了。我那闺女莲莲也不小了，今年也算二十一了。这孩子你也见过，心眼直，老实本分，勤快能干。两个孩子的事，我看还是尽快定下来，省得心里打鼓。”韩科成喝了一口茶，放下乳白色茶杯，继续说：“按理我不该攀这个高枝，可总觉得两个孩子挺般配的。如果你没忘记咱俩在部队上那些年情谊的话，就把这事趁早办了吧。我三个闺女，你知道，还有一个小子，都撵一块儿去了，办一个少一个。人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送走老的，给小的娶上媳妇，闺女打发出门，这一生才算完结。少一样，心里都不舒坦。我和你不同，你是高官，公家人，我只是一个泥腿子，凡事都得看周围人的反应。儿子别管怎么样，反正是娶亲成家，跟老子生活在一起，坏点、好点，事情都不大。闺女就不一样了，不管怎么说，陪嫁是必不可少的，不能让周围亲邻笑话。而且，嫁了过去，还要过日子，陪不尽的闺女，办不尽的年，总要说得过去才是。”

高福刚叹了一口气，说：“老韩，你不是不知道，志锐这孩子腿上有残疾，哪里配得上你家侄女呢？如果硬要拉郎配，让我心下又何忍啊！是的，咱俩过去开过玩笑，给孩子定了娃娃亲，也巧，我生了儿子，你又有了一个年龄合适的闺女，可志锐实在让我放心不下啊。”韩科成端起茶杯，说：“莲莲你就不要担心了，从小就听话，不会有任何意见的。我只是担心，孩子成家以后，在县城没个正当职业，也不是个事儿，你堂堂革委会主任的面子也不好看，是不是？”说了一圈子话，韩科成终于做通了高福刚的思想工作，觉得再没有必要耽搁下去，就站起来，往门外走去。高福刚兴致却很高，再三邀请韩科成留下喝酒。韩科成手握着车把，说：“不喝了，最近胃不大好，一喝酒，就上火。”

高福刚关心地说：“要多加注意，少吃酸的、冷的、甜的，多吃热饭，多喝热汤，母鸡汤最养胃，家里有不下蛋的鸡，就让弟媳妇杀一只，炖一碗，喝下去就好了。日子长着呢，好东西还多着呢，得有个好胃口才行。不过呢，你也不要太紧张，十人九胃，哪天让志锐从县里捎瓶胃药，给你送去，预防和治疗一起，不会有问题的。”韩科成佩服地点着头，然后关切地问：“志锐这孩子怎么没见到他？这孩子真好，跟我就是有缘，几天不见心里就想得慌。”高福刚扶着韩科成的肩膀，说：“回城去了，肉联厂招工，不能让这孩子在这儿瞎胡混，打着我的旗号，身边招了不少混混，再这样下去，我都要受连累了。”韩科成哈哈一笑，说：“聪明的孩子都这样，要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我老韩还看不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