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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长一早就来到法庭。他体格魁伟，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生活十分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去年夏天她住在他们家里，最近从南方来到彼得堡——来信，说她下午三时至六时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好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在别墅里他跟她可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啊。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柜的最下层拿出一副哑铃，向上、向前、向两边和向下各举了二十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毫不费力地蹲下来三次。
“要锻炼身体，再没有比洗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办法了。”他边想边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隆起的一大块肌肉。他还要练一套击剑动作（他在长时间审理案子以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庭长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个身材不高的法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耸起肩膀，脸色阴沉，走了进来。
“玛特维又没有来。”那个法官不高兴地说。
“还没有来，”庭长一边穿制服，一边回答，“他总是迟到。”
“真弄不懂，他怎么不害臊。”法官说，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
这个法官是个古板君子，今天早晨同妻子吵过嘴，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妻子要求他预支给她一些钱，他说决不通融，结果就闹了起来。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不开伙，他别想在家里吃到饭。他听了这话转身就走，唯恐妻子真的照她威胁的那样办，因为她这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嘿，规规矩矩过日子就落得如此下场，”他心里想，眼睛瞧着那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正宽宽地叉开两臂，用细嫩的白手理着绣花领子两边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扬扬得意，可我却在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拿来一份卷宗。
“多谢！”庭长说着，点上一支烟，“先审哪个案？”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若无其事地说。
“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他估计这个案子四时以前可以结束，然后他就可以走，“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那么勃列威来了吗？”
“他来了。”书记官回答。
“您要是看见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勃列威是在这个案子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来到走廊里，遇见勃列威。勃列威耸起肩膀，敞开制服，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沿着走廊像跑步一般匆匆走来，鞋后跟踩得咯咯发响，那只空手拼命前后摆动。
“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说。
“当然，我随时都可以出庭，”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
“毒死人命案。”
“太好了！”副检察官嘴里这样说，其实他一点也不觉得好，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许多酒，打牌一直打到半夜两点钟，又到正好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待过的那家妓院去玩女人，因此他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案的案卷，此刻想草草翻阅一遍。书记官明明知道他没有看过这案的案卷，却有意刁难，要庭长先审这个案。就思想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个激进派。勃列威却思想保守，而且也像一切在俄国做官的德国人那样，特别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又很羡慕他这个位置。
“那么，阉割派
教徒一案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我说过我不能审理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也将这样向法庭声明。”
“那有什么关系……”
“我不能审理。”副检察官说完，又这样摆动手臂，跑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他借口一个证人没有传到而推迟审理阉割派教徒的案子，其实这个证人对本案无足轻重，他之所以推迟审理只是担心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被告很可能被宣告无罪释放。但只要同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就可以转到县法庭去审理，那里陪审员中农民较多，判罪的机会也就大得多。
走廊里熙熙攘攘，越来越热闹。人群多半聚集在民事法庭附近，那里正在审理那个喜欢打听案情的相貌堂堂的先生向陪审员们讲述的案子。在审讯休息时，民事法庭里走出一位老太太，就是她被那个天才律师硬敲出一大笔钱给一个生意人，而那个生意人本来是根本无权得到这笔钱的。这一点法官们都很清楚，原告和他的律师当然更清楚；可是律师想出来的办法太狠毒了，逼得那老太太非拿出这笔钱来不可。老太太身体肥胖，衣着讲究，帽子上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从门里出来，摊开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嘴里不断地对她的律师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您帮个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律师望着她帽子上的鲜花，自己想着心事，根本没有听她说话。
那位名律师跟在老太太后面，敏捷地从民事法庭走出来。他敞开背心，露出浆得笔挺的雪白硬胸，脸上现出得意扬扬的神色，因为他使头上戴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而那个付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以上。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律师身上，他也察觉到这一点。他那副神气仿佛在说：“我没什么值得大家崇拜的。”他迅速地从人群旁边走过去了。